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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空气、水分、母亲的乳汁、五谷菜果养育了我们的肉体生命一般，文化、书本、报纸、师长们的教诲以及社会的种种风尚养育了我们的精神生命。 像我这样从小在大都市中长大，受到完整的循序渐进的小、中、大学教育的人，书籍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潜移默化到着意寻觅，细细回想起来，竟有一大半人生是与各种书籍中的人物相伴而度过的。 因为题意的限制，这里我且不谈那些在我少女时代日夜陪伴着我、并对我的性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 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书的风格影响了人的性格，还是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喜爱哪类风格的书。 在我读小学中学的年代，正是社会大力提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怀着辉煌的理想崇拜英雄是那时少年青年的特征。对于那种激昂向上、朝气蓬勃而又极端绝对，甚至有时不很真实的宣传如何评价，这是一件深奥的有深远意义的学术问题，我的理论水平的浅薄使我对此望而却步。只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自觉得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受到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很必要的，它使我在生活最困苦艰难的时候从未失去过信心，并且让我处于变幻莫测、八面来凤的现代思潮中而从未放弃自己所认定的目标以及自己确立的对生活的信念。在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日子里，有一本书是在我的青春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的，那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曾经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严格他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予我的巨大影响不是在文学艺术上，而是在政治思想观念上，那时候看书，是全身心投入，与主人公甘苦与共。 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的思想会沿着保尔。柯察金的道路发展下去。然而“文革”曾经残酷地摧毁了以前所建立起来的全部光辉灿烂的理想，于是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痛苦深刻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革命”虽然将一切文学艺术的结晶都打入资产阶级的冷宫，可是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觅着精神的食粮。那时候我曾经很醉心于屠格涅夫与普希金。一本封面破损的《贵族之家》和辗转抄来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美丽诗句给我枯燥的心田带来几抹优美而优郁的色彩。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对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理解是多么浮浅，只是一味欣赏着他们营造出的带着淡淡哀愁的清新而抒情的气氛，或许那气氛与自己当时的心境很契合。我只是听任自己的感情作了艺术的俘虏，还不会分析探讨研究作品的精髓。另外，我还喜爱雨果，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仁慈博爱以及奇谲的浪漫主义想象力常常令人心意难平。我也爱读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甚至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风格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的广泛喜爱正表现出文学的巨大魅力。回想起来，“文革”中反而是我读外国文学名著最多的时候，愈是神秘的东西愈是有魅力，愈是难以看到愈是千方百计地搞了来看。偷偷地，在山区农场土屋的煤油灯下，等人家都进入梦乡了，便开始如痴如醉地“吸收资产阶级的毒素”。后来调回城，在一家设计院当描图工，在写字桌上摊一本技术书，抽屉里藏着霍桑、泰戈尔、福楼拜，领导进来了，假心假意钻研业务，领导走了，拉开抽屉啃那一部一部的精华。那时的读书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主要是看故事情节，跟着主人公的命运去喜怒哀乐。然而日后回想，自感这一阶段的读书对自己的性格气质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无形中积淀了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素质。 初登文学殿堂之时，心境迷乱。那时给予我的艰难跋涉以直接影响的外国文学大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我接触日本文学比较晚，是在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后。从文学史上知道了除泰戈尔外亚洲还有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川端康成，便借了他的一本小说集来读。《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古都》，一读便觉得意味无穷，悠悠不尽，入迷般地爱上了文中露出的那股孤独的清新的淡淡的忧愁，以及那文章的工整、绚丽、精美。当时，我已发表过几部小说，都很蹩脚。我开始创作是在“四人帮”称霸的岁月里，那时我在农场，业余时间为文艺小分队写写对口词表演唱之类的小节目。后来，出版社一位编辑到农场组稿，鼓励我将节目的内容写成小说，我写了，编辑很满意。可是她带回去没有被通过，因为终审说缺少“阶级斗争”观念。老编辑希望我的作品能发表，她觉得我是能写小说的。为了能发表，我只好往小说中加“阶级斗争”的内容，前后足足修改了八次才得以通过，自然是很难看的了。后来又写过两个胡编乱造的故事，自己也觉无味，便不想再写它了。直至1980年，大学二年级，学外国文学课，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古都》，顿时像中了邪一般。看腻了“文革”中那些十全十美假大空的“英雄”人物，川端作品中纯真少女的哀伤、忧怨、爱情愈显得可亲可近、令人爱怜；厌烦了“三突出”作品千篇一律的结构套路，川端作品的清新自然真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川端的作品中那种古典风格的美，遣词造句的精巧都让人尽情感受着艺术的无穷滋味。特别是川端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只着重对人物的感情和内心的描写，心理与客观、动与静、景与物、景与人的描写是那样地和谐统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触动了我的创作灵感。他所取材人篇的都是凡人凡事，都是我自己生活中也似曾相见的，淡淡的事，淡淡的情，渲染出水墨画般精致的艺术，这样，写小说的过程似乎也艺术化了。在川端作品的感应下，我在辍笔三四年后重又开始营造我的小说。我的血是Ａ型，一向重感觉轻理念，那时我对新感觉派的认识很浅，自以为自己的性格很适合学川端康成的风格。我很欣赏川端的唯美倾向，把他笔下的虚幻、颓废、病态、失意、孤独等等都看作了种种形态的美。那几年我创作精力十分旺盛，几乎月月有小说发表。现在回头看那些作品，觉得很稚嫩，但自己还是很喜爱的，至少是清新而自然的，真情而纯洁的。我将那时的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只学川端取材的方法，以真情写引起自己感触的身边的凡人凡事，单纯清新自然，比如《翠绿的信笺》、《别》、《闪亮、闪亮、小星星》、《净秋》等等；另一类是刻意效仿川端风格的，细腻、忧郁，有着淡淡的哀愁，却也很空洞，如《前巷深、后巷深》，写得很精美却有无病呻吟的倾向；还有一类我自以为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像《相思鸟》、《雾重重》、《新嫁娘的镜子》等，艺术上学川端追求完美，而内容也较为充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溺在川端风格中流连忘返，这在我前三部小说集中都多少有所反映。 1984年前后，我渐渐感到自己的创作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徘徊，写起小说来得心应手却无法往前跨上一大步。那时候，纯文学作品面临着大量武打、侦探、言情等通俗文学作品的挑战；那时候，文学界内流派纷争，此起彼伏。我觉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在徘徊中困惑。有读者质问我：作为女作家，看到那么多中学生迷恋琼瑶小说，你有何感想？！我无言以答。有批评家对我说：你必须具有现代意识，你必须深刻起来，你必须博大一些，你要幽默要潇洒等等，我亦困惑无语。 我在困惑中大约停笔半年，半年中盲目地阅读各种外国名著。不管以前看过的或是没看过的，只要是手边拿得到的。在这期间的阅读中，我不知不觉渐渐地。愈来愈强烈地倾心于托尔斯泰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以前都浏览过，还曾经为安娜与玛丝洛娃的遭遇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以前看只是看故事，跟着情节走，遇到像《战争与和平》中大段关于战争的描写，我总是一一跳过去。在重读这些巨著时，我仿佛闯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感受着托尔斯泰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托翁以他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描绘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在托翁的长篇巨制中，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合着细腻的描写，再现宏观世界的同时又刻画微观世界。最拨动人心弦的是他能洞察人的内心奥秘，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中。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不隐讳自己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室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他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来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他恰到好处地描绘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不露刀斧痕迹。重读托翁巨著，心扉洞开了一扇窗口，这些年来遇到的许多事情像被烛照了一般变得深奥而意味无穷。半年之后，我又开始写小说——写中篇、写长篇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川端康成的艺术光环，我也清楚地知道以我的浅薄是无法效法托翁的，于是我不再去刻意追求什么风格，只是用笔倾诉心灵对社会对岁月的感受，用笔去描述一个个我理解了的人物。我先后写出了中篇《星河》、《岁月悠悠》、《一路风尘》以及五十万字的长篇《你为谁辩护》等。在写《你为谁辩护》之前，我再次将《复活》与《安娜·卡列尼娜》重读了一遍，我并不是想摹仿托翁什么，我只是想在创作长篇的过程中让托翁的艺术魅力常驻我心中。 在写出上述一些作品后，有些人说我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视野开阔了，思想深远了，人物丰富而复杂了等等。有人问我：你是如何使自己发生这些变化的，我很茫然。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风格的变化，如果真有所变的话，那么就是生活首先变化了，是生活改变了我，成就了我。除此之外，托翁的艺术也给了我巨大的动力。 有时会细细琢磨，对名著的爱好，从川端康成到托尔斯泰的改变，确实体现了我的艺术观的某些嬗变，从柔美到沉重，从唯美到现实。人到中年，对生活的感受深刻了，觉得生活中许多沉重的东西是川端那种淡淡的优愁所体现不了的，唯有以托翁那般波澜壮阔和鞭辟入里的如椽之笔方能表达。说不清，究竟是思想的改变带来了艺术口味的改变呢，还是截然不同的艺术促成了思想的转变？更说不清，在我的文学之路上，究竟是受川端的影响深呢还是受托翁的影响深？无论如何，文学名著将永远是我顶礼膜拜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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