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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在海口的外乡人来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去近的地方就走路，去远的地方就叫出租。有一次我试图给公司省点钱，就站在车站上等车。但汽车来了之后，看到满车的海南人，我就本能地不想上去了。那些海南人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很自然地推断出：他们的思想也和我们是两样的。不管这推论正确与否，我们事实上是将自己孤立了起来。所以我在海口，比在北京，更多地乘出租。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出租车里，望着海口街头的灯火，以及灯火照耀下的各色物品，忽然想起了我留在北京的那些东西。我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五年中始终没有固定的住所，搬了六次家，东西越搬越少。最后这一次，为了到海南来，我把仅剩的那些书、没来得及洗的羽绒服、被子、塑料茶杯、仿古首饰盒，还有指甲刀等等，收拾进六个纸箱子里，委托一个开餐馆的朋友替我保管。他亲自带我到仓库，绕过装着健力宝、可乐的纸箱子以及装着小米、面粉的麻袋，把我的六个箱子放在仓库的最里面。他对我说：“只要我的餐厅不倒闭，你的东西就会永远在这里。”然后我们锁上门，走了。我忽然想起了那一幕，又不禁追溯起更远的几次搬家。想起我那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现在分散在北京的三，四个角落里，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忽然就对目前的状况产生了不满，又极想回到北京，找到一间固定的房子，把我丢掉的那些东西再次聚拢来。 然而我立刻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我想我是太没有出息了。我已经27岁，至今一无建树，反而在身边积聚起越来越多的附件，披挂一身，越往前走越困难。好不容易下决心来海南，却又想着回去。我的惰性真是太大了。我不禁想起一个大学同学，她在毕业的当年就去了美国。手里只提着一个旅行箱。那么说，我懒于变化是因为我有着太多的行李？为什么我不能把那些行李扔掉？我这样想着，脑海里就出现了她的形象， 其清晰度超过5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孩，长发在风中飘散。她那么瘦弱，轻盈，令人担心她会随着头发飘走。我恍然大悟：我之所以潇洒不起来，原来是因为我长得太胖了。 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心里就稍稍安定了些。身材是天生的，是无法改变的，我的身材决定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懒惰与优柔寡断，决定了我只能在地上缓慢地爬行，决定了我要忍受羡慕的痛苦。 我浮想联翩，心情渐渐轻松起来。 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我该辩认一下道路了。我今天晚上的工作是去一个服装店看样。这个服装店正在为我们公司的职员作工作服。这项工作本来是一个叫文丽的女孩子负责的，而这个女孩子不久前忽然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公司。这时车离开了大路，拐进了一条小街。这条小街属旧城的一部分，街面很窄，两旁是两层高的旧式楼房。楼房的底层都凹进去一个铺面宽，由两根水泥柱支撑着二层凸出的部分，这样的楼房一座挨一座，整条街便由柱子隔开了两条步行的小路，让人弄不清是道路侵占了楼房的地盘， 还是楼房在向道路扩充时受到了阻碍 。当你被这些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种暧昧的意味。这里的霓虹灯也比大街上的要少，而且多有残破，车子便也在这种充满了海南色彩的暧昧的气氛中放慢了速度。 我还没有适应这种气氛，车子右拐，又进入了一条更窄的小巷。这种肮脏破旧租金低廉的小巷就没有了海南色彩，和我到过的任何一个乡村小镇一样。小巷两旁都是平房，面向街的一面没有墙，铁门帘高高卷起，嵌在房顶上。那些小平房里大约都是服装店，街两旁弥漫着一片缝纫机的‘呀呀’声。车灯扫过去，我们在声浪中寻出一块停车的地方。 我付了钱，走下车，掏出兜儿里的地址看了一眼，车子停得很准确，面前这家就是‘富人制衣厂’。 老板娘四十多岁，坐在正对着门的一架缝纫机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说明我是XX公司的，来为那批工作服送扣子，顺便看看工作服作得怎么样。 “文丽怎么没来？”她问。 我告诉她文丽走了。我说这话时一点儿也没有考虑过她是否听得懂，什么叫“走了”？等我深入了解了一些海南生活之后，我才知道这样说话是不行的，无法与人沟通。但在当时，我只想着文丽离开公司了，就是走了。老板娘听了我的话，什么也没问就站起来，接了我手中一塑料袋的扣子，一掀门帘，走进了里屋。 她进屋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这间铺面。铺面很窄，两台缝纫机几乎就占了大部分的面积，空中也被利用着，挂着一排排作好的衣服。有上衣，有裤子，也有风衣，虽然细看起来都是不错的质地，但因为长短不一，便使房间显得凌乱。地上满是碎布头以及缠在一起的碎线，稍微大一些的布块上就印着清晰的泥脚印。我感到很不快：我们那家实力不错的公司，怎么会在这里作工作服呢？ 也许那个文丽有什么问题吧？于是趋近前来，仔细打量那些挂着的成衣。 正看着，老板娘一掀门帘又走了出来，我抬头一看，门帘掀动之处，似乎有道银光在她背后一闪。 她说：“扣子正好。” 我向右侧倾斜了一下身子，似乎是想绕过她的身体看个清楚，但是门帘垂了下来，只看到门帘上面褐色的图案，一朵一朵的牡丹花，想来当初曾是深红色的。 我告诉她：我不光是送扣子，我还想看看衣服作得怎么样。 她面无表情：半成品有什么看头，不过你要看就进来吧。说罢掀起门帘，引我进了里间。 里间有个很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堆着已经作好但还未熨的衣服，她走到工作台前，一边翻找着一边用方言重复着一个两音节的词：XX，XX，XX。我猜是：看吧，看吧，看吧。而言外之意却是：你能看出什么？ 其实我根本就没看，因为我一进门，就被迎面墙上挂着的一件旗袍吸引住了。那件旗袍的质地与颜色很抢眼，是银灰色的缎子，右半身全是鲜艳的粉红丝绣的玫瑰。我其实根本不懂旗袍的好坏，只是它的颜色太明亮了，在这间晦暗的房子里十分突出，令人无法不注意到它。 我注意到了旗袍，而老板娘注意到了我，她忽然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这句话太突然，我一下子没有反应，我注意到这件旗袍，仅仅因为它的颜色，我并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有生以来我从未想过我这样的身材能穿旗袍。我笑着摇摇头：我恐怕穿不了。 老板娘一笑：试试怕什么？ 说罢她走了过来，用一根长竹竿将挂着旗袍的衣架挑了下来。 那片银灰色就摊放在我的面前。粉红色的玫瑰在灯下跳动着。老板娘扭亮了我面前的台灯，粉红色的四周又罩上了一层金色。 我脱下了牛仔裤、 T恤衫，换上了那件旗袍，然后站到镜子前。镜子中的我令人失望：腹部微隆，胸部也没有挺起来。我有些尴尬，本来被休闲服遮掩住的缺陷，现在在旗袍的光辉之下暴露无遗。于是我伸手去解颈边的扣子，想赶快脱下来。 但是老板娘制止住了我。她伸手拽过一张旧报纸，把我从胸部以下遮了起来，然后示意我再向镜中看。我起初不明白她的意思，俯过身去细看，竟发现自己也有几分可取之处。主要是那张脸，被闪光的缎子衬得有了几分生气，一枝若隐若现的梅花从水中浮了上来，又被小巧的立领挡住，意犹未尽之下再向上看，顿觉人面也成了梅花。 然后她把报纸拿开，出现在镜中的又是那个毫无生气的身体，与刚才的局部效果迥然不同。 老板娘用南方话嘀嘀咕咕了一阵，我约略听出了点儿意思，翻译成我们常用的语汇就是：人要对自己有信心，女人更应该自信，在海南的女人尤其要自信，要觉得自己漂亮，想办法觉得自己漂亮。 我笑着又捡起了那张报纸，挡在胸前，比来比去。 老板娘换上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看明白了吗？这件旗袍简直是给你作的，只是你要换个合适的胸罩，再穿一个腹带。 我摇摇头：我讨厌那些，勒得难受，人总不能为衣服而生存。 她一下子没听懂我的话，瞪着眼品味了一会儿，然后又是一阵嘀嘀咕咕，这次嘀咕的频率更快，我几乎听不懂，但我从她那撇着的嘴角感觉到：她是在表示对我的轻蔑。我一下子联想到我在车上对自己的谴责，于是她的话听来就象三个字一组的咒语：没出息，没出息，没出息。我生气地解开领扣，然后又用力地一个一个往下解侧面的扣子： “又不是我的衣服。” “你要喜欢我就卖给你，八十块。” “这么便宜？”我倒愣住了。 老板娘转身走了出去，似乎是嫌我耽误时间太多。缝纫机声又“呀呀”地响起，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继续问她：“这件衣服可不止这个价呀。” “这件衣服已经做好两个月了，没人来取。”她倒挺坦率。 “那你就敢卖？” “我得收回手工费，我一个钱也不多要。” 我想了一下， 觉得她也有理，要论这件旗袍的质地，成本得300，若是摆在大商场，那就更贵了。而她只是不愿白干而已。可是，仅仅两个月不来取就给人家卖了，未免太冷酷了。好象是在宣判一个人的死刑。 “要是人家回来问你要怎么办？” “不会回来了。” “你这么肯定？ ”我这时已经换好衣服，走了出来。老板娘伏在缝纫机上，随着机器的节奏，头一点一点。嘴里依旧用方言念念有词，我听来就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重新挂回墙上的旗袍，心里感到一阵别扭，象是看着一个吉凶未卜的失踪者的影子，而我也沾染上了那影子的气息。 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躺下之后忽然想起：我竟忘了看样。都是那旗袍占据了我的注意力，使我把工作都忘了。于是我对那小店的疑虑又再次升起：会不会是老板娘设下的圈套？ 也许那批衣服的质量有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方式的回扣？可是怎么会那么巧，就有那么一件合适的旗袍，摆在那里？ 此后的几天，我总想问问同事海南作生意的规矩，又怕人怀疑，于是就假托别人，讲了上面那个故事，最后问他们：在海南，一件衣服两个月不取，是不是就意味着永远不取？ “差不多”，大家异口同声。 为什么呢？ 那谁知道，出事儿了？ 被抓了？回大陆了？跟人私奔了？本人突然破产了？或者原来养着她的老板突然破产了？ 他们七嘴八舌，讲出了许多理由。每条理由都不是善终，这使我感到不快，本能地排斥这些推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推测还是占据了我的脑海，挤占了原本应是属于想象力的空间。我只能细细地琢磨这些理由。每条理由后面，都有一个标准模式的故事。于是，一个个与这些模式相应的女子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脑海里，便经常闪现出那件旗袍。有时是出于纯粹的审美，那种审美的快感令我昏昏然。有时又是觉得它便宜，想到它是如此便宜，我就忍不住窃笑。这么一件旗袍，就让我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那些天，海口的天空也经常是灰色的。有时还下着小雨。坐在车里向外望去，整个天空似乎都是那件旗袍的前襟，车子拐进破旧的小巷，缎面被撕碎了。我的想象到此为止，缎面被撕碎了，后面是什么？应该是肉体吧。我不敢再想了。我一直以为想象是最不需要胆量的事情，是我这样懦弱的人唯一可以无限制地从事的，怎么我还会有不敢想象的时候？ 那个离开这件旗袍的女人，她是为了什么样的理由呢？她现在在哪里？她现在穿着什么？ 在我所无法想象的生活里，她是否也会蓦然回首，想起挂在墙上的那件旗袍？ 有的时候，我真想把它买下来，但我随即又对自己展开了批判：你怎么又要在身边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了，聚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以后呢？你能持久地把它保存在身边吗？ 一想到前途，我就开始没精打采，垂头丧气。 但是这件旗袍也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我开始感觉到了物质的诱惑。那是质地的诱惑，颜色的诱惑，而不是名称的诱惑。我感觉到我突然看见了物质，这种感受和我在北京时截然不同。每当我看到一件东西时，我看到的总是质地、纹理、线条、颜色，水泥的或者大理石的，亚麻的或者丝绸的，精致的或者粗糙的，原生的或者精心设计的…。我不再关心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叫什么，我沉浸在声音、色彩、触觉、味道等等细节之中，我与它们同行同止，比肩而立。 半个月以后，我们的工作服全部作好了。接到老板娘的电话，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取。这一次是傍晚，天还未黑尽，但霓虹灯已经开始点亮。南方的风温柔地吹拂着，吹到路边明亮的橱窗上，一切都现出一种柔和的光彩，街上人影幢幢，柔和地向前移动。我又感觉到了那种与物质的亲密的友伴关系，然而又有一种神秘的微笑藏在每一件物品的面孔后面。于是那种暧昧再一次凸现出来，在车子的前面，引领着我的路。 车子七拐八拐，停在了“富人服装厂”的门前。 老板娘出来迎接我，进门一看，二十几件工作服整整齐齐地摆在条案上。我检查了质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认为满意，随后就付了款。老板娘便指挥一个工人将衣服装进大编织袋里。我站在旁边，看着工人的动作，仿佛这一切都结束了，但又不甘心。我很想问问那件旗袍是否已经被人取走了，但我忍着不问。 终于，那工人拉上拉锁，发出一声绵长而刺耳的“兹啦”声，那声音缓慢而持久地深入人心，最后戛然而止。 完了，走吧。我一摆手。工人把提包拿了出去，放在出租车上。 这时，一直失踪的老板娘忽然又出现了。”就走？”她问。 我迟疑地点点头。她一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的心砰砰直跳。她拉着我走进里屋。我第一眼就看到那件旗袍仍然象上次一样，高高地悬挂在那里，放射着柔和的银色光辉。 “还是没人来领？”我用一种故作轻松的调侃的口气问道。 她不说话，把一个小纸包放在我的手上。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来自大百货店的纸包，不禁有些疑惑。 她笑着推了推我的手：“看看嘛，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胸罩和一个腹带。”给我的？” 她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 “作裁缝的眼力呗。” 我心里有些恐惧，似乎是有人在设一个精美的圈套。但嘴上却还作出不以为然的口气：“你们这些生意人 ，真会促销，拿你们没治。”尽管如此，我还是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小心翼翼地钻进了这个圈套里。我不敢直接去照镜子，而是斜视着老板娘。她直直地望着我，一步步地走近我。旗袍的光泽反射到她的脸上，使她的脸也平凭了几分光辉，甚至皱纹也显得浅了些。然后她站到我身边，拉着我向镜子走去。她的双眼始终不肯从我身上移开，完全是凭着感觉绕过工作台，绕过几个大麻袋，最后走到镜子前，如释重负地松开手：“好了，你自己看吧。” 我扭过头去，看到镜中一个丰满诱人的女人，穿着银色的旗袍，如一池春水，沉静地荡漾在沾满灰尘的镜子里。 我镇定了一下，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不错，的确不错，可也用不着这么吃惊呀？到您这儿来的顾客中 ，美女一定不少。” 老板娘点点头：“我吃惊是因为这旗袍就象给你做的，怎么那么合适？ 好象是一个人。” 她的带有职业性的目光再一次掠过我的胸、腰和腿，令我陡然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变成她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身材一模一样。我从旗袍对腰的束缚感觉到她的腰，从小腿上拂来拂去的下摆感觉到她的腿，从立领的支撑中感觉她的下鄂。从布料的质地上感觉她的皮肢。我几乎分不清是在感觉她还是在感觉自己了。 我忽然感到一阵沮丧：我大老远地跑到海南来，辛辛苦苦地改造自己，难道就为了顶替一个莫名其妙失踪的人？ 那个女人的面容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五官模糊，表情清晰：忧怨的或者冷漠的，悲伤的或者满足的，苍白的或者黝黑的，光洁的或者有雀斑的…。她好象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我对她的身体已经视而不见，因为我已经无须去看了。她的身体曾经被里在那件旗袍里，然后悄悄地消失，融化在无边无际的物质世界之中，现在又通过我显示了它的存在。 我恍恍惚惚地坐上了车，车的后排放着那个大编织袋。我仍然穿着我的牛仔裤和T恤衫， 那件旗袍则被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小巷大街依次从我身边掠过，但我视而不见，我的精神涣散着，象许久以前我那个女同学在风中飘散的头发。 我胸前的那件旗袍就在我神情恍惚的时候不见了。我没有注意到它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溜走的，但它确实不见了。这件不现实的事情反倒使我回到了现实中来。我欠起身，动手摇下了车窗，放眼向街上望去。南国的湿润的晚风扑面而来，一部分粘滞在我的头发上，一部分带动着根根短发向后掠去。 突然，我的眼前一亮。我看到在那条小街的一侧，在由于底层楼房凹进去而留下的那条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她有着一头长发和一件闪亮的旗袍。霓虹灯五彩缤纷，忽明忽灭，使我看不清它的颜色，但我知道：我认出了它。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然后静静地远远地看着那个身影。她也远远地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街上人影幢幢，但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她，她只为我一个人而显现。我相信了这一点之后，就有一个美丽洁白的身体从那件旗袍中走了出来，仿佛一个机械木偶，一步一步地，向着灯火闪烁的深处走去。 那件旗袍则依旧悬空立在街边，保持着被人穿在身上时的形态。只有下摆不肯安静，时而被一阵微风掀起，茫然而轻盈地，等待着自己的下一个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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