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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以前，我们就想办个同人刊物，一苦于没有相会，二苦于想不到好名字，这回出版《鲁迅风》也不过“就近取便”，别无其他用意。 我们景仰鲁迅先生，那是无用多说的。高天之下，厚地之上，芸芸众生，景仰鲁迅先生者，何啻万千。我们不过是千万人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并不深，偶拈吉光片羽，即觉欣然有得，其实还是一无所知，这是学识所限，无可如何的。 以政治家的立场，来估量鲁迅先生，毛泽东先生说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而且“是新中国的圣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 通过鲁迅先生的全生涯，他所研究的学术范围之广博与精道，在今天，我们实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有深湛的国学根底，他极其娴习历史，他正确把握现实，他思想深刻，他眼光远大，他那卓越的文艺作品，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鲁迅先生都以斗争精神贯彻着。 谁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但谁都忘却我们更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所附丽的学术业绩；没有这业绩，也没有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这该是自明之理，无须我们唠叨；然而我们将怎样来接受这一份遗产，沿着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所指示的路走去，这是我们日夜弹思而企求着的。 固然，各人的禀赋不同，学殖互异，学习模仿，并非绝对的事。鲁迅先生之于青年，也未必如蜾蠃之于青虫，祝望“类我！类我！”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们微末的心情，类与不类，本非所计。 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然而，我们将在虚心的学习中，虚心地接受一切批评。 原载《鲁迅风》创刊号，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１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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