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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


  我们楼底下的汽车间,“文革”中被什么人占据了许多年,后来,里委会把它收回了,开了爿烟纸店,楼里的居民要买零星日用品,可以不必跑几条马路了。
  大妹中学毕业在家窝了两年,姆妈跟里委会的柳阿姨说了几次好话,就让她到烟纸店来上班了。
  烟纸店又小又矮,跟整幢大楼比起来,就像一部厚书的一页纸。放了只T型的玻璃柜台,空地三个人就转不了身。不过烟纸店的货物很齐全,能够和淮海路的大商店媲美。蛋糕、饼干、糖果;橄榄、话梅、加应子;老酒、油盐、味精、肥皂、草纸、洗衣粉;还有各种香烟、各类特效牙膏,五花八门的零拷香脂、花露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
  店面朝北,原先的汽车间嘛。一年四季浴不到阳光。春夏秋还可以,一到冬天真有点西伯利亚的味道,寒风像浆糊刷子似的在店堂前来回地刮,门前的水泥马路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一整天都不化。
  大块头经理就叫大妹写一张纸:“当心路滑!”还画一个箭头指着地下,把它贴在店门外的墙上。于是大楼里的人都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踩着薄冰,到烟纸店里买东西了。
  每天楼里每家都有人光顾烟纸店,来的都是管家务的阿娘、买小菜的阿婶、带小孩子的阿姨之类,店堂门前可谓是婆婆妈妈云集之地。拷半斤酱油、买五分盐、称二两水果糖,付好钱,拿好东西,也不忙着走,靠在柜台上跟大妹她们嚼闲话,传递各家各户芝麻绿豆的新鲜事,说上一阵,才满意地离开,似乎把花去的那些钱又赚了回来。日子一长,大妹对楼里家家户户的事知道得清清爽爽,就像是户籍警一样,尽管大妹自己是没有福气住在楼里的。阿娘阿婶阿姨们的话听多了,也腻得很,不过没有她们来说三道四,又闷得很。
  阿娘阿婶阿姨们来买东西大多是在早上和傍晚,太阳升起的时候和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像一群鸟,早晨喳喳喳地飞出来,傍晚又喳喳喳地飞回去。日中那段时间,整幢大楼都非常安静,像一只切断电源的无线电,没有声响。烟纸店前也冷落了。
  大妹最恨这段冷冷清清的时间,越恨越觉难捱,日头像是钉在天空中不动了。大妹把店里的货、货价、货量都记得滚瓜烂熟了。于是只好看对面马路打发时间。
  对面马路有一道粉红的围墙,围墙上露出绿树的叶梢、滑梯的旋梯、秋千的顶梁。围墙里是一所托儿所。隔着围墙看不见人,但是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嘻闹声,还可以看见太阳光影怎样一点一点地从围墙顶端移到脚跟,不时地编织出各种奇幻的图案,当有云流过的时候。
  在这漫长的时日中,幸亏每天下午有一辆运垃圾的车到大楼拐弯口来装垃圾。开垃圾车的小伙子有一双灵活的眼睛,唇上还闺着小胡子,挺帅的清洁工。在装垃圾的时候,他就从驾驶室跳下来,到烟纸店来买烟。
  “喂,来包大前门。”
  “烟票!”
  “就一包,通融一下嘛。”
  “不行。”大块头经理若知道大妹给一个小伙子开后门卖计划烟,会告诉姆妈的,何况是个开垃圾车的!
  “人家评你先进工作者了?”
  “死远点,一身臭味。”
  “骂也让你骂了,就卖一包吧。”
  “要一包带嘴的大前门吧。”
  “去,你当我阿憨,那是骗人的,存心多收老百姓一点钞票。”
  被他缠得没法了,大妹只得卖给他一包,千叮咛万叮嘱:“别告诉人家!”
  每天一包大前门,大块头经理从来不知道,因为她自己总是让要好的熟人多买计划烟的。
  “你开垃圾车,不嫌脏吗?”
  “脏归脏,有奖金什么都不怕了。”
  “你一定是老大难,谁肯跟个车垃圾的过日子。”
  “下了班,换套行头,法国香水一洒,屁股后面小姑娘一群一群的,像你这号的我还看不上呢。”
  “死远点,八十岁不嫁人也不会跟你。”
  大妹讨厌这小伙子,但又害怕他不来车垃圾,否则她的生活太单调了。
  有一天,二楼汪局长家的保姆到烟纸店来买草纸、洗衣粉,还买了块檀香皂。
  “阿花,你家汪局长怎么大方起来啦?”
  “哪里是汪局长要买的?他是豆瓣大的肥皂头都舍不得丢掉的。汪局长的大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了,人家在国外用的都是高级香皂,汰得一个人雪白粉嫩。”
  阿花拿出一双套在玻璃纸袋里的丝袜给大妹看,“喏,这是他送给我的。”玻璃纸上印着个半裸体的女郎,浅棕色的丝袜直套到她的大腿根。
  “这种袜子华亭路自由市场也有卖的。”
  “质量大不同呢。”
  阿花走后,大妹心里很不痛快了一阵。
  中午,大妹闷得很,困得很,趴在柜台上打瞌睡,正睡得朦朦胧胧之际,听见有人在问:“是休息时间吗?可以买东西吗?”
  声音是低沉的男声,很好听,但很陌生。大妹想不出大楼里有谁是这个嗓音的。于是她只好抬起头……
  她看见一个穿着浅米色茄克衫的男子站在店堂门前,她慌忙揉了揉眼睛,这个人长得好漂亮,像佐罗!开垃圾车的小伙于和他相比,简直像个小瘪三了。
  大妹的心莫名奇妙地跳得快了。
  “对不起,打扰你了,能买烟吗?”
  从来没人对大妹这般客气,阿娘阿婶阿姨们使唤大妹像使唤自己的女儿。大妹受宠若惊了,“不,不要紧的。你要买什么烟呀?”
  “凤凰牌。”
  “有……烟票吗?”大妹犹豫了一下。还是公事公办地问了。
  “有有有,阿花关照我要带烟票的。喏。”
  大妹接过来一看,不禁噗哧笑起来:“这是过期的烟票了。”
  “哎呀,我拿错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家从来不买香烟的。”
  “我父亲反对抽烟。”
  “那你怎么还买烟?”
  “我要开夜车,不抽烟不行。”
  “嘻嘻……”
  “哦,我去换烟票,对不起了。”
  “哎哎,你叫阿花来买就是了。”
  “这是我要抽的烟呀。”
  大妹望着他的背影想:“他真的很白,比我还白。”
  他调换了烟票又下楼来了,只要买凤凰烟,别的都不要。
  “凤凰烟味淡,有股话梅味,刺激少。”他说。
  到底是从国外回来的,一包凤凰七角二分钱呢!
  “哎,听阿花说,你天天要用高级香皂擦脸?”大妹自己也不知什么会这样问他,也许,她只是想和他说说话,一时又找不到其它话题。
  “哪儿的话?我洗脸就用手捧凉水捋两下完事,从来不用香皂。”
  大妹不敢问:“那你的脸怎么这样白?”
  他上楼去了。
  大妹托着腮帮叹了口气,一个下午,她总想着他说话时的每一句话的神色。
  “喂,在做白日梦吗,发什么呆!”开垃圾车的小伙子来了。
  “死相!”大妹翻了他一个白眼,一身臭气,把大妹美妙的幻想赶跑了。
  “大前门!”把钞票往柜台上一丢。
  “烟票!”
  “咦——?”小伙子奇怪了,许多天都不用烟票就买了嘛。
  “什么盐(上海话中盐、咦同音)啦糖啦,没有烟票就不能买烟。”一本正经得吓人,不知怎么,大妹今天连望都不想望他一眼,丑死了。
  “不卖就不卖,神气什么?不过就是爿小烟纸店罢了,站柜台的,哼!”小伙子来气了,骂了句粗话,把钞票往口袋里一捋,噔噔噔地走到垃圾车前,爬上驾驶室,“砰”地把门关上,再也不下来了。
  大妹又自顾自地想起心事来,一个人有点心事可想也是蛮有滋味的呀!
  下班的时候,正好碰上阿花下楼倒垃圾。大妹拉住她东问西问。
  “阿花,汪局长让他儿子住哪间屋子呀?”
  “当然是朝南的那间啰,他是家里的王子呀。”
  很遗憾,大妹希望他住北间,那么就正好在烟纸店的顶上了。
  “他带回来许多东西吧,彩电、冰箱、洗衣机?”
  “没有,他没带,汪局长原本都有。他带回来许多书,堆都堆不下,是个书呆子。”
  “他早晨起来早吗?”
  “早,他要到街上去跑步的。”
  “他晚上睡得晚吗?”
  “大妹,你作啥了?调查得这么清楚?不行的,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人家也是留学生。”
  “哎呀,我只是随便问问的呀!”大妹恨阿花。
  大块头经理根据大楼居民的要求,决定调整烟纸店的营业时间,早上早点开门,晚上晚点打烊,中午可以休息两小时。
  头天上早班,大妹来启下门板,门前有薄冰,门板也不轻,大妹差点滑倒,她只好把门板支在台阶上,喘口气。
  有一个人,穿着大红的运动衫,沿着人行道在跑步,体态很健美。
  “哎——来帮个忙吧。”大妹很高兴能遇到他,老熟人般地打起招呼。
  他愣了一下,走过来了。
  “你们那么早就开店门?”他把门板都卸下来。
  “经理说的,不能居民上班我们也上班,居民下班我们也下班。”
  “应该给你们送表扬信了。”
  “太好了,最好每家都送一张。”她咯咯咯地笑起来,不知为啥这么高兴,决计不是为了表扬信。
  傍晚,居民们都下班了,烟纸店生意最忙的,大妹给这位打酒,那位称糖,团团转。
  眼角突然瞄到那张佐罗般漂亮的脸,他站在街沿上,朝马路南面张望着。
  “哎——要买香烟吗?凤凰牌?”大妹隔着柜台前的人群大声招呼他。
  他回过头,摇摇头,笑笑,又转回头去望马路南面。
  “大妹,你多找钱了!小鬼头,幸亏碰着我是老实人,否则你要弄错帐了。”
  “谢谢……”
  “勿对勿对,大妹,我要的是醋,你怎么给我酱油?”
  “对勿起,对勿起。”
  大妹魂灵出窍了。
  天色渐渐暗了,路灯都亮起来了,顾客也渐渐稀少了。
  他还是站在街沿上,看看马路口,又看看手表。
  大妹不敢惊动他。
  隔了没多久,他又下楼来了,来找大妹。
  “想看电影吗?”
  “啊!想……”
  “喏,我有两张电影票,今天晚上,第四场,新光电影院的。你下班正好来得及。”
  “那……怎么好意思?”
  “没什么。”他把两张粉红的电影票往柜台上一放,走了。
  大妹提着这两张小小的纸片,好长时间呆呆地站着,什么也不想。
  突然间,她记起了,该付人家电影票钱的呀!大妹虽然钱不多,但决计不能拿人家东西的。对,应该把钱去还给他,汪局长家在二楼,只要走上搂梯,按一下电铃就行了。
  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今天大块头经理休假,大妹自作主张提早下班了。
  收拾好店面,大妹理直气壮地跨进了大楼。在按电铃前,大妹从皮包里掏出小圆镜,整理了一下刘海。
  “是你呀?我刚才少付你钱了?”开门的阿花望着大妹吃惊地问。
  “不是……我找……他……”
  “谁?”阿花眼珠弹出来了。
  “汪局长的儿子……”
  “哦——”阿花意味深长地叫起来。
  “他刚才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我忘了付钱了。”大妹慌忙解释。
  “进来吧,进来吧。”阿花闪开身子,对着屋里大嚷:“大弟弟,有人找。”
  他从一扇门洞里探出身子:“谁?”
  大妹此时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是你呀!什么事?”他没有把大妹让进他的房间,就站在走廊里问。
  “电影票……我得给你钱。”
  “哦,那不要钱的,你看看背面。”
  大妹摊开掌心,电影票已被她的手汗润湿了,模糊地看出有蓝印的三个字:“非卖品”。
  “是内部参考片,你得快点去,要换车的。”
  “我……只要一张……”大妹真想打自己嘴巴。
  “还有一张,你随便给谁吧,你母亲有空吗,陪她去看吧,很难得的机会。”他说话又亲切又温和,像大人哄小孩。
  “嗯。”大妹点点头,“谢谢。”
  “不用了。”他的身影消失在那个门洞里,大妹偷偷朝里看了一眼,看见并排着的几只大书架。
  阿花送她出门,“再会,有空来玩吧。”
  “再会。”下了几格楼梯,她又抬起头对阿花说:“你关照你们家的人,要买烟,没有烟票,找我就行。”
  “谢谢你了,我家大弟弟抽烟可结棍呢。”
  大妹一个人在安静的马路上走着,胸口暖融融的。
  大妹每天就盼着他下楼来买烟,每次两包凤凰牌,不收烟票的。他要给烟票,大妹就说:“烟票能换鸡蛋,还能换烧锅,乡下人最稀罕烟票了。”
  每次买完烟,他总要说声“谢谢”,大妹就很满足了。
  由于有了这种满足,大妹觉得生活变得快活起来,她变得喜欢烟纸店了,倘若没有这爿烟纸店,他到哪去买不要烟票的凤凰牌?
  开春以后,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没有来买烟,后来就连着一星期不见人影了。大妹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去。
  大妹终于忍不仕了,硬着头皮问阿花,“你们家大弟弟……生病了吗?怎么不见他来买烟?”
  “你不要触霉头呀,大弟弟结婚去了!”
  “啊,怎么没见送新娘的彩车来过?”
  “人家是新派,不请客不发糖,小两口去长江三峡旅游度蜜月呢。”
  “……”大妹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不过硬忍住没让它滚下来。
  一个多月以后,有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大妹站在柜台里,看见穿着西装而显得更美俊的他和一位穿着极大方的女子说说笑笑地走进大楼去了。他们俩都晒得黑黝黝的。他黑了比白的时候更有男子气。他没有和大妹打招呼,是存心的还是忘记了?
  后来,那个女子就到烟纸店来了,“你就叫大妹吗,我是汪局长家的……我买烟,凤凰牌,两包。”说话像唱歌,笑咪咪的,很讨人喜欢。
  “要烟票。”大妹说。
  “噢——他没关照我。”她重转身回楼走了。
  过了一会儿,是阿花下来了,拿着烟票,大妹毫不留情地剪下一只角。
  他再也不到烟纸店来买烟,总是阿花来,总是规规矩矩地给烟票。
  久不露面的那位垃圾车司机来看大妹了,还带了一个姑娘,很胖,眉毛拔得细细的,嘴唇涂得红红的,穿一件棒棒针的绒线大衣,时髦得很。
  “喂,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小伙子很得意,像显宝一样。
  “啧啧啧,这件毛衣漂亮得来,谁织的呀?”大妹蛮有兴致地看着那个姑娘。
  “她自己织的,你要想织,请她帮忙。”小伙子很气派。
  “哎,你想买烟吗?”大妹闷闷的心仿佛开开来了,她很热情地问。
  “我没烟票呀。”小伙子狡黠地挤挤眼。
  “老朋友,还要什么烟票。大前门,几包?”
  “不,牡丹牌,带烟嘴的,两包,”小伙子从皮夹子抽出一张十元钱。
  那姑娘吃吃地笑。
  大妹也笑了,笑得很舒畅。
  她给他两包牡月牌香烟。
  “谢谢了,再会。”
  “再会,有空来玩。”
  那姑娘吊着小伙子的手臂,两人怪亲热地走了。
  “哎哎哎——”大妹喊。
  “什么事呀?”他们转回身子。
  “啥时办喜事,要香烟,早点打招呼,我给你们留着。”
  “知道了。”
  “不用谢了,老朋友了嘛。”
  大妹一个人坐在烟纸店里,看着对面马路的粉红的围墙,看着围墙上慢慢移动的影子,心里平平淡淡的,再没有什么波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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