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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老张或者张老睡着睡着，他想起或者梦见他的妻子有一块紫色的毛毯。那应该是他们结婚以后不久才买的。那时候他们的新房里最讲究最气派的东西就是这块鲜艳柔软温暖厚实的毛毯。那时候和他们的身份差不多又住邻居的其他新建立的家庭都是买那种灰白杂色又染出两道血红来的棉毯。棉毯给人一叠就会折断的感觉，因为一折就露出了“麻袋”式的基底。 在欲醒未醒的时候老张为不知这块毛毯哪里去了而焦虑不安。真奇怪，有许多年了，不是十年也是八年，要不至少是五年、三年，反正不能再少，他们忘记了这块毛毯也再没有用过这毛毯，甚至数年来就像是十年来他们根本没见过这块紫色毛毯。 在醒来的一刹那他感觉到了这块毛毯的珍贵，揪心。那毛毯是一朵雨后的晚霞，令人依依不舍。他感觉到了新添置的卧室用具的过多，重压。席梦思、锦缎床罩、丝棉被与鸭绒被，有了席梦思便用不着的狗皮褥子、驼绒褥子……还有数不清的枕巾。夏天用过的凉席没有及时洗涤便长了绿霉，买了新的广东凉席却又舍不得抛掉旧的。仅仅毛毯他就添了不知多少块，上海产的与天津产的，拉舍尔的与普通的，巴基斯坦进口的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腈纶羊毛混纺的与纯毛的……但是，那块紫色的毛毯是多么好啊！它燃烧着，渐渐沉入了黑暗。 醒来后他又觉得茫然，也许，没有过，根本没有过那么一块毛毯？也许，在搬家的时候，在“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在分到了新房子的时候，在收购废旧物品的小贩来到家门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块毛毯卖掉了？或者是被偷掉了？１９７６年还是１９７７年，他们家不是失盗过一次吗？报过案的…… 他问妻子：“我们有过一块紫色的毛毯吗？” 妻子茫然地点点头。妻子得了脑血栓，后遗症包括行路不便与语言的部分障碍。妻子成天微笑着看电视节目或者看电视录像，包括球赛、外语讲座、电视剧、驱虫药广告与人民币汇率。从前妻子还会拉手风琴呢！ 他翻箱倒柜。他遗憾地想，他的有限的人生用在找寻东西的时间大概与用在做检查上的时间一样多。他相当平静地想，找东西与做检查也是重要的人生。没有什么毛毯，没有他所回忆、他所想象的那样的毛毯，只有后来置备的，他并不需要的别样毛毯。还找出了两双半袜子，不知脱下来多久了，没有洗，好在也还没有化学成芥子瓦斯。 他问曾经拉过手风琴曲《伏尔加河源远流长》的妻子：“我们结婚的那年，是真的买过一块紫色的羊毛毯吗？很鲜艳，很柔软，很厚实，很温暖……” 妻子茫然地摇摇头，她微笑着，眼睛里含着泪，她又转过头，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从天上掉下来。妻子喃喃地说：“早晨……很贵的……都有销售。”过了很久，她还在自言自语：“有——销——售……” 后来张老就忙别的事情，后来和孩子吵了一架，吵完了就忘记了毛毯。只是一年中有那么几次在欲睡未睡或者欲醒未醒的时候他会急切地想起毛毯，会断定毛毯是有过的，丢掉毛毯是非常可惜的，而且，没有及时去找毛毯是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他甚至觉得，对待毛毯的这种冷漠、麻木不仁，是一个可怕的征象，他的情感，他的智能，还有他的心，已经疲软得不成样子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不太短也不太长，他的妻子死了。 办完丧事，他回到家，却觉得家已经不能辨认。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在这一所房子里住了五年。厨房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层褐色的油珠；卧室的门把手脱落了一颗螺钉，拧了半天，实际上把手并没有旋转，而门也照样开了；稍微起一点风，窗缝中就渗进来一种类似野兽挨了一刀的哀嗥的声音；还有许多别的早该有所处理之处，这些，他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 在不眠的夜晚他愈来愈清晰地感觉到那块毛毯，看到它的愈旧愈雅的颜色，摸到它的温柔的气质，拉到身上就承接了它的温热与重量。然后毛毯浮走了。与毛毯一起他回到了他们住过的房子。那是一排平房，他们住其中一间，房前有美人蕉、万年青和玉簪花。花上落着一个紫色的蝴蝶。那个房间既温暖又清新，他可以像一条小鱼儿一样地在这间房子里游泳，游泳的时候他的身躯伸展得很长很长，他弯来弯去，可以打弯也可以盘旋。他很心疼这个房间。好像这个房间里还有他的柳条包、他的小书架、他的洗脸盆和他自制的一个台灯，在这个房间里有他的一副铺板。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从家里搬了三块铺板两条板凳到机关宿舍，三块板对得并不严丝合缝，可在上面睡得照样很香。此后他调动到别的单位，此后又调到了别的城市，又以后回到了这个城市，但铺板他始终没有拿走，铺板已经化私为公了，而不是现时流行的化公为私。三块铺板应该和两条板凳还在那房间时等着他去使用，或者是等待他去搬走。他的房间里好像还有一张照片，他的结婚照，把他的嘴辱涂得挺红，把妻的眼睛涂得有点棕绿，像猫。那照片永远年轻地挂在那里，当轻风吹拂起窗帘的时候，照片上的他的脸上将会现出笑容，他的嘴角将会生动得有趣，而他的妻子的眼睛里，眼泪似乎就快要滴出来。 他醒来，长叹一声，震动了屋宇。他蓦地获得了灵感，他断定紫色毛毯是放在门楣上的壁橱的深处。这个壁橱太高，他搬了两把椅子叠在一起，他冒着跌断腿乃至跌断腰的危险爬了上去。他没找到毯子，只是弄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灰尘，呛得他咳嗽不已。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灰尘是淡黄色的。他还找到了几张破纸头，是他几十年前写的诗。是诗？！ 过了一些日子，老朋友们劝他重新建立生活。有的人从医疗保健的角度给他讲找一个老伴儿的必要性，说是有配偶的人的平均寿命比鳏寡者要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有的人给他讲“黄昏恋”的魅力。他觉得“黄昏恋”这个词儿挺美。他想起雨后的晚霞，燃烧着。 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拒绝。于是他开始在一些热心地关心他的友人家里与一些女性见面。有一位女士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紧身粗线外衣，头发染得黑亮黑亮。从背影看简直是少女，她说话的声音带点上海味儿，也满好听。只是他觉得她的口音不对，肤色不对，眼镜式样不对，牙齿的大小与排列也有点别扭。他不认识她。 但他们终于有了一些来往。夏天，他们有一次一起在公园的茶座上要了一壶龙井，坐了一晚上，他们交换了各自大半生的饮茶经验，也谈了嗑了吃了瓜子儿。 回家以后他觉得非常清醒，清醒然而疲劳，除了清醒地躺在床上他做不成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他觉得天气炎热，不想盖被子但又不习惯不盖被子。后来他漫无目的地坐起来，翻动他妻子的床铺，忽然，他发现妻子的褥子底下垫着一块紫色的毛毯。 完全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这块毛毯很难引起他的什么感触或者兴趣。不像晚霞也没有诗意。旧物是没有生命也没有魅力的，何况，颜色正在变黄，变成那种门楣上的壁橱里的灰尘的颜色。这未必就是那块毛毯。 但是后来他没有再与那个背影像少女的很有一把年纪的女人一起喝茶。他推托说，他要到他的孩子家住些日子，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也许过年也不回来。 “对不起。” 他想说“真不好意思”，没有说出口，他总觉得“不好意思”的说法来自台胞和美籍华人，来自可以说是一些“资产阶级”。学他们说话的口气？他毕竟是相当老了。 刘教授５９岁那一年忽然患了口吃症。年轻时他本来是以巧舌如簧、口若悬河而著称的。他的声音也好听，许多人刚听了他讲的几句话就询问他是否学过声乐。现在呢，嘶哑、结巴、嗫嚅，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人生最要紧的就是说话，他模模糊糊地想，一切都表现为说话或者决定于说话。胜利、失败、致敬、讨伐、崇高、卑下、爱恋、怨仇、富贵、贫贱、伟大、渺小、聪明、愚蠢、真理、谬误……莫不维系于、区别于、形成于和瓦解于说话。干脆说吧，人生就是说话。而他现在尚不满花甲，就感觉到了说话的障碍……太糟了。 他到许多医院、中医院、医学研究机构就诊，各派各医用尽了各种检查手段，把他从里到外翻过来又翻过去，卸成零碎再拼接成整块，查不出究竟来。 于是他只好求助于自己的直觉和想象，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谛听日月、众星、风露，他寻找自己的内心，他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许多年来，各种歧途、各种关口，当他深受选择的苦恼的重压的时候，他的最后也是最强的手段便是这样以心问心，让心来说话，倾听心语。经验证明，这样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大致是不差的。 于是他得到了顿悟。问题出在他的枕头上。 几十年来，他一直睡着儿时从父母手里得到的枕头。用乡村纺织的原色土布缝起一个口袋，里面装上荞麦皮，便成了枕芯，枕芯上有时铺一块毛巾，有时披一块亚麻布，有时什么也不铺。他不知道这个枕头的历史，但是他相信这个枕头的面世要比他本人出生更早。乡村的土布呀，何等结实，虽然摸起来厚厚薄薄，粗粗糙糙，有棱有疙瘩有毛刺，睡得久了，土布乃至充填用的荞麦皮吸满了他的头油和汗水，渗发出一股特殊的气息，像巧克力。 妻子早就劝他换一个枕头。妻子早就买来了各式各样的枕芯，木棉的、蒲绒的、茶叶的、鸭绒的；长方的与正方的；还有各种花色品种的枕套。他以旧枕头睡惯了，旧枕头还好呢为理由拒绝了。儿子嘲笑说他的枕头早就应该送博物馆，儿子说这枕头是他们的祖传“家粹”，就像气功和武术是“国粹”一样。女儿捂着鼻子指责他的枕头污染了本来就并不清新的空气。他也越益感到了古老的枕头与几度更新了的房舍与卧室其他用具太不协调。终于，半年以前，他把旧枕头扔掉了。 他回顾，确实是在换了新枕头一个月后，他开始有轻微的口吃。两个月之后，开始有轻微的沙哑。然后愈演愈烈，直到今日，声已不声，言已不言。他询问妻子、孩子、保姆，他的那只旧枕头哪里去了。如果还在，在哪里，能不能洗干净缝补一下再用。如果不在了，是谁扔掉的，什么时候扔掉的，扔到了哪里。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回答“不知道”，他们的样子是企图叫他相信，这只枕头压根儿就不存在，至少是，存在着存在着，然后自行消失了。 他追问他的亲人和保姆，逼得紧了、久了，人们便反诘说：“你自己的枕头，你不知道，问谁来？如果说有人丢了，那丢了的人就是你。如果说有人扔了，那扔枕头的人就是你。” 果然，他无话可话。 他回了一趟故乡，乡、区、县的干部一次又一次请他吃烙饼、炖肉、水鱼和炸鹌鹑。他们都在争着搞化肥，搞塑料，搞木材、水泥、玻璃，收礼送礼。当他谈起枕头来的时候，乡亲们告诉他，现在包括农民在内，大家用的枕芯也是从北京、上海、天津、苏州这些个地方运来的，“绵绵软软的，外边绣着花”他们说。 “那荞麦皮呢？” “我们这里早就不种荞麦了，”乡村干部说，“产量太低。吃了又不好消化……现在有了化肥，又修了水利，哪有上着化肥浇着水种荞麦的？” 他知道荞麦一向是种在边远的高山坡地上的。但是他不相信荞麦不好消化，再说他并不是要讨一碗荞麦面面条吃。 “我只需要一点荞麦皮呀！”他说。 “没有荞麦，哪里来的荞麦壳子呢？”村干部的话当然有理。 他终于走出许多里从邻村找到了荞麦皮，但是没有土布，走到哪里也没有织土布的了。他只是看到几台已经散了架的农用织布机，他抚弄着织布机上的梭子，想起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陈词烂语。 他悻悻地回到了城市，他的口吃和沙哑更加厉害，他说每一个字都觉得困难，他渐渐不急于说话了。生病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世界观。他想。有说话才有了一切，不说话就有了更加宝贵的一切。他又想。 在寻找荞麦壳与粗土布的过程中，他回忆起许多事。他每天晚上都梦见童年，梦见外祖母纺线，那纺车的声音令他心碎。梦见乡村里家里的两个大掸瓶，掸子上的鸡毛在日光下显出一种变幻莫定的五颜六色。莫不是要成精？他也梦见夏天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洗澡，比赛扎猛子看谁潜游的时间最长，距离最远。他还梦见一条大黑狗，那只狗老是用它的湿润的舌头舐他的脸，他很舒服，又怕被咬一口。他又害怕又幸福又甜蜜。那只狗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坚定和成熟，像一位令人倾倒的思想家。……他还梦见了一只喜鹊，叫着。 他干脆不怎么说话，而是把自己的所忆所思所感所梦写下来。他的妻子说他有病，要送他进医院，可他的孩子说他写下来的东西是诗，而且是好诗。孩子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写下来的东西寄到北京的一些大销量的文学期刊，诗发表出来了，他获得了成功。他以花甲之年而成为诗坛新秀。早已秀了的众诗人诗评人为他祝贺，请他吃酒，给他颁奖。他的名字被列入了一本文学辞典。为此他给辞典的编者汇去了２５０块钱。 又过了几年，据说那一批文学刊物受到了指责批评。据说他的诗也写得不好，感情不健康，“玩文学”，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把美国人玩腻了的裤腰带当围脖绕到了脖子上…… 一位按辈分上说是他的孙儿的老人从乡下来看他，劝他不要再写诗了，说是耍钱盗墓嫖妓抢劫砍电线杆杀熊猫，都比写诗好。并且给他送来了土布荞麦壳枕芯，说是潮流又变了，开发土产看好，越古越好，越土越好，古、土，才能走向世界，得奖赚外汇。为此他们家乡建立了一个传统枕芯加工厂，承包给了一个跛子，承包头一年就赚了六万块钱。 于是他重新睡土布荞麦皮枕头，并且按时吃中药。中药成分里有桑叶、蚕皮、蝉蜕、蝎尾、红花、黄芪、田七、穿心莲、琥珀、朱砂、车前子……用三岁以下男孩的童便做引子，据说小男孩的尿清火最有效。据有经验有水准的人说，这样服二百剂，服药治疗期间不再写诗，再加上天天枕荞麦皮，一准见效。他一定会痊愈如初，健谈如初，今后老来再上一层楼，前途未可限量，云云。 大冬天，冷空气入侵，气温降到零下１０度，室内却温暖如春。 “看来，今年锅炉工干得不错，瞧，”王院长拿着温度计，“２１度，我们的意见没有白提……” “光提意见就给你好好烧了？几瓶‘刘伶醉’送去了，你知道吗？年前光挂历就送了十几本，你知道吗？”老伴说。 王院长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叹息着世风的不正与日下，又想着反正挂历也都是白给的，便回到卧室。近几年，为了休息得自如，他与老伴各住一间房。 读了一会儿书他才睡的觉。读书的时候他半盖着丝棉被，脱掉了夹克衫也脱掉了毛线衣，只一件秋衣，就着壁灯阅读《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生也天行，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预谋……” 真漂亮！真暖和！真高明！真深刻！冬天，温室，古书，夫复何求！ 院长心满意足地熄了灯，心满意足地伸展开四肢，与天物同步，与阴阳合阖，不一时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一段时间以后，似有细细的嗡嗡声。 是风吹响了窗户纸？他的家早已没有纸糊的窗户了。是提琴？大提琴？箫？亦西亦中。怎么声音越来越大了？是消防警笛？是坦克？是飞机？是轰炸机？原来是——蚊子！ 醒来时他脸上手上已经咬了几个包，像火烧一样地疼痛酸痒。什么？秋天的蚊子？他的卧室暖和得使冻僵了的蚊子复活了！他的温暖的卧室把寒风中的蚊子吸引了进来！他竟拥有这样美妙的卧室，这样惊人的温暖！在蚊子是早已潜伏在他的卧室里的么？怎么三个月即十月中旬以来这房间里从来没有蚊子的踪迹？是从室外新迁入侵的么？它们如何穿过严寒的空气？它们如何跨越了冬天？这个小小的害虫，销声匿迹之后，怎么稍一暖和就又飞出来了呢？ 几个包痒、热、痛，如割如刺如焚。冬天的蚊子比夏天的蚊子厉害得多，狠毒得多。处于逆境的很可能是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咬过人的蚊子复生以后，它的咬人带有一种疯狂的、不管不顾的、赚回老本的性质。夏天也有蚊子，夏天的蚊子咬过以后但痒而已，而冬天的蚊子似虎如狼似蝎如蛇而又不失蚊子的细小与鬼蜮。 它的那些同类们呢？它的同伙们业已正寝寿终。是发生在“寒露”那一天还是“霜降”那一节令？至晚在“立冬”那一天以前，所有蚊类都通通冷冻而死，这有多么可伤！而这只蚊子多么幸运！他藏在了——例如天花板——一个角落，而恰巧这个房间冬天有这样好的温暖。如果这间房子不烧暖气，或者虽烧暖气但不好好地烧，如果人们没有送挂历也没有送“刘伶醉”，如果锅炉和暖气散热器疲软，如果这个房间冬天也冻冰——像他过去的住房那样，这个幸运的蚊子在潜伏了一阵以后，不还是要呜呼哀哉的吗？ 他真诚地为这只蚊子庆幸，又为自己卧室的温度而得意了。 然而脸上与手上的包疼痒不已，迷糊之中他又听到了蚊子的嗡嗡声，这嗡嗡声比夏天标准的蚊子嗡嗡声低几度，如果夏天的蚊子的咏叹是Ｂ调的，那么冬天的蚊子的呐喊则至多是Ｄ调的，就算是Ｄ小调的吧。 低抑而又不祥的声音靠近耳朵，他使劲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快意地搓着自己的手掌，手掌上似乎有一点粘稠的流质与半流质物质，那应该是蚊子的溅血与遗骸，而那血毕竟又是自己的。 “滚你的蛋！”他骂道。 耳朵轰轰地响。脸疼手痒再加上耳朵干、烫，轰轰隆隆。他干脆开开灯，找止痒的风油精。找不到风油精便找万金油，也没找到。后来就到洗手间往包上抹了一些肥皂水，肥皂水是碱性的，据说可以中和蚊子口中的蚁酸给人造成的痛苦。 熄灯以后又听到了蚊子声。蚊子没有死。要不就是一个蚊子死了，一个蚊子又飞来了。挺顽强。 “我家里到底潜伏着多少蚊子？”这个思想使他紧张起来。听到蚊子声他就往自己脸上身上手上腿上乱拍乱打。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蚊子嗡嗡如故，Ｄ小调谐谑曲。 他再开灯，找出了日本国造象球牌杀虫剂。打完药他觉得呼吸不畅，便开窗子开门。外面正刮风，不但刮进了刺骨的寒气而且刮进了尘土与烧锅炉烧出的硫化氢，硫化氢与杀虫剂结合，他更加喘不过气。 他关上门关上窗干脆开空调。生活真是提高了，超前消费，又加暖气又放冷气。谁说我们差？据说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夏天，他的办公室放冷气放到了零度，然后他生起壁炉，他欣赏金色的火焰与松木木柴的劈拍声，在这光焰与劈拍的启示下他做出了决策，响应毛泽东——周恩来的乒乓外交。 空调机一响全家人都醒了，他努力证明自己的状态正常。老伴强迫他关掉了空调机。找了一个蝇拍，往墙上乱打一气，告诉他蚊子已经消灭。 他给老伴讲起尼克松。 “可人家的办公室里绝对没有蚊子！” “不一定。那年我住在波恩的布里斯托旅馆，吃早餐的时候，发现餐桌上爬着蚂蚁！不要崇拜西方，以为他们的蚊子比我们的蚊子招人喜欢。” 后来就平静了，睡下了，他想起童年时代他住的土房。冬天，临睡前烧一烧热炕，然后热炕变成冷炕，卧室变成冰窖，不但头一天晚上没有倒掉的洗脚水冻成了冰，连尿罐里的尿也冻成了淡黄色的半透明体琥珀，颜色很不错。 而且没有蚊子。 第二天，他的气色很好。一位老朋友问他是否常吃杭州产的“青春宝”。他点点头，接茬说，“青春宝”是根据明朝永乐太医院的宫廷秘方制造的。 都说：“他活得挺潇洒。” １９７９年９１年３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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