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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得荼一直把守着的那种内在的平衡，今年夏天彻底倾斜了。重大的断裂开始，从前某些时候只是小小的不适、隐隐的疑惑，现在变成灵魂重新锻造时的剧烈痛楚。 以往他的身体里另有一人，一个温和的，有些伤感甚至虚无的人，制约着他的生机盎然着的躯体，在某些人生的重要关口牵引住他，使他不至于和那个外在的、场面上风光的烈士的儿子拉扯得太开。他不是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少年岁月他曾经是非常走红的，他常常出现在一些庄严大会的主席台上，给外宾献花，做优秀少先队员们的楷模。这样的簇拥不但没有使他趾高气扬，反而折腾得他在疲惫不堪之后生了一场重病。他不得不到杭嘉湖平原上的养母处、那父亲和母亲长眠的茶园旁去休养生息。 那些岁月，他常常会在傍晚或者清晨路过茶园旁的烈士墓前。父母的牺牲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悲伤，也许那时候他实在太小，以后又来到了爷爷身旁。爷爷给了他应接不暇的日常生活，许多许多的细节都是重大的。他的目光从鲜花和掌声中收缩回来时，心里感到很轻松。乡村的生活虽然比城里要清苦，但他小心翼翼地向爷爷奶奶提出在乡下读书时，爷爷不顾奶奶的不悦，点头称是。他在那里读完了高中，每年寒暑假回家。乡间的父老谁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但他们给了他尊敬，却没有给他虚荣。他重新开始宁静下来，并学会了热爱宁静。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回城，爷爷会带他去走访一些人，如果爷爷不带他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杭州城里还生活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鼹鼠一样生活在地表深处，在南方多雨的细如蛛丝的小巷一闪，就消失在某一扇逼厌的门中。他们大多居住在大墙门院中的小厢房内，破破烂烂的家具中偶尔闪出一件精品。比如茶杯往往是缺口断把的，但上来一盘炒瓜子，那碟儿却是乾隆年间的青花。他们往往会有许多的礼节，让座的程序十分讲究，尽管那座椅已摇摇欲坠。有一次爷爷还带他去走访过一个怪人，他住在拱袁桥边一幢危楼中，爬他的楼梯时得荼真有一种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感觉。那人的屋里凌乱，到处都是纸片。看不出他的年纪，有一双亮眼，他和爷爷谈论文章之道，以及一些遥远的事情。爷爷的声音很轻，得荼在这样的时候翻着书，他接受另一种气息。出门时外面阳光灿烂，红旗翻飞，强烈的反差使得荼产生了幻想，他发现这是一个套起来的世界，像魔术一样，大箱子里套着小箱子，小箱子里又套着小小箱子。 他逐渐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格局——他自己的处境仿佛很好，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们却处境不好。他觉得自己这样夹在当中是很不自在的。罗力姑公和方越小叔犯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懂事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被专政的理由。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受的教育，是要让他成为这个专政中的重要一员，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为他自己心里萌生的反叛的种子而痛苦。爷爷说，不要急，到乡下去好好读书，我们会有办法的。要学会在惶恐面前做一个哑巴。 爷爷一点也不陈腐，他有他的并没有被打断了的一贯的生活信仰，这是得荼的生活总有所依赖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得放要幸福的。得放除了外在强制浇灌的精神营养之外，没有别的营养来源。得放的爷爷和得荼的爷爷不一样，嘉平爷爷也老了，但有一颗年轻的心，他狂热地放弃了许多以往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再想捡起，却已经残缺不齐了。 得荼在进入江南大学之前，良渚文化中的杭州老和山遗址、水田贩遗址以及湖州的钱山漾遗址都已经挖掘过了，当时已在学校教书的杨真，曾邀请嘉和兄弟去观看一部分出土文物，这杭家的两兄弟便带上了得荼。即使是在这样纯粹的学术活动中，他们的关注热点也大不相同：杨真和嘉平更关心的是这个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状况：等级、分配、权柄、战争与宗教等；而得荼和他的爷爷一样，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强烈地震撼了。杭得荼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称呼：壁、环、淙、磺—…·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黄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刚上高三。回家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突然跺脚站定，对嘉和说：“也不晓得那张茶桌现在在哪里了？”嘉和看看他，推着他往家走，一边说：“在哪里都一样的。”得荼说：“我真想把它再背回来啊。” 一切的犹疑，那些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的失意彷徨，至此戛然而止。得荼是从美切人史学的，从对美的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中突然觉醒了——首先是狂热地热爱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再慢慢地分辨真伪，然后，再从那美中对应而看到丑。第一次目睹良渚玉琼上的兽面神像时，他激动得发呆，激动得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激动，美使他眼眶潮湿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么竟然能使人落泪。 因为那种神秘的感觉——那种使他全身震颤、目瞪口呆、神情恍惚的感觉太强大了，太不可解释了，他进入了对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并非看不到假丑恶，但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更趋向于对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赞美和认同。在他成长的丰满期与成熟期中，爷爷的对细节的优雅关注、杨真先生的对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后来的吴坤的年轻的锐气和进取心，都给他海绵般正在努力吸收着生活养分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染。这些原本仿佛来自外面的东西，有的已经渗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则和他本人进行着长期的有时不乏激烈的冲突、消化或者排斥，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磨合。 他逐渐成了一个在人们眼里多少有些怪癖的人，比如不随大流，有时却又很极端，做一些别出心裁的决定，比如他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实在说不出名堂，暂时也只能归类在经济史中。大学毕业那年，他一个人跑到良渚附近安溪乡的太平山下，考证一个古墓，他断定它是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墓。这个写了《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给他一种启示：正史之外的杂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决定以研究食货等民间生活习俗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的毕业论文也很怪，《陆羽生卒年考》，详细论证了这位公元八世纪的古代茶圣的出生与逝世的年代。当时系里有领导就曾经跟他谈过，说他外语好，选择国际共运史更合适，他们劝他再作考虑。他想了想说，他已经决定了，不用再作考虑。 1966年夏天的杭得荼，从情感上他是绝不适应，从理论上他也是无法接受那种狂飙式的变革：周围的人们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计地学会仇恨，甚至于他本人也学会了抽象的仇恨：仇恨帝修反，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阶级敌人。然而，只要想起一个具体的人，比如想起远古时代人们磨打着玉壁的手，盛唐时代一双正在凝视着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还放在他桌上相片夹中的那个刚刚相识的女子的受难般的玉颈，他就心潮起伏，久难平静。他的那种内在的激动和外部生活的狂热，如两股平行着的山路，有时也交叉，但大多时候都是各顾各地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样一个灵魂双重攀登的早晨，他离开过杭城，又进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游。 杭得荼对湖州并不陌生，在湖州德清有着他的曾奶奶的娘家——那个据说是被他的小爷爷用大缸问起来后又吞金自杀的烈性女子的出生地。这个姓沈的家族，几乎是他杭家政治上的对立面，忘忧叔的父亲和他的曾奶奶之死与沈家人直接有关，他父母的牺牲也不能说和他们沈家人没有关系；反过来，据说那位大汉奸沈绿村的死和今天的茶学专家二叔杭汉以及他杭得荼母亲楚卿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得荼的童年里，就几乎是他的一部分亲戚和他的另一部分亲戚的殊死拼杀的过程。 杭家和沈家在抗战胜利后就几乎绝了来往。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之间已经彼此追杀得血赤淋淋，且沈家解放初镇压的镇压，逃亡的逃亡，自杀的自杀，出走的出走，当地已无人，也没有再交往的可能。说到底，他们沈、杭两家自结亲以来，就没有情投意合过。嘉和爷爷说，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或因为如此，去年得荼带学生到离湖州城东南七公里处的常潞多钱山漾去参观良渚文化遗址时，也没想过要到邻近的德清城去看一看。但是，来回两趟都路过德清，在青年学子的欢声笑语中，得荼还是想得很多。 德清这个地方，地处杭嘉湖平原西边，出杭州城百把里路程就到了。境内有清凉世界莫干山，夏天好避暑的人，大多都知道其名。还有个著名的唐代诗人，那“郊寒岛瘦”中的前者孟郊，也是德清人。得荼自小就随爷爷读他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少时读他的诗文，真有高山仰止之感，谁料就这么近在咫尺呢？ 沿路山坡上一路的茶山，密密匝匝，行行复行行，大学生们看着激动，纷纷寻找形容词，有人说像一条条绿弧线，大家听了都笑，说这也是形容？还有人说是群山的一顶顶毛线绿帽子，大家听了又笑，说像倒是都像了，不过给山都戴绿帽子，山也太委屈了。有个女生倒有想像力，说像是造物主奶奶纳出的鞋底子，不过是用绿线纳的，大家听了都说这才有点意思了。那女生就问杭老师，听说您的名字才是与茶有关的，得荼而解，就是得荼而解，您说，这高山坡上的绿茶像什么啊？得荼看来看去也找不到形容词，只好开玩笑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茶，可说乎？不可说也。说得大家都再一次大笑，这才把话转移了。 杭家得荼这代人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真正事茶了，只有得荼在研究地方志中的食货类时，对茶进行了专题的关注。他是专门研究陆羽的，德清的茶和茶事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茶经·八之出》有记载，说到浙西之茶，以湖州为上品，产于“安吉、武康二县山谷”。文字虽少，却是权威性的，定了德清产茶的品质和地位。得荼还记得旧年陪嘉平爷爷去庄府看农大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临别前庄先生送莫干黄芽数两，又说了一段当年轶事。那还是五十年代，庄先生曾在莫干山荫山街上，于一农妇手中买得十块钱一斤的芽茶，问产于何处，笑而不答。庄先生品饮之后，随即赋诗一首，其中有“塔山古产今何在，卖者何来实未明”之句。嘉平爷爷把茶和茶诗同时带回了羊坝头杭家，嘉和喝了，说好，似山中老袖。读了诗，却笑了，说：“到底是庄先生，两句都有典。”嘉平说：“前一句的典我倒还记着一点，县志上记着：茶，产塔山者尤佳。那后一句典出何处，倒是费解了。”嘉和淡淡一笑，回答说：“你这一典是古典，我这一典却是今典啊。典出中央文件，国务院不是早就规定了农民不得卖私茶吗？你想庄先生问那农妇卖茶何来，她敢回答吗？她笑而不答，庄先生不是只好‘卖者何来实未明’了吗？” 得荼不敢想像上一次来湖州与这一次来湖州之间，会有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他本来还计划着，陪爷爷专门来一趟湖州，一是去顾渚山下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杨真先生；二是走访一下位于武康的小山寺，爷爷说俗称此寺为翠峰寺，他年轻时还去过那里。《茶经》上记载的那个释法瑶，“耳垂悬车，饭所饮茶”，以茶代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爷爷说这个寺建于公元五世纪，至今还有遗址。然而，这一次得荼肩负吴坤的使命而来，却再也没有上一次来时的那种求知的热情了。另一种更为不安的激情，却以暧昧的方式引导着他，使他在深感不安的同时，却马不停蹄地直奔浙北。 湖州城离杭州三小时车程，将近城郊，有人站了起来，兴奋地指着车外说：“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老公还不相信，还要跟我打赌，说陈英士是孙中山看中的人。孙中山算个屁？要是活在今天，也不是一个走资派，一个赫鲁晓夫，说不定现在也在戴高帽子游街了呢！” 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难看，脸皮憔悴刻薄，眼梢吊起，嘴角下拉，看上去有些面熟，得荼心里一惊，突然想到那个专门来找吴坤的女中红卫兵。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那么美而一个那么丑，同时又那么相像。这种相像的表情，正在1966年的夏日以惊人的速度裂变。它们仿佛是自身带着生命出现的，繁殖的速度如此之快，犹如雨后大森林里的蘑菇；又好像这张脸本来就潜伏在后面，只要时机一到，就突然显现出来罢了。得荼从本质上讨厌这种对破坏的发自内心的呼应，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另外一些乘客一样站了起来，听着人们朝着英士墓的方向惊呼和议论。 去年杭得荼带学生到钱山漾去时，曾经顺便去过英士墓。英士墓在南岘山，看上去相当宏阔，墓前有孙大总统诔词，平台前沿两侧有青石狮子一对；墓道前有四柱三间冲天式的石坊，正中横额镌有孙中山的“成仁取义”题字，左额是林森的“浩气长存”，右额则是蒋中正的“精神不死”。四根石柱上镌刻的那两副楹联，得荼倒是记下了。蔡元培所书的是：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询是鲁连子房一流；于右任所书的是：春尝秋帝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得荼对陈英士这个人的认同感，或许多少来自于一点家族，他的曾祖父和那个曾舅公，都曾经是英士的辛亥战友，只是后来分道扬镰罢了：曾祖父脱离了革命，沈绿村当了大汉奸，而躺在坟墓中的这一位，当了沪军总督之后没多久，就被军阀暗杀了。葬在这里数十年，湖州乡党倒是把他当个大英雄看的，也还算安静。像这样的墓地也要砸掉，得荼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刚才出杭州城时的那种莫名的兴奋，顿时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从湖州小城下车，抬头见飞英塔还在，杭得荼忐忑之心又稍安了一些。这飞英塔才真正是湖州一绝，说是唐代咸通年间有个叫云皎的僧人自长安得舍利子七粒，又有阿育工饲虎面像一尊，归湖州建塔而藏之。到了北宋年间，民间传说有神光出现在绝顶之上，故又做了一个外塔笼之，这才有了塔中之塔的式样。佛家有“舍利飞轮，英光普现”之说，故取名飞英塔。得荼一年前也专程去看过此塔，那塔因年久失修，外塔塔顶倾塌，内塔也被殃及而受损。当时他还专门跑到文物部门去摇唇鼓舌了一番，说飞英塔乃唐宋之古物，独一无二的构造古今唯一，历代都由政府主修，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眼看着倒掉。……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恍然若梦。 小镇南浔高湖州六十里路，有班车前往，正是中午时分，得荼也没心思再跑到城里去吃过去爷爷常常托人带来的湖州千张包子和想起来就要咽口水的湖州大馄饨，倒是车站小卖部的钢精锅里还盛着半锅粽子，早已凉了，得荼买了几个带上，一个还没吃完，车就来了，上车时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那个近代史上江浙财团的发祥地，号称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所在处，史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狗的资本家满地捡的江南名镇将是何等光景。杭得荼又不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茫然，与茫然相伴的，还有那种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激动——那种企盼与某一个女子见面、同时又非常害怕相逢的奇怪而又陌生的感情。 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说服她赶快收拾好东西，等他从杨真先生处回来就立刻动身回杭。至于回杭后她和吴坤结不结婚，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想到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坐车，单独呆上三至四个钟头，他激动得脸都红了。同时又一再地下决心：只有那么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要是被吴坤看破他的心思呢？……年轻的杭得荼怔在那里，嘴唇就干了起来。 站在南浔镇市河与运河的汇流处通津桥上，阳光自得炽人，晒得得荼目光发散，几乎集中不起来。往河两岸扫了一下，墙门上也有各种大标语，但比起省城的闹猛，这里毕竟要宁静一些。 大学时代得荼利用寒暑假跑过许多江南小镇，其中嘉善的西塘和湖州的南浔，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野花临水发，江鸟破烟飞，从感情上说，南浔这样的古镇给他更多的认同感，所以一听说白夜到的是这个地方，感觉便好了许多。他很难想像一个如赵争争一样的红卫兵，如何在这样的小桥流水人家处叉腰走来走去。 行至中心学校门口，得荼发现，这里的造反还没有发展到砸烂一切的程度。至少，这所1912年建成的从前的丝业会馆的大门上，那用英文书写的SILKGUILD横额至今依然存在。他探头往里面望了一望——还好，那个原名叫“端义堂”的大厅也还在，上面抬梁式木结构上的双凤、牡丹图案也都依然如故。这里曾经是南浔丝经公会办公之处，厅内宽敞，可设宴五十四桌。多少年前的每年四月，在此开蚕王会，数百人聚首一堂共祭蚕神。如今早已是一所学校了，应该是最容易受到冲击和砸毁的那种地方了，竟然静悄悄的没有人。得荼心里好受了一些，此地虽然不是白夜所在的学校，但南浔人看来还没有从省城沾染上暴力行为。 南浔中学却很乱，到处是标语，砸烂、炮轰和油炸等等，人却很少、中学生总是比大学生更激进的，得荼担心着白夜会不会也出现在这样的白纸黑字上。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要了解她的底细，这点时间也已经足够用了。 图书馆里也没有她，门倒是被两条交叉的纸条封起来了，说明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封资修。得荼走到图书馆临窗那面的墙根下，向窗口望去。玻璃窗紧关着，映出了他的脸和他身边的那株老藤树。树上一只知了突然嘶叫起来，得荼眼睛眨了一下，心生一惊，想到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的右派，那个白夜的真正的情人。白夜是为了他才选择这个职业的，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也深深地诱惑了他，迷惑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蛊惑了他。他盯着玻璃窗上他自己的那张模糊的脸，陷入了对自己的沉思。 俄顷，脸突然破了，窗子对面打开，有两个少年如轻盈的猫，跳上了窗头。他们各自的肚子胖鼓鼓的，双手按着，看着窗外站着的青年男子，一时也愣住了。 想来，这就是两个六十年代的“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吧，彼此愣了一下，两个少年正要往回跳，被得荼一把抓住了，说：“别跑，我不抓你们。” 两个少年并不十分害怕，其中一个稍大一些的说：“我们才不怕呢，外面都在烧书。” “烧书可以，偷书不可以的。”说了这句话，连得荼自己都觉得真是混账逻辑。 两个少年听了此话，一番挣扎，想夺门而逃，被得荼拽着不放，问：“图书馆的白老师认识吗？” 两少年使劲地点头，一个说：“白美人啊，谁不晓得！” 这样一句老三老四的话，倒是把个得某都说愣了，白夜成了南浔镇上的风云人物？他问他们她住在哪里，那大的犹豫了一下，审视了他片刻，点点头说：“她就住在学校大操场后面的平房里。” 另一个说：“我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说了你可不能告诉她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那是，”得荼说，“别人都烧书呢，你们是拿回家藏起来看吧，什么书？《海底两万里》吗？”他松开了手，那少年高兴了，说：“还有《环球旅行八十天》，还有——” 另一个连忙说：“我这里还有《聊斋志异》，有鬼的，全是封资修，你要不要？” 得荼连连摇手说：“你们快跳下来吧，让人看到了，这些书全得烧。” 两少年这才往下跳，他们长得很像，一问，果然是两兄弟。那哥哥说：“白老师到嘉业堂去了。” 杭得荼大吃一惊，说：“这里还敢烧嘉业堂的书？” “那有什么，我们这里的人什么都敢做，人也敢打死的。” 哥哥连忙更正说：“嘉业堂还没烧书呢，什么时候烧也难说，我们本来是想偷了这里的书，再到那里去偷的。不过那里的都是古书，我们也看不懂，就算了。叔叔，你想要那里的书，趁乱去偷几本，也没有人在意的。我们这样趁人家抄家，已经偷了不少书呢。” 杭得荼笑笑，摸摸他们的头说：“你们说起‘偷’字，怎么一点也不脸红？” 两个少年捧着“大肚子”弯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说：“我们又不是偷别的东西，我们就是拿了几本书，人家说外面的人现在枪都乱抢的呢，几本书算什么。叔叔你快去吧，嘉业堂的书可值钱呢。”这么说着，一溜烟地就跑掉了。 路过学校操场时，得荼想了想，还是往白夜住的那排小房子走过去，凭直觉他就找到了白夜的那一间，和别人不一样，她的窗帘是双重的，白纱衬着一片灿烂的大花布。得荼在她的门把上套了一张他写的纸条，告诉她无论如何回来之后要等着他，因为他是专程为她而来的。 嘉业堂在南浔镇西南的万古桥边华家弄，与小莲庄毗邻，一条鹧鸪溪流过旁边，屈指算起来，建成此楼也有四十多年了。1914年，楼主因助光绪皇陵植树捐了巨款，得博仪御笔题赠的“钦若嘉业”九龙金匾一块，1924年该楼建成后，就取名嘉业堂了。 说起来，这嘉业堂主刘承干也是爷爷嘉和认识的老朋友，来往虽然不多，彼此倒也尊重。江南一带商人多儒雅之士，杭家早先是什么东西都喜欢的，字画善本样样都往家里搬，后来发现这样弄下去这点家底都要搬光了，这才有所取舍，把善本的那一块忍痛割爱了。发现有好的版本，就先收下来，然后通知藏书界朋友。杭家收的书，一般也就是两个去处：宁波范家，还有就是这里的南浔刘家。 杭、刘两家的交情，还得追溯到他们的上一辈。刘承干祖父刘镛乃南浔首富，所谓四象八牛之首，其子刘锦藻，就是当初有名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纂者，又以候补四品京堂的身份，辅助汤寿潜出任清末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的副理，嘉和的父亲杭天醉和杭家密友赵寄客，还有那后来当了大汉奸的沈绿村，当时都是汤、刘二人在保路运动中的得力干将，因为父执辈的关系，杭、刘二家的下一代也就相识了。刘承干年龄要比嘉和大得多，杭嘉和开始发蒙读书的时候，刘承干已经开始藏书了。辛亥前一年乃宣统庚戌年，据其人自述：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骄集，人争趋之，余独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时即有志聚书。当时同在南京劝业会上出现的浙江商贾中，就有杭嘉和的父亲杭天醉。杭天醉是个什么东西都要醉心的人，当然也不可能不醉心于书，刘承干独步书市之时，天醉也在独步书肆。只是当时天醉要醉心的事情太多，头一条就得醉心革命，所以寻寻觅觅，虽也得几本好书，终究也都到了嘉业堂主那里去了。 自辛亥后二十年间，嘉业堂藏书达六十万卷，这倒还真得感谢他的那些参加辛亥革命的朋友们的壮举。因为革命之故，南方一些故旧世家纷纷避居上海，一时间大量藏书外流：比如雨东卢氏的“抱经楼”，独山莫氏的“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的“结一庐”，丰润了氏的“持静斋”和太仓缨氏的“东仓书库”等等，都把他们珍贵的藏书卖给了刘承干，连清末著名的藏书家缪荃荪，都把自己所藏的宋元善本卖给了刘承干。年复一年，嘉业堂积书竟如此之巨，其中宋、元、明各代善本达二百三十种。嘉业堂又兼刻书，甚至连清代的一些禁书也敢刻。这一来，嘉业堂自(百百)宋楼后崛起，成为湖州又一大藏书楼，与浙东宁波的“天一阁”相提并论，雄称于中华藏书界了。 历代藏书，总是不能兔于战火离乱，嘉业堂亦如是。抗战沦陷期间，刘家家道中落，其藏书不免散出去许多。1949年5月，解放军进南浔，部队立刻就进驻嘉业堂保护。后不久，刘承干将部分藏书又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嘉业堂也就成了浙图的一个书库，还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刘承于在上海病逝的时候，杭嘉和还专门去了一封唁信，这封信经得荼之手寄出，所以，杭得荼对嘉业堂的感情，似乎又近了一层。 嘉业堂此刻的情景却使他心里抽紧。天井里混乱不堪，一派焚烧的遗迹，杭得荼踩得纸灰腾起，如人巫境。他吃惊地问：“谁敢烧嘉业堂？”管门的老头满脸油汗地过来，说：“我有枪，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做，要烧书也轮不到他们。”得荼这才松了口气，便问那守门人白老师在什么地方。老头手里握着那把真枪，警惕地问：“你是谁，打听她干吗？”得荼想了想，说他是白老师的哥哥。老头一把上来就抓住得荼的手，跺着脚，用手势催他：“啊呀你快去镇政府，白老师刚刚被造反派拉走！”大热的天，得荼后背唰的一下就凉到了前胸，老头又说：“白老师在图书馆工作，和我们嘉业堂熟，造反派要来这里，她先报了信，她让我把枪拿出来，还跟我在院子里装样子烧一些无关紧要的书。你看这些，我们正在烧着呢，他们就到了。他们把她带走了，他们说她管了不该管的事情。” “他们会把她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什么都敢干。镇政府正在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他们会把她怎么样，白老师在这里太触目，她，她……”老头突然仔细地盯了一眼得荼，“你们长得不怎么像……快去啊！”他挥着枪继续开始跺脚，大声地叫了起来。 他看到了他不应当看到的，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信教的人们把这样的事件称为神的考验，信命的人们以为是天意，什么都不信的人们把它称之为悲剧——一些本应珍藏的东西就这样在人们眼前活生生地撕开。他看见镇政府的院子里有四株玉兰树，孩子们爬到树上去了，玉兰树荫下阳光把他们照成了花狸一般的小鬼脸。他们油头汗出，无比兴奋，却又开心地比赛，看谁把唾沫吐到那些跪在树下的坏人身上。而这些正在遭受万劫不复之苦的人们，则在树下用他们的吴依软语诅咒着自己：我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我！我该死！打倒我！我该死！打倒我！他们的脸上全部用墨汁打了叉叉，和省城一模一样。 他看到她在其中，他们在劫难中的碰撞如同天意。一群人拉扯着她的长发，扯剥她的衬衣，主要是一群女人。那些人在喊着什么，得荼听不见，但他听见她的呼喊，她叫着：“不要——”，她的声音和她的长发一样，在夏日阳光下跌宕起伏。长发被惊心动魄地扯开，披挂在背后与胸前，被迫扬起时飘散在空中，闪闪发光，如一面破碎了的黑色的叛逆的大旗。最隐秘的最神秘的，被公开了，光天化日之下被暴晒了，有一双破旧的鞋子挂在胸前，与黑发纠缠在一起，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从黑白中伸出一只手——像从前得荼在舞台上看过的厉鬼女吊。他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不要——，不要——” 得荼突然明白，那“不要”是冲他喊的，她不要他！不要他干什么？他一下子就怔住了。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无法复述的事件！如何制止？有两分钟他呆若木鸡，眼看这群暴徒里挟着她，他清醒过来，直扑院子后面的大厅，找到头目，掏出吴坤和白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头目吃惊地瞪着得荼：你是吴坤？得荼摇摇头说他不是，吴坤在省城忙于革命，派他来接她的。头目结结巴巴：可是可是，她和反革命有串联——得荼一把抓住那头目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问：“电话在哪里？” 头目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吴坤目前是造反派中如日中天者了，是他们造反派中的省级领导，而她是他的妻子。那么你是谁？头目突然回过头来警惕地盯着他，他想也没有想就怒吼起来：我是她的阿哥！头目一愣，突然叫道：把她弄上来，送到会议室去。得荼又怒吼：她这个样子，你们把她送回家！送回家！头目连忙又改口下命令，刚才那些个扯开她衣服的狗男女，现在懵里懵懂地往回架起了被接在地上的她。但得荼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在会议室里，闭上了眼睛，头别转，手攥拳头喝了一口茶，猛然一拳砸到桌上。那头目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发难，等了片刻发现他眯着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却没有动静，就匆匆解释：我们本来没有想搞她的，可她实在可疑，你妹妹太招人眼。她又老往嘉业堂跑，给那老头通风报信，这点已经毫无疑问。我们这才翻了她的档案，这才晓得她原来有过那样的事情——她的事情你们家里人知不知道？那个那个吴坤他知不知道？头目突然又怀疑起来，再一次盯着得荼问：“她结婚了，怎么这里没有人晓得？” 得荼依旧盯着天花板，哑着嗓音问：“什么事情？她有什么事情？她反毛主席了？写反动标语了？杀人放火了？偷渡国境偷听敌台了？散布反动言论了？你给我讲清楚写下来，我回去找吴坤交代！”头目重新感到压力，发出小镇聪明人特有的笑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弄错了，回去你给我解释解释，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才是活该，我们是误会，是误会，吴坤我是佩服的，大学里只有他们几个才算是真正揭竿而起的……”得荼面色苍白，直到这时候冷汗才冒了出来，目光收回到眼前这个人身上：猥琐，狡猾，愚昧，兼跃跃欲试的野心。就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掀起了小镇的红色风暴，成了吴坤他们的群众基础，并且还是得放朝思暮想渴望挤进去的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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