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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英雄的年代似乎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有许多不熟悉或者不知道张露萍。 然而，我无法忘记当我年轻的时候读《红岩》，读《王孝和》、《穆汉祥》时引起的那种如临暴风雨般的震撼。我崇拜这些烈士，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那些决非寻常人所能易为之，非得有超人的勇气，那勇气必来自坚贞不移的信念。对于英雄中的女性，那更让我景仰，我以为她们所忍受下的艰辛要比男人更重。 张露萍的事迹曾经让我涕泪横流。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以那么秀美柔弱之躯投入虎豹狼豺之丛，乃至被牢狱囚身，遍受酷刑，矢志不渝，最终含笑从容就义。有时我总感觉那是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就像传说中许多善良而坚贞的侠女一样。后来，陆续有了许多关于张露萍的故事，有电视剧《张露萍》，有电影《巾帼英烈》，有传记《张露萍传》等等，其间内容多有出入，譬如电影电视剧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大军阀家庭，而传记却说她出身于贫穷的乡村教师家庭。我想艺术多有虚构之处，如此使张露萍的故事愈发传奇化了。 有一日，比在中学时曾教过我们语文的袁老师突然来访，她的脸上有种凄清而廓朗的神色，我正在疑惑，袁老师却如示珍宝地揭开一个纸包，露出了几帧年轻女子的照片，有独自一人的，也有儿女子合影的。照片都己发黄，其中女子或旗袍，或斜襟布衫的旧式打扮。我膘一眼袁老师，指着照片上一圆脸女子说：“老师，这是你，那时好年轻！”袁老师点点头，又指指边上的女子说：“认得出是谁吗？”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子，眼睛很大也很深，笑容很灿烂的模样。我摇摇头。袁老师说：“她就是张露萍啊！”我大惊失色，随即又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说：“袁老师，张露萍怎么会和你一起拍照？”袁老师说：“我和张露萍是同学，很要好的，那是190u5年吧，我们一块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成了知心朋友，是她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带我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袁老师说完抬了抬眉，竭力舒展额上的皱纹。袁老师为人师表，以慈爱、正直著称，颇受学生信赖。我对袁老师的话是深信不疑的。自此，我始信世界上曾经真的有这么一个美丽而英勇的女子，如今，她的英灵正在冥冥中注视着我们。由于她曾和袁老师知交，故而我觉得她与我也贴近得很。 袁老师说，“文革”时期，张露萍烈士一度被诬为叛徒奸细，如今拨乱反正，张露萍也得以重见天日了。沉默了一会，大家都在感慨“四人帮”的歹毒凶狠，竟连一个女子的孤魂也不肯放过。袁老师告诉我们，张露萍的家乡要为她塑像，征集烈士生前照片。袁老师觉得应该把自己珍藏的照片捐出去，可又舍不得，她想找个可靠的人复印一下，这样便可两全其美了。对于袁老师的信任，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丈夫求他父亲托了人价廉物美地印了来，袁老师千谢万谢地捧了去，如此一事，我觉得与张露萍似又近了一层。 不久袁老师打电话来说，近日要去四川，她作为烈士生前好友被邀请参加纪念烈士的大会。又隔了一段时间，袁老师又打电话来，说从四川回来了，并请我们上她家去一趟。 袁老师家住湖南路一幢旧式洋房的顶搂，不大不小一间房收拾得窗明几净，晒台上蓊郁的花木增添了清淡与宁静。见惯了老师笑意漾溢的脸，突见她锁眉敛容，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大概是碰上不如意的事了，我想。坐定，老师果然说出一段事由来。 原来，事情是因张露萍的身世引起的。根据以往的材料，都说张露萍烈士出生在四川崇庆县南街杨官保府一个贫民的家庭中，她的父亲叫余泽安，以教私塾为业，母亲曹天荣，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她有三个姐姐，大姐余家彦，后来嫁给了川军师长余安民做小老婆；二姐余家秀，十三四岁时出天花死了；三姐余家俊，现在还健在。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到延安后改名黎琳，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时化名张露萍。烈士的业绩是她本人做出来的，与她的出身本无关系。然而，有关部门在编写《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一书时却发现了烈士于1939年在延安抗大时写的自传，自传中写到：“……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他们在北平结婚一年后生我，六岁回到四川……”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露萍的父亲由贫民变成了军阀。有关部门领导马上作出了决定，宣布更改张露萍的家世，正在拍摄中的电视剧《张露萍》也仓促修改了剧本。袁老师这次回四川参加纪念大会，听说解放初期被作为反动军阀恶霸镇压了的余安民因为突然变成了张露萍烈士的父亲而获得名誉上的平反。袁老师与张露萍的三姐原本就认识，三姐不能参加纪念大会，悲愤地说，“家英是我的亲妹妹，我只大她一岁半，我们从小在母亲的怀里长大，同一个小瓯子吃饭，为什么硬生生地把我们姐妹骨肉拆散了！三中全会后刚为张露萍恢复了名誉，现在却又在家世问题上让她蒙受不白之冤，九泉之下，家英是不会瞑目的。”因此，在开会期间，有人来找袁老师调查情况，希望袁老师能站出来证明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袁老师拒绝了，她说，我不能昧良心说假话呀！ 大千世界真正是无奇不有呀！我奇怪地问袁老师：“余安民的子女总归晓得张露萍究竟是不是他们的姐妹，他们坐在烈属的位置上能心安理得吗？”袁老师说：“因为张露萍的大姐嫁给余安民做小老婆，所以余安民的子女一向叫张露萍为四娘的，上面来人通知他们改变称呼，要叫张露萍姐姐，他们起初也很奇怪，说从小就叫四娘的，怎么一下于又变成姐姐了？来人便说：不关你们的事，这是组织决定，你们照这么办就行了。余安民第四个小老婆余宝珍还活着，已年愈古稀，他们去通知她，说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并要她提供证据，弄得她莫名奇妙，只好说，既然你们讲余家英是余安民的女儿，那就算是他的女儿好了。就这么颠倒黑白地认了下来。”我说：“也怪不得他们，中国老百姓一向是很听上头话的，何况当烈士家属总要好得多，人家硬送给你名利双收的事，岂有推脱之理！”袁老师却摇了摇头：“中国老百姓虽说习惯了唯命是从，但正直的良知是混灭不了的，张露萍烈士的亲属、同学、战友、街坊邻居纷纷向省、市、县领导机关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认真的调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我找你来，你是作家，愿不愿意为张露萍写点什么呢？”我略略思考后说：“袁老师，我不了解张露萍的身世，而你是历史的活见证，你写吧，你写好了我帮你去投稿，好吗？”袁老师听了很高兴，说：“我教语文，自己却不大写东西，我把事实写出来，你帮我修改呀！” 袁老师很快就把文章写好拿来了。行文中叙述简洁，逻辑清晰，很说明问题，根本用不着我来修改了。 袁老师在文中写道： “……1935年秋天，我和张露萍同在成都建国中学女五班念书，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礼拜天，我俩常到成都风景最好的华西坝去玩，我们漫步在半月池边，畅谈人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交流个人的理想志愿。当时张露萍告诉我她的身世，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父亲叫余泽安，是教书先生；母亲曹天荣，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劳动妇女。我的大姐余家彦长得很漂亮，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时彼余安民看上了。余安民当时是暂编第一师师长，驻防崇庆。一个小县城里住一个师长，就是一个上霸王，势力大得很，有权有势有军队，谁敢不从？余安民要娶我大姐当三太太，父母起初不同意，迫于武力权势，不敢不应。大姐结婚后就搬进成都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里去了。我的二姐出天花死了，我和三姐余家俊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大姐从成都回娘家，向父母提议要接我们到重庆去上学，她说我们可以住在她家里，由她照顾我们并且提供学费。我们都乐意跟大姐在一起，于是就来到了成都，住在大姐家里，并考入了建国中学。这次谈话以后，张露萍约我到她家去玩，我第一次到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去找张露萍，她拉着我去见她大姐余家彦，大姐问了我的住址，家里有几口人，我都一一回答了。大姐便拿瓜子和糖果给我吃。此后，我经常去张露萍的大姐家玩，大姐也拿我当小妹妹看待。每次去的时候，大姐和余安民生的几个孩子都叫张露萍‘四娘’，叫我‘袁姨’。家中的男仆女佣都随孩子称呼，叫张露萍‘四娘’，而称余安民的孩子为‘小姐’、‘少爷’。” “余安民先后有四个老婆，共生了二十个儿女，都是按‘国’字辈排行的，如余国琳、余国琦、余国玉、余国缓等，而余泽安的孩子都是以‘家’字排行，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她的三个姐姐依次为余家彦、余家秀、余家俊。张露萍和三姐移居成都大姐家后，由大姐提议改为‘硕’字排行，三人依次为余硕彦、余硕芬、余硕卿。 “1936年下半年，我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正碰上她在哭泣。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余安民居心不良强娶了大姐，侮辱了三姐，还想打我的主意，我决不像姐姐那样听他摆布。’1937年上半年，我又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又看见她在哭闹，三姐余家俊正在劝她。她对我说：‘余安民要想欺侮我，我用青花瓷瓶打了过去，我才不怕他呢！’这件事吵得很厉害，余家的佣人保姆都知道，却不敢说。自此以后，张露萍毅然搬出了余公馆，她的母亲也到成都来了。我到她们的新居去玩，看到了张露萍的母亲曹天荣，布衣布裤布鞋，十分俭朴，一看就是个劳动妇女。” “以上种种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足以证明张露萍是乡村教师余泽安的女儿，而那个后来变为张露萍父亲的余安民，实际上是张露萍的姐夫。” “1937年冬天，张露萍到延安学习，我到北门车站给她送行。1939年11月，她被派回重庆南方局工作。1940年10月，她返蓉探亲，第二天就要回重庆，我获悉消息，连夜去她大姐家找到了她，当晚我和她共眠一床，彻夜交谈。第二天天色未明，我送她至长途汽车站。谁知她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就此成了永诀！日后得知张露萍在息烽快活岭壮烈牺牲的消息，心如刀绞，泪似泉涌，和张露萍一起度过的学生时代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今天我将这些回忆写成文字，于我个人一无所求，只望它能告诉世人一些历史的真相，以期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以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袁老师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虽是个局外人，却不由自主将感情投了进去，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凝视着我。我决心与袁老师一起去做这桩事。在将稿子投出去以前，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向袁老师提出一个疑点：既然张露萍的父亲是余泽安，母亲是曹天荣，为什么她在延安写自传要说父亲是余安民，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呢？我的思绪张开了想象的翅膀：张露萍的自传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曲折动人的故事，也许，它将永远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了。我对着冥冥之中那双美丽的眼睛暗暗地间：你愿意告诉我吗？是什么阻碍着你没有将这段隐情公布于众呢？是感情上的还是理智上的障碍？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素？你的身世你的品格你的行为及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愈来愈神秘了！ 我将袁老师的文章寄给了某家刊物，退稿了。又寄给一家报纸，退稿了。又寄给一份内部刊物，还是退稿了。那些小小的铅印的退稿信上没有说明理由，忧愁笼罩我的心头。 隔了几个月，袁老师告诉我，他们已写出了《关于张露萍烈士家史问题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袁老师来说，他们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他们又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第三次报告》。真可以用锲而不舍来形容这些上书人。这些普通的市民，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为着一个早已去世的女于的家世问题花费了几多精力。说实在，张露萍烈士究竟出身什么家庭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一遍一遍地上书呢？我想，那是一种良知，一种普通人正直的良知，烈士的出身不仅仅是烈士个人的事，正因为烈士是要载入史册的，故而烈士的一切便和史料工作的真伪性乃至党性密切相关了。 一日，袁老师来电话，声音十分兴奋，她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撰写的《张露萍烈士传》，如实反映了张露萍家史的真实情况，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澄清了原先的错误。”我也是一阵激动，掐指一算，从袁老师头一次告诉我张露萍烈士家世之争起，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岁月如流水般潺潺地淌过，现在，张露萍烈士的业绩正为广大人民传颂；烈士遭受苦难的息烽集中青牢房正在供后人凭吊；烈士牺牲的快活岭山坡，苍松翠柏围绕着烈士的灵柩；烈士的家乡，崇庆县人民自动集资兴建的烈士塑像，庄严地竖立在崇庆公园中央，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张露萍是崇庆人民的英雄女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任何违背历史、违背客观事实的东西，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我写下这篇文章，也许人们会从这场关于张露萍身世的争论中得到某种启发吧？我静静地注视着冥冥之中的那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在你年轻而灿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秘密正待后人去发掘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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