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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超越人道的伪装 作为人道主义的一种具象阐述，“假发”已经完整而清晰地留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你也可以说它已留存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具体而言，有多少因为年岁、遗传等等原因致使头上产生一派荒芜景色的男女，由于“假发”的作用而再显（或予少在戴上“假发”的这一时段再显）生机勃发的气象，坐落于上海老城隍庙区域中的那个专事生产并出售“假发”的商店也因此而声名大噪。 现在，看来一种新的记忆将植人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它指称的依然是“假发”这一物象，但已远离了人道主义这一范畴。准确地说，自从1996年年底起，在城市新生代之间便开始了一轮“假发”的时尚追逐，而在1997年10月31日这一天，这种时尚追逐攀升到了它的第一个峰巅。在目击者的眼中，那天城市的娱乐空间（以迪高城为代表）布满了戴着“假发”的细小族，他们竞相以一种彻底变化了的形象而互相注视、自我陶醉。目击者的视城里还出现了头上出现十种不同颜色“假发”的“假发迷乱分子”，她们的理由是，这些“假发”可以对应她们不同色调的服饰，从而营造她们个人的不同风格。至于那些戴着假辫子试图显出莫里哀时代作派的女子，在这些空间里更是比比皆是，她们今“假发”时尚成了不仅仅是几个思想前卫、行动极端的男女的孤独迫逐。 旧日的人道主义范型已被超越，“假发”不再担当对人类生理缺陷作出适当＃“救这个传统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它体现了新人类的特殊审美趣味，并勾勒了一个感官至上时代的侧面剪影。在坚持开放观念的人们眼里与坚持大众文化批判观念的人们眼里，“假发”这个物象正注入了不同的社会内涵，它们是矛盾的、对立的、冲突的。对我们来说，“假发”时尚所包容的更高意义的提示是：今天的人们乐于以伪装的面目出现，但他们为何渴望这种伪装？ 我发现，这种情形并不局限于“假发”这一城市时尚，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在电脑网络所派生的虚拟社会中日击着人们游走的身影，还目击着他们以伪装的身份与他人沟通。多年以前，一个困扰着我们的艺术命题而今以这样世俗化的方式再次向我们提示：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还是生活模仿了艺术？换言之，是伪装的（因而是人工的）我接近真我，还是本色的（因而是自然的）我接近真我？ 一些都是不定之数，唯一确定的是，以“假发”时尚的名义，昔日的人道主义的层面已被超越，伪装的背后是新人群和他们的审美理想在诞生。 僭越：品牌消费中的误导 今天，有关品牌的讨论已从非主流状态跃进到主流状态，这一点，你只需去读读这座城市的一些权威媒体经常发布的品牌报道便可明了。但有关品牌的大量误区依然存在，一同存在的是跌落进这个误区里的男女们所表现出来的盲目、轻率和自以为是——如果我们不说愚蠢这个词语的情。 试以今年夏季流行的POLO品牌为例，我发现几乎所有自认为有些品位、赶得上潮流、自封为品牌大师的男子，都清一色地将这个品牌披挂于身上，那个骑者的标志成了他们相互间联系的信号，成了他们与这个夏季达成的流行契约。但他们却忽略了各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美学立场，他们间的差距原本是这样大——从隶属于知识阶层的人士，到附属于白领集团的人员，到归属于VIP群落的分子。 他们现在全都统一在POLO这面旗帜下，他们放弃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趣味、服饰观念和文化认同感。这样的情景与若干年前完全相似，我指的是不久前我们这座城市中的男子对皮尔·卡丹先生爆发出来的激情，那时，这种激情的强度可以用这个场景来说明：在一个水果摊上摆弄美国提于、厄瓜多尔香蕉的小伙计，在他的腰际处也围上了一根惊心动魄的皮尔·卡丹皮带。 这种局面的产生与一个动名词有关——流行。我们当然不能简单而又粗暴地去攻击这个动名词，我们能否定C．D、DVD和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吗？然而，我们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不同的品牌在社会的架构中占有不同的位置，它们内含着不同的等级和价值标准。任何一次的僭越（就这词的泛指意义而言），都将导致品牌世界的混乱，从而产生我们这个世界中有关日常生活细节的笑话。 当然，我希望我的这番言论不致于被人误解为对民主和其全部内涵的攻击，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他想玩什么品牌就玩什么品牌的话，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历史对这个道理自有评价。 “巴巴里”：老欧洲离我们还有多远 不断地传来某某欧洲品牌进入我们这座城市的消息，在新近开业的一些大型或超大型的购物商厦中，我们也耳闻（当然更重要的是）目睹着那些来自欧洲的新品牌服饰，此外，今年初秋时分，由于那个天才的设计大师突然去世，也让以他的名字为代表的品牌在我们的城市中“似乎”火了一把，我强调“似乎”这词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只是听说了“瓦萨基”在上海时尚男女中间显得奇货可居，但我们并没有目击到它真正地吞噬着上海的品牌一族。 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又过于轻信，我们当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历了最初的含混不清之后，品牌进入了它的清晰时期，上海的时尚男女也摆脱了最初的蒙昧，开始了成熟而明智的品牌消费，老欧洲的一些品牌来到上海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不仅证明了我们的城市整合和接纳着品牌世界的“经典”，它还证明了我们的市民将这样的“经典”揉和进了自己的生活之中。 事实又是如何呢？ 譬如在新近落成的梅陇镇广场，我们确切无疑地看到一些闻名遐迩的欧洲品牌服饰正处于相当孤独的状态（是它们的高价位吓住上海人了吗），又譬如在遍布城市四周的一些“怪诞屋”中，你可以看见那么多欧洲品牌的膺品（接受替代不就是接受无奈么），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诸多的细节，它们全都在质疑着老欧洲品牌和我们这座城市真正的关系。 其实，所谓的老欧洲品牌整合进上海的说法在多地是出自于那些品牌推销商的回中，通过斑调多姿的广告和天花乱坠的媒体，他们有意地虚构着这些品牌在今日上海中的真实情景，有意地制造着林林总总的假象，从而让人们失去现实的消费视野，产生说到底是极其盲目的购物冲动。 老欧洲的经典品牌肯定会整合进我们的城市，这是无需怀疑的事情。然而，对我们城市的子民来说，目下它的到达还只具有“物理”的意义；当它们对我们城市的子民具有了“精神”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真正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时，方可说老欧洲就在我们的身边，即使在黄浦江上我们也能够闻到塞纳河、威尼斯河和泰晤士河的气息。 迷你裙：从文化禁忌到性感泛滥 今天，以性感泛滥为主要外在特征的青春文化，正席卷着上海这座曾有过特殊稳定结构的城市（就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屡试不爽的计划经济而言），在这股激荡的潮流中，我们看见了迷你裙这一具体的物象。那些身材姣好，尤其是小腿线条特别优美的上海女孩，即使在寒冬腊月中仍然以一袭超短裙来展现这座城市的干种风光万般风情。倘若我们将时光作一次回溯，我们便会在七十年代的初期瞥见迷你裙作为一种“文化禁忌”而被扼杀而被窒息而被压制的情景。此刻，我们真的感到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无情。 仔细地想一下，我们便会发现，多年以前对迷你裙的压迫里有着主流文化对青春文化的恐惧，对生命、本能、性感和激情的恐惧。那时，主流文化认为，社会的力量全在于中老年人的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不屑于未经理论、教条整理过的真实生活，用“邪恶”、“猥亵”、“卑污”等等词语来定义青春文化，以致于身穿超短裙（今天叫做迷你裙）的女孩行走于大街时，她们的双腿上全被打上了肉眼看不见的“红字”，她们在各自的单位里则被视为一种可疑而不祥的怪物，因为她们竟敢去做这样下流的实验。 于是，在七十年代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所产生的超短裙物象背后潜伏着真正的革命性要求，而在女孩那截暴露的大腿上也频频发出着人性的呻吟。 而今这种革命性正在荡然无存。 换言之，当文化禁忌之墙被推倒之后，我们看见了性感文化的过分泛滥。 在大街小巷间，更准确点说是在上海的娱乐空间内——巴黎春天的香榭丽舍咖啡馆、通通迪斯科舞厅或金色年代的包房——你都会看见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女孩正在暧昧的灯光中展示着她们那一条风情万种的超短裙。她们的自信是不言而喻的，充满了活力（也许是紊乱的活力）的年轻生命，无法抑制的青春期冲动，在配比正确的营养之后产生的比例完美的大腿，以及使她们变得舒展、自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文化背景揭示着我们，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我们熟悉了众多的康乐总会对这个时代的肉身的温情承诺，也提醒着我们看见了黛安芬、柏利安、姻登峰之类的物品对这个城市的肉身的有力关怀。舒适堡中发生的一切正演变成上海新的传奇，健身房里开展的一切正成为城市新生活篇章，肉身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主题，性感泛滥在我们的眼帘之中。 当人摆脱了神的统治以后，人自己坐上了神的王座，这堪称是时代的一大巨变，但这种巨变中包含着足够的危险性，如果人在自我崇拜上走得过头的话，那么，他的平庸无奇、愚蠢不堪将充分地暴露出来。因此，我想，我们首先有充分的理由祝福那些身穿迷你裙的女孩，我们承认她们修长的双腿踏出了真实人性的足印，但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向她们说上这么一句：当我们拥有了自由地表达性感的权利时，这还不是“自由”真正的全部的内涵，自由的内涵应该表达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 凉拖鞋：'97之夏的时尚突围 一轮新的时尚追逐正在上海、北京、广州依次展开，这一轮时尚追逐猎取的对象是做工精致与质地粗劣的拖鞋，穿着这些拖鞋的自然是城市中对时尚有着偏执狂般激情的女人们。 在上海，这些时尚追逐者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是城市时尚的前卫主义者，她们成分复杂、阶层不一，但都清一色地漂亮和性感，因而魅力十足。在这个夏季的白昼和夜晚，她们穿着售价四五百元左右的做工相当精致的拖鞋（它们中不乏真皮的材质），姿态优雅地出入于太平洋百货、友谊商城、伊势丹等等一流的空间，她们也常常风度可人地落座于巴黎春天、曼克顿的咖啡屋中，在所有这些处所里你都会看见那一双双涂着红色、银色、玫瑰色指甲油并被款式干姿百态的拖鞋所呵护的纤脚，它们闪烁着这个夏季时尚的眩目光芒。 另一个阵营是进入城市的异乡人，她们多半来自上海周边的省分，少部分来自广东的东莞、福建的惠州和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她们身材的矫好、脸庞的出色是不容置疑的，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她们中有不少人达到寻常上海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但一般而言，她们所受的教育不高，在趣味上不免就打了一些折扣；另一方面，她们进入这座城市的历史太短，无论是自力更生的积累财富与借助某一个男人的臂力来开掘金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因而她们所穿的拖鞋常常选用的是复合皮材质，更有甚者，穿的干脆是塑料拖鞋，那价位徘徊在50元至100元之间。 两个阵营在这个夏季同时进行了时尚突围，她们穿着优质和劣质的拖鞋满世界转悠、满大街乱穿，那“啪哒”、“啪哒”的声响敲打着上海的柏油马路、大理石地坪，这架势将“巴黎春天”当成了家乡的盟洗室，将上海的地铁站当成了家乡的打谷场。她们颠覆了拖鞋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让其在今日生活中担当起了另一重任。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时尚突围者其实是另一种文化的摹仿者，因为穿着时尚拖鞋在大街腾挪的现象可以溯源于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我们的时尚突围者踢的是时尚球场上的后卫位置。 但相对于时尚更有意思的是她们的心理，那种将生活看成一场游戏、将人生比作一次娱乐的心理。我想，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越来越不在乎社会的清戒规律、时代的繁文缛节，更不会去思索神圣一词的真正含义。对她们而言，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随意而放松，还有什么比得上在一个阳光凶猛的上午或下午，穿着拖鞋在“巴黎春天”、徐家汇地铁站晃晃悠悠更惬意的事情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大街穿着拖鞋的女人，于是，我们发现了’97之夏的时尚突围者；于是，我们感觉到这个时代与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在军跑鞋、耐克跑鞋、老人头皮鞋之后，我们有幸目击着这一双双肆无忌惮的拖鞋。 染钱加色乳：亚细亚背后的欧罗巴企图 在上海最豪华的宾馆之一的花园饭店的二楼，五星级水准的会议厅里正出演着来自法国某化妆品公司的一次生活轻喜剧：只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个够得上英俊、潇洒的上海男性模特儿的头上起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黑色成了完全的橙色，他的微笑在我看来也带上了多彩的意味。 强调这一场景的原因在于这次彩色革命的推动者据说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化妆品集团公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省略了它的称谓和它的品牌），而坐在台下全神贯注着台上彩色革命的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媒体人员。 一种传播方式便这样形成：先由上海俊男作出富有蛊惑性的彩色染发的实验，紧随其后的是各方媒体的不加分辨的传播（他们常常是这样运作的），最后则是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头上一派五光十色的男女，这个时代的多彩多姿便这样呈现而出，在这背后则是西方商业集团的良苦用心。 早在一年以前，我便以“染红头发的女人”和“染白头发的女人”两文对彩染这一城市时尚作出了反应，那时，我便认为在这一时尚背后包含的是第三世界人民对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文化的无可奈何的膜拜与迷恋。今天，我发现，我在一年之前的判断由于西方商业集团对亚洲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入侵而获得了新的佐证。在为亚洲人民的个性（是西方商业集团认为的个性）、在亚洲人民的开放心态（当然也是西方商业集团认为的开放心态）等等的幌子下，西方商业集团的巨大利益得到了切实的保证，这个集团是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看待着亚洲大陆的大片空白，并以同样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这片空白即将布满染着他们的化工厂生产的染浅发乳、染浅加色乳头发的人们。他们由此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上都如此地说着：现在，在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之后，中国也加入了染发的时尚中，他们的年轻一代的生活因而变得绚丽多彩。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些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所作所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们为何要让亚洲人民去获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时尚和亚洲人民的文化传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和谐一致的？除了他们的商业利润他们还能找出更人性从而也更好的理由吗？ 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解释（以所谓的西方文明传播者的名义），而在三四个世纪以前，我们是看见过他们的身体力行的（以不屈不挠的利玛窦的名义），而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我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去反对生活中所包含的变化，正是西方的视听技术使我们有了家庭影院，也是西方的酿造技术使我们拥有了多样的口感，但若有人要改变我们的发色，我们有理由要求得到解释，原因十分简单，改变发色便是改变种群的特征。否此，我们马上便会不幸地看见这样一种技术的来临：我们的皮肤将被漂白，而我们的眼珠将被染蓝…… 腕上之表：比时尚更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夏季上海的街头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目击那些在腕上展现一派时尚风情的男女们，并且，根据他们的腕上之物我们可以将他们大致划分作几个层面、几个部落—— 那些选择“斯沃琪”的照例总是城市中最年轻最具活力也最爱赶时髦的男女，“斯沃玫”在这个夏季里加大的广告推介力度；“斯沃琪”的多彩多姿的新潮款式；“斯沃琪”的十分对应城市细小族买单能力的价位，这一切的集合使得细小族为之前赴后继。那些选择中外合资产品的照例总是城市的中外合资人物：白领或准白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强调自己的品位的同时还在强调自己的身价。离开花哨的“斯沃琪”于是便成为逻辑中的一环，而下一环便是迎向价位定在二三千元的手表，它们中自有一些忽闪着宝石般的微光，虽说这微光经不起行家的检验。 城市真正的有产者在腕上佩带的是“雷达”品牌以上的手表，他们沾沾自喜于“劳力士”、“罗莱克斯”这些老牌子中包含的怀旧意味，尽管他们的历史经不起最一般的推敲，无论是卖带鱼的出身还是炒外币的家世都令人沮丧地想到和“劳力士们”对立的方方面面……但这一切并无碍他们将佩带着世界老牌名表的手放在了豪华宾馆的台面上。 热爱时尚生活的人们据此可以将这看作是城市生活十分丰富多彩的一个现实例证，我也这么认为，并且，我还认为我们生活中的部分意义便在于此。 不过，在腕上的时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部分意义：对时间的漠视和将时间忽略，以手表充当装饰品而不是计时器的历史早几年便已开始，我们可以谨慎地判断这与城市的急遽变化有关。这种变化导致了白昼与夜晚界限的模糊，上下班之间程序的打乱。正是消费时代的到来造就了对时间不再坚持传统概念的崭新一代，而在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被既定的时间表所规定着，人们无条件地认同着这一绝对的权威。 我们还可以猜测这与今日的人们的生活态度有关，在夜夜莺歌燕舞、日日灯红酒绿的人们眼里，时间是他们最可以挥霍的资源。这些人们总是急切地盼望着下一个日子的来临，盼望着下一个夜晚的到达，因为在那一个夜晚里有着令细小族为之癫狂的迪斯科；有着令城市白领为之意乱情迷的咖啡吧；有着令成功人士为之沉没的K房。 今天的城市人恐怕再也不会像或昔日的城市人那样地去认识时间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了，他们将纵情的生活看作是一次永无尽头的销魂过程，他们的肉眼看不见在生命的另一头，时间正以它的冷峻日光冷冷地打量着浮华城市中的浮华生活。 是的，今天的城市中很少有人能够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待太阳的每一次升起与降落，他们将计时器当作了这样一种玩意儿：显示有钱人的实力，表达向上爬的人的品位，夸张城市细小族尽管懵懂无知但仍然想玩上一把的心情。 香水：迷情、迷惑和迷失 城市正再次被香水温柔地涂抹，当炎热的’98之夏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放开眼去，在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随处可见香气扑面的女人，当然也可见若干香雾缭统的男人。我想，他们分布的地区大概可从亚热带一直到亚温带，换言之，当你在广州的街头和一个涂沫着“毒药”的男人一头相撞的时候，你的同胞则在北京的城墙下与一个喷洒着“沙滩”的女人正擦肩而过。 曾几何时，香水成了一度十分禁锢的社会的催化剂，它向这个社会注入着雅致、优美、妩媚和风情。试想想，就在不久以前，一个男人如果在他的脖子、耳垂或衣领上稍微喷洒一些香水的话，他的这种行径还会受到一些非议，而即使是一个女人，假如她在夜晚时分一派浓香袭人，也逃避不了人们的可疑回光。今人我们不能说类似的情形就此消失，但在有正常思考力的人们眼中，香水为生活带来的是一份难得的迷情，它润滋了我们平凡的时刻，细腻了我们粗糙的岁月，也计我们的肉身在某一瞬间某一时段变得稍稍地与众不同起来。 生活中存在着的美妙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女人们出于香水的作用，正显得越发的婀娜多姿、柔情万种，男人们也由于香水的作用，正越发的引人注自、更具魅力。然而，社会上存在的谬误也是由此而生发，如果人们将这个年代仅仅理解为是一个纯粹的“香水时期”，如果人们认为香水以及其他一些摩登物品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物质基座，并对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照单全收的话。 这样的人们当然比比皆是。我清晰地看见，一些香水推销商出于商业的目的正拼命鼓吹着这样的观点，他们将“兰康”、“克里斯蒂·迪奥”、“夏奈儿”、“巴巴里”等美化成了生活中的魔幻药，仿佛只要涂抹了上述些许液体，人们的生活基因马上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城市男女出于狂热的心情也对这种观点推波助澜，他们麇集在城市购物商厦的香水加油站周围，以无限膜拜的神情等待着这些液体输入他们的瓶子，仿佛输入的不是一二百克香水，而是有关他们人生的全部信息；至于广告商们的种种说法更是指鹿为马地令人反感，他们毫无原则地阿谀着香水推销商，恭维着香水崇拜狂，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唯一原则便是使整个消费市场加速运转，从而也使他们的利益加速增长。 然而，只要我们没有彻底丧失感觉和判断，我们便得承认，一种更冷峻更粗劣但也更真实的生活时时横亘在我们的面前，除了那些真正的骄奢淫逸的“成功”人士，即使那些时时讲究品位的白领同志也时时让生活压迫得直喘粗气，他们的生活中也不是分分秒秒都香气综绕。 我们没有进入一个所谓的“香水时期”，我们面对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性和危机感，使我们生活的若干细节带上了若干情趣的香水确实是生活变化后的一个说明，但它决不是变化了的生活本身。而由香水推销商、香水广告商一起炮制的香水神话在这个社会大肆盛行，除了反映出商业主义者的猥琐心理，还反映出不少男女对今天的生活缺乏真正的洞察能力，他们迷失在香气袭人的时代氛围里，却对这种摩登物品和伴随着它们一同出现的那些说法丧失了起码的解析和判断，他们从不这样询问自己更不这样询问社会：“在一个表面光滑、柔软、暗香袭人的社会里，其实我迷失了什么？你们迷失了什么？他们迷失了什么？” 金饰品：压抑人性的贵金属 至今为上，我们还远远没有从贵金属的沉重中摆脱出来，在97年的深秋时节，仅就上海来说，借助于媒体、广告的力量，贵金属上再一次地侵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异域，我指的是以世界黄金协会为首的有关黄金饰品的一系列推广活动。 我愿意承认，在这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中，贵金属本身有了若干的变化，譬如，与从前相比，今天的黄金饰品在细节的处理上更具创意性和艺术性，因此，某种意义上也更具有了审美性。我同样明白，上是有了这样的变化，它对今日城市的诱惑就具有了更大的能量，我们无需多作想象，这一幕情景便跃入眼帘：无以计数的青春玉女和半老徐娘纷纷地在她们的土腕粉颈上点缀起精雕细琢的黄金饰品，她们以被贵金属的簇拥而深感生命的荣耀；与此同时，那些在所谓的“后信息时代”、“后消费时代”里成长的男性细小族，也在他们的粗壮的脖子周围和不那么干净的耳垂下方，装饰起千变力化的黄金饰品，他们以占有了这些贵金属而深感时尚的幸福。 就个体的生命来说，热爱贵金属的男女自有他们的现实理由，也自有他们的历史根源。换言之，自从我们的祖先从周口店—路走来，他们便与饰品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展厅中所看到的那些用兽骨做就的原始饰品，便是我们的祖先在二万年以前便已表达出来的审美意识和自恋情结。然而，就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贵金属无限崇拜的情感，就今天这个社会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对黄金饰品无限迷乱的心理，我们确实有理由加以警惕，并指出这正是时代和社会的弊病、弊端所在。 具体来说，我们不是早就日睹了这样的情状：一些风韵犹存的女子，在她的十根纤细白皙的手指上，套着四只至六只戒指，它们中有一些是用非金属做就的，但大部分的材质都是贵金属，它们在开放的上海天空下泛滥着澄黄的光芒。显然，这些女子在她们的手指上摆布了将近半个班的戒指，这种几近强悍的行为决不是为了烘托她们的审美意识，而是为了强调她们的个人财富，为了赤裸裸地告诉人们她们在经济地位上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现在，美、美感、审美情趣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显示个人的实力或借用上海亚文化圈流行语来说叫做“掼出力开”。这种心理决定了这些女人手指上戒指的数量，她们并不在乎这些戒指的美学意味。说句刻薄的话，如果有可能，她们甚至会在自己的身上直截了当地披挂起用人民币做就的衣服。 我们城市的饰品被异化的历史便开端于这一刻，在相当一部分男女披挂在身的饰品背后，你解读到的不是古典美学的现代发展，也不是历史趣味的当下演绎，而是拜物教教徒的梦想、呓语和癫狂。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决定了我们对今天的贵金属推销者必须保持的怀疑态度。我们知道，作为商人，当他们向那些渴望时尚的男女灌输一整套关于贵金属饰品在今日生活中的审美作用的时候，其实他们灌输的是一整套市民社会的信条、理念：没有什么比一只黄澄澄的金戒指更实用的东西了，不是因为它看上去美不可言，而是因为它的通兑特性，因为它能析换成你所需要的物品。 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贵金属刺目的光芒中摆脱而出，它告诉我们的不再是有关财富的这一套陈腐的说教？又在什么时候，城市的饰品不再是人性的另一种枷锁，而能恢复它在远古时代的属性，表达人类对美、对趣味、对意蕴的天然追求？ 另类内衣；对时尚的一种掠夺 不久以前，中国内地的众多媒体全都云集于上海最富于开放精神的区域之——虹桥开发区，令它们如此兴奋的是第三届国际内衣暨沙滩装展示会。在这次展示会上，处于主流地位的世界内衣制造商们向上海的时尚男女推出了几十个品牌和几百种款式（它们中有着上海时尚男女还不太了解的C·K、GUCCI，也有着上海有些男女已大致熟悉的黛安芬、柏甲安、雅戈尔），世界内衣制造商还向上海的时尚男女推出了这个时代对女人肉身的温情、蛊惑和谄媚，这份温情、蛊惑和谄媚由于身着内衣的模特在T型舞台上妖艳地演绎而获得了充分的扩张。 毫无疑问，身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我们早已不上一次地目击了这种“扩张”，我们自然也不再会对这份“扩张”怦然心动，因为我们深知这份“扩张”的背后有着商业集团的种种有关利润的企图，这企图关涉的是人的贪欲而不仅仅是人的审美。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另外一些内衣所吸引，它们在内行的嘴里被称作“另类内衣”。 它们让我们为之震惊。这份震惊首先来自于它们的材质：皮革、草绳、吸管、松紧带、泡棉……正是这些让寻常人们匪夷所思的材质构成了“另类内衣”的基础；这份震惊还来自于它们的理念：热情而原始的活力、视觉的迷惑和生理的盲目、恣意的放肆加上野性的浪漫……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理念强调了“另类内衣”的生动的破坏力和同样生动的打击力。 显而易见，“另类内衣”决不会被这座城市主流人群——那些经常自命不凡的女白领和那些将“情调”当作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的小情调主义者——所认同，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们在“另类内衣”面前投上惊愕的一瞥然后掉头而去的情景。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另类内衣”存在的价值，并且，这正是“另类内衣”存在的价值所在：以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强硬地楔人主流社会、主流人群，并在它们（或她们）的一侧发出独特的呼叫，使得一个温柔缠绵的社会和那些沉湎于浓重的脂粉气中的人群为之而惊愕不已。“另类内衣”就这样对我们今天的时尚作了一次富于挑战性的掠夺，它还掠夺了城市人那双在过多的色彩、过多的线条、过多的香氛中已变得极其麻木的眼睛。 虽说，我们有必要警惕“另类内衣”的构思不过是商业集团的另一种良苦用心，而我们对它的解读到头来不过是掉入它的陷阶的另一次说明。 当商业集团变得几乎是无孔不入并显得魔咒附身的时候，我们的警惕不会是多余的。 “怪诞屋”：梦魇般的气息 “怪诞屋”出现于九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最初，我们将它的出现看作是城市商业小空间自身生生不息运动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这之前，我们着实地目击了城市商业小空间的流转变化：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铺陈于九江路西段的各式店铺对城市小空间作出了第一次注释，它在向城市人出售着今天看来大成问题的耐克跑鞋、老人头皮鞋和阿迪达斯网球鞋的同时，还向人们出售了有关品位、情调之类的最初信息；九江路店铺之后，接着出现的是精品店，在九十年代初，它以另一种方式对商业小空间作着阐述，也就是说，它在系统地介绍过去城市人闻所未闻的品牌知识的时候，还提供了一整套对未来城市人生活将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关于精致、优雅、迷情、妩媚、魅力等等的税法；精品店之后，轮到专卖店粉墨登场，这时，时间已到了九十年代的上半期，专卖店不仅进一步形成了有关新上海人理想的生活品质的种种教义，它还斩钉截铁地向新上海人贩卖著有关今天时代的生活哲学……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怪诞屋”这样一种商业小空间： 它们一般不会大于两开间，整个空间以黑色为基调，这种基调不仅表现在四周的墙壁上，它更多地表现在所陈列的物品匕。比如，我们看见了黑色的T恤，黑色T恤上同样黑色的骷髅，它们飘散着十分狰狞的气息；我们又看见了林林总总的黑色的工艺饰品，它们的主题多半与早已消失或早已死亡的事物有关（某个可怕的山羊头、某块可怖的兽骨），弥散着压抑的、陈腐的气味…… 和昔日的商业小空间一样，“怪诞屋”也在向今日的城市人出售着它的理念，但在理念的向度上与前者是截然相反的，它提供的不再是一个光滑、明亮和璀灿的实用世界，也不是一种令你欣喜、激动和微微沉醉的调子，它提供的是奇崛、突几、怪诞、恐怖和狰狞，提供着适度的晃动、某种不安的威胁感，它给你的是一个充满了侵略性的视界，一个充满了梦魔的空间。当然，如果我们的言说是全面的话，我们应该指出“怪诞屋”中还陈列着无以计数的假饰品，它们以“意大利”和“美国”的名义，提供着另一种虚幻的视界。考虑到“怪诞屋”这种空间在上海不少地方同时出现，考虑到商业小空间原本对它的消费者所取的姿态只能是自始至终的“妩媚”，商业小空间而今的变化就不仅使人感到瞠目结舌，更发人深思。有人对这种变化如此解释：今天的消费者的购买欲已经是这样的疲软，除非制造一种令他们时刻感觉到隐隐威胁的氛围，从而令他们警觉、惊醒，又从而挑动起他们麻木不仁的欲望，否则他们对一切都将无动于衷并置之不理。 这是对“怪诞屋”在城市中突然兴起的一种商业性的解释。如果将思考向另一个层面推去，我们在这里是否还能看到世纪末时期城市人集体无意识的一次集体反映？换言之，今R城市生活中如锦般的繁华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即使是行走于“巴黎春天”或在“美美百货”中购物的人们，他们内心中的压抑以及这压抑牵涉到的秘密又有谁能破译？时代的列车正向前迅猛地驰去，但它究竟驰向何地、何处、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人们内心深处由此充满了不安、惊恐和疑惑……“怪诞屋”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反应，在它的默不作声的空间里，我们真实地嗅到了一种梦魔般的不祥气息，它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诺查丹玛斯的一些预言，想起在这座城市男女渺小的快乐一边存在着的是银河系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黑洞。 夏季的裸露：时尚的冒险者 在每一次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总会看见同样正在转换的是一出有关时尚的轻喜剧，譬如，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上海（当然也包括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不少女孩与早已过了女孩阶段却仍要强作女孩状的女人们，正纷纷将露肩装作为今夏的一个时尚焦点，她们中有人自称为“时尚生活的冒险者”。 应该说，这样的冒险者是能令我们投上一瞥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还鲜见有关大街上行走着的裸露着双肩的女人们的描述。稍早一些时候的连衫裙，更早时候的旗袍乃至不久以前的衬衫、汗衫和圆领衫都对女人脖子下部的肉体作着小心翼翼的护卫，女人们将这部分肉体遮蔽起来的根本原因也许源自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同时，也源自我们民族的自我反省自我觉悟：在这一部位，我们较难与他人一争高低。 时尚冒险者的富于勇气的行为打破了这种文化禁忌和心理禁忌，在夜晚行走的她们体验着将臂膀、颈项、锁骨、后背乃至前胸的一部分彻底裸露的快感，她们给总体来说还不够新鲜、生动、充满活力的夜上海生活注入了超等类固醇。 但冒险者总得付出代价，更不用说一个无知的冒险者了。 有相当一部分的女人只是沉溺于她们的时尚冒险的刺激中，她们在打开自己上半部分的身体后，过于匆匆忙忙地走向了大街，她们完全忘掉了该在家中的镜子前略微端详一番，看看有何不妥有何不当。其实不妥不当是存在的：在晚风吹拂下的锁骨显得绝对地嶙峋，在霓虹灯照耀下的后背显得过于干瘪，而被星光抚摸着的前胸也过于平坦乃至过于平淡。她们在一次次的骨瘦如柴的冒险中给人的只是同样的骨瘦如柴的印象。 于是，这些无知的冒险者在他人的眼光里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时尚爱好者，她们除了对时尚生活有着一腔近似于神经质的向往，却失掉了对时尚的基本感受，更不用说她们经常日口声声的品位了。 夏季的裸露：在自然和沉沦之间 在上一个夏季的日子里，我们曾经目击了许多时尚之女，她们怀着十足的勇气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充分地“暴露”自己，然而与此同时她们也“暴露”了自己的许多缺陷、许多尴尬，我们回此将她们称作“时尚的冒险者”，她们的冒险其实作证了时尚对许许多多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她们无法进入的迷津。 这一个夏季依然如故，更多的女人正纷纷穿上“暴露装”，正不亦乐乎地将自己肉身中的某一部分尽情地“暴露”在八月的城市里，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比较着一根吊带与两根吊带之间的差别和流行度。我想，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去攻击“暴露装”以及它们的使用者，除了那些尴尬的时尚冒险者外，另外一些女人对“暴露装”的追逐可以看作是这座城市在时尚方面的正常的情感反应。因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在他们远离今日的工业文明、电脑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日子里，他们在充分地暴露肉体的时候，充分地与一个伟大的自然进行了沟通，他们肉身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自然的清新气息，闪烁着太阳的明亮和月亮的宁静，凝结着高山、湖泊、森林、大地等等的精气……我们可以将今日的时尚之女对“暴露装”的迫求看作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无意识的继承，在扔掉了层层包裹她们身子的现代工业所提供的服装之后，在虽说还称不上彻底的裸露但已可称之为足够的呈现的行为之后，她们接近了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形态。 必须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有一部分“暴露装”爱好者，她们在展现自己啊娜多姿的身段的时候，内心深处渴望的却是诱惑身外的世界或者被身外的世界所诱惑的心理，换言之，她们明白自己堪称是一个城市尤物，她们也希望任何一个人将她们当成是一个城市尤物，那可满足她们的心理，也即裸露之后的放纵和放纵同时的裸露……我想，她们在“暴露”自己的时候，确实有着一种肉身之美，但是，这是一种“沉沦之美”，打一个不那么正确的比方，这是一种王尔德式的美感，它令你不安地想起一种世纪末的心理和情绪，并让你不安地想到这样的心理、情绪里有着的病态东西。 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些“沉沦之美”展现者的身上，我们注定是不会看见对一种伟大传统的继承之心，当然也不会看见对恢弘自然的皈依之意，她们能够给与我们的东西并不会比那些“时尚冒险者”更多一点，或者说她们给与我们的只是那充分“暴露”了的放荡心。 形象设计；过度的承诺便是欺骗 一种被称作“形象设计”或“形象包装”的现代技艺和它内含的“形象文化”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着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上海。 对它深表钦佩的人们占据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今日，我们轻而易举地便能看到无以计数的细小族乃至第四代人乃至老三届都渴望着以新的形象而出现，我们同样看到了数量较少的但雄心更大的一些男女正试图加入形象设计师这个绩优股行当，顺便说上一句，他们并不缺乏才情，他们中也将会产生若干大师级人物，我的不少朋友都可归于此列。 从时代变迁、社会开放、人性复苏、东西方文化相互整合（严格点说是西方文化不断地蚕食东方民族）等等角度来认识，这股狂潮有着它的合理性，你可以将它看作是人道主义哲学在这个世纪末的又一次呈现，这种新人道主义向一切渴望完美自我的男女作着承诺：从人开始，到人结束。基于这点，我们将怀着万分同情之心去看待细小族纷纷涌入城市林林总总的形象设计室，她们希冀自己以三十年代的名媛淑女或九十年代的反叛娃娃等形象出现在社会面前并被人记取，这也是作为人的天然权利和天然要求。 然而，理解这一点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有理由放弃对这股潮流加以探究的责任。知识界，尤其是媒体应有足够的清醒去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和另一个层面上看，所有的“形象设计”、“形象包装”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欺骗，它们只是在单位时间内让你去作一次迷失本性的空洞漫游，随后，你所窥见的世界本相便显得格外冷峻、格外尖锐、格外严酷。何况，对一个真正博大、丰富、缤纷、壮丽的生命来说，她是藉着苦难、沉痛、悲凉而不是其他来认识存在的方式和存在的价值。 主流与非主流的流行 在谈及这个年头城市流行焦点的时候，我想，在上海它呈现出的是主流、准主流乃至反主流的多种流行格局。为方便起见，我把它概括为主流与非主流这样两种状态。 在主流的层面上，我目击的是品牌理念正不断地渗透进上海林林总总的时尚男女的内心中，以至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且不断成熟的“品牌崇拜族”。仅以女子为例，她们便已从若干年前对品牌一无所知前进到两年以前对ESPRIT的迷恋并进一步前进到如今对C．D的狂热。看来这股热潮一时不会消退。我预言，随着上海有产阶级的不断知识化，随着上海白领阶层的不断壮大，随着上海情调主义者的不断萌芽，对品牌的追逐和崇拜将日益发展开去，成为主流的时尚男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毕竟，除了极少部分的超级富豪和极少部分的出世者，对品牌的炫耀对应了大部分男女的心理，尽管，他们也许不会再犯不久以前将品牌标识缝在外衣袖管上这种过于低级过于幼稚的错误。 略为推敲一下你便会发现，上海品牌族认同的是一个由凯迪拉克、钻石公寓、巴黎春大、锦明大厦所构成的今日上海的规整世界，这世界依据的便是以西方商业理念为核心的价值尺度。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还目击了一股小小的逆流（逆流一词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它指代的是对这一规整世界的反拨和反动。 比如，在上海的一些迪斯科舞厅里，一些时尚之女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白色或银白色。伴随着迪斯科强劲的律动，她们的那一颗颗布满白发的头颅正鬼魅一般地浮动，同时，在这样的空间里，她们释放着自己的莫名或有名的疯狂。 我想，这种身影中包含的审美尽管多少有些病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病态，因为一个充满了歇斯底里能量的空间要求的便是歇斯底里的精神，它对主流的流行所生发的挑战和反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至少，它打破了在一个规整世界中产生的那种貌似高贵、衿持而实质琐碎、疲弱的流行格局。 我只是担心在迪斯科中疯狂起舞的白发魔女很快便成为上海全体时尚男女的仿效对象。换言之，一旦这缕缕白发也一如不久前的黄发、红发披挂在上海的所有渴望时髦的男女的面庞上，那么，一个令人作呕的时刻便将来临。在上海的流行舞台上，我们经常目击一些非主流的流行是怎样乔装打扮成为主流的流行，一种激进是怎样转变成了平庸。 松糕鞋：败坏口味的城市时尚 有时我真的十分惊讶，历史会以这样古怪的方式得以重现，我指的是那些又厚又笨又重的类似松糕的鞋子在这座城市的风行。对我来说，松糕是今日已彻底消失但在过去却温暖过我们童年心灵的物件。对今天城市的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来说，这番记忆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时髦，因此，她们在98年初夏时节，各自穿上了一双松糕式皮鞋或凉鞋，过于雄壮过于威武过于不可一世地在大街上行走。 我注意到城市的成熟女性干脆利落地拒绝这一次流行。在这一个夏季，她们甚至忽略了曾经风靡一时的皮拖鞋，选择了鞋头尖尖、后跟高高细细的皮鞋。应该承认，她们的选择比较确切地对应了自己虽然丰满但依然曲线玲拢的身子，也比较确切地对应了她们以精巧的饰品和精美的服装所形成的那份精致的美感。 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暂时还无暇顾及这份精雅文化。出于她们在今天社会中非主流状态的现实情境，她们渴望的是在人群中被人注视被人关注被人谈论。 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一种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在她们的感觉中，要想在茫茫人海中不被他人忽略，首要的前提就是在人群中“出类拔萃”，这种“出类拔萃”甚至使一个最为平淡无奇的女人也能强硬地进入他人的视域，在他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无论是较为成功地遵循了遗传规律还是完全破坏了遗传规律的部分上海小女人，部套上了这么一双令我们瞠9结舌的松糕鞋，这双松糕鞋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她们的高度，确实使她们中原先生理高度有所不幸的女人而今也能维持在差强人意的地步，但它的负面作用同样是明显的：那么娇小的身材，原来还能给人一种“玲珑”的美感，在不合时宜地套上了这么一双笨不可言的鞋子之后，纤弱、细巧的美感就此荡然无存，添加于身上的只是查理·卓别林式的滑稽可笑；而那些身子本来就十分伟岸的女子，在这么一双生猛的松糕鞋的衬托下，她们过于高耸入云的形象也令我们不寒而栗。 我们的口味就这样被彻底地败坏——当我们城市的大街上充满了如此之多脚穿松糕鞋的小女人，当这些小女人对自身存在的任何一个细节部不加推敲更不加思考的时候。 文身：越轨青年的愤怒暗号 他们在自己年轻的肉身（脚、大腿、臂膀、胸脯、肚脐、乳房）上——文上图案，这些图案的内容或许各自不同，但都弥散着同一种怪异、诡谲、阴郁、冷酷的气息，带着这一份与众不同的气息，他们阴暗地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不时地掀起感觉特别敏锐的人们内心的阵阵惊栗。 他们来自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隐密的部落——文身部落。 在这之前，上海已经瞥见过对“文身”自有一番信仰的人们，那些在人生的江湖上闯荡多年的女人。这些城市的时尚女人试图通过对现代美容业一次深刻的祭祀后，能够令她们暂时还花好月圆的容颜就此长盛不衰。因此，她们将“文身事业”清一色地发展在自己的眉骨上方，更正确点说她们完成的只是纹眉。她们渴望用这样一条技术的眉毛对身外的世界作着反复的调情，渴望以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的名义来完成与一座灯红酒绿的城市的沟通。 他们却完全不同，考查他们的来历和身世，就会明白这里的分野究竟在什么地方。 首先，他们非常地年轻，绝大多数都处于青少年这一人生阶段。这个年龄段决定了他们特别地冲动、放纵和不能自制；接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过于年轻的男女都有着让你不安的人生记录：不是因为某种不轨的行为受到过社会的制裁，便是由于情感过于轻佻而遭致社会的压抑，要不就是源于天性的激烈、凶猛而为社会不容……总之，这都是一些问题青年，或者换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的术语，他们可被称为“越轨青年”。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对待周遭世界的态度：他们讨厌、反感甚至仇恨这个世界。这样的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对待文身的态度，他们迫切地需要用一个特殊的符号来向一个普遍不友好的社会发出信息，来寻找他们的同类，处于亚文化圈、反主流文化圈中的同类。他们的深度在于既不会像某个年过三十但依旧风姿妖娆的时尚女人以眉骨上的文眉来阿谀身外的世界，也不会像那些混迹于边高城中的新新人类以一张贴纸来显示自己对文身的认同并且显示自己那一份不亚于罗德曼式的“酷”。他们将文身当作一个暗号，当做茫茫人海中相互认同相互默契相互沟通的暗号，有了这样的一个暗号，他们方能在这个充满敌意充满藐视的世界安顿自己紧张的灵魂。 “我知道，我是不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换句话说，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接纳。这个狗屁世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有我自己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着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小K这样对我说道，那片刻，他似乎不经意地向我撩起他的袖管，我看见在他的小手臂上清晰地文着一条蓝青色的蜥蜴。他的眼神里有着的是和他十七岁年纪不相称的阴沉沉的目光。 就这样，文身这个举动对他们意味的决不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审美观念，更不是愉悦身外世界的一种浅薄时尚，当他们在自己肉身的某一部分刻下一条狰狞的蛇、一头阴鸷的鹰或者一只凶险的编幅，他们同时表达的是自己那一份愤怒，那一份与世隔绝的下意识，在内心深处，他们期待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欲望、激情、疯狂的黑色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将扮演一个真正的“凯撒大帝”般的角色，他们能放任一切、主宰一切。 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如果我们麻木不仁的话，那么，未来社会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或许便是在此刻生成，届时，这个社会将会收获到一朵种植在今日“文身”之地上的罂粟花。 文身：时尚男女的撒娇信号 他们以“文身”这种特殊的身体语言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在表象上，他们和酷爱文身的越轨青年十分相象，而其实他们与越轨青年完全不同，他们。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叙述他们的文身时特地加上的双引号，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各自的自然之躯上刻下神秘、诡异、阴郁、暧昧的各式图案，从而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社会心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自己的身上粘上各种各样的文身贴纸（这种贴纸既然可以随时粘上当然也可以随时撕下），他们用文身贴纸想要表达的意思不一，但这些意思却同一地不会百多少深度。 现在让我对他们稍作描述。 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处于青少年时期或者最多是前青春期；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学历为例）一般也不会大于大专更不用说本科和研究生了，换言之，社会的熔炉还未来得及将他们的心灵熔炼得冷酷无比，而较为低下的学历又让他们解脱掉了文化的紧张，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在审美的指向上和越轨青年趋同。然而，他们短暂的人生经历是一清二白的，他们对生活、对自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健康明朗的，这些特点决定性地将他们与越轨青年区别开来了。 当他们惊奇地目睹着越轨青年身上林林总总的文身图案时，那些泛青的、稀奇古怪的图案深刻地烙在了他们的脑膜中，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图案背后对人生、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也一同深刻地烙在了自己的心灵上。在审美的意义上，也只是在审美的意义上他们接受着文身这个概念。生活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新的景观新的形象不断地刺激着他们的感官系统，这种刺激已令他们显出了审美的疲劳。古怪甚至变态的文身却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激动，想象自己或白皙或土黄的肌肤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令他们十分陶醉，他们不将由此而变得更特殊、更性感因而更有魅力吗？此外，时尚的吸引力也令他们奔文身而去，当他们认为（也许是误认为）文身是这个世纪末时期掀起的又一个时髦浪潮时，出于他们一以贯之的心理，他们是不会也不甘被这个浪潮甩开在一边的。在这座城市中，我们不是许多次地看见了他们这种奋不顾身的形象吗？ 他们挑选了文身贴纸，那些价位不值一提，图案为恐龙、蝙蝠、蜥蜴、蝴蝶、眼镜蛇等等的文身贴纸。他们无需像越轨青年那样真的在自己的肉体上刻下一些什么，从而将一种真实的同时也是阴暗的情感记录在自己的肢体上，从而发泄愤世嫉俗的破坏性心理。对他们而言，时尚本就是一种来去无踪、转瞬即逝的东西，城市中的审美也潮起潮落、昨是今非，即贴即撕的文身贴纸恰好对应了他们这种“什么都只是玩上一把”的集体心理。 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玩文身贴纸的时尚青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在“文身”这条城市暗流里涌动的那些危险和阴郁的东西，他们将越轨青年赋予文身的威胁意味弃之一边，将一个本质上是畸零人对社会的愤怒暗号转换成了时尚青年对时代的撒娇信号，自始至终发出着世俗、平庸甚至不免十分肉麻的信息：瞧瞧，我的身子是多么妖艳，我的美是多么奇异和与众不同。 这样，城市斑澜着这些由义身贴纸包装起来的男女肉身，这些肉身说明的只是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的城市时髦，那里面不包含一丁点社会紧张度，而这种让会紧张度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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