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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

作者:王蒙

  窸窸窣窣……
  莫非今夜仍是没有雨?
  傍晚天空的几朵乌云,带给秀兰和她的乡亲们多少希望啊。可是现在,她躺在炕上,黑暗中睁大了两只渴望的眼睛,只听得小风吹响大核桃树叶子的声音。
  小麦正在灌浆,核桃已经坐果,谷黍还没有出齐青苗,白薯栽秧刚刚开始……一切都仰望着阳光果果的天空。
  黄旱经年,今春又是全无滴雨。河滩上挖了三丈深才见水。从那里灌满两桶水,挑到山顶的梯田栽白薯。挑一趟,汗水就湿透大小衣衫。今天,和小伙子们摽在一块儿,秀兰挑了三十九挑水。明天,她要挑……
  明天,她要挑……明天……
  明天她去做什么呢?她的嘴角显出了一丝笑意,笑她自己怎么那么痴。明天,她就要离开这个干旱的山村,到城里办喜事去了。她父亲给她找的对象——一个挺漂亮、挺和气的工人。
  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她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她——去年才还乡生产的初中毕业生,一个十九岁的、羞怯寡言的女孩子,要结婚了,要做大人了,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这可是她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儿。一个多月以前,她的在城里做木匠的父亲,写信找了她去,安排她和那个叫做熊嘉聪的铣工见了面。那个人(秀兰还不好意思称呼他的笔画繁多的名字)已经二十七岁了,显得倒还年轻。他们一起看了电影,逛了公园,还一起在饭馆吃了饭。父亲问她的意见,她低着头,扭着衣角,她想说:“不,我还小呢,我不……”却没有说出来。
  她从来没有到城里去过。这一次,她亲眼看到了一个嫁到城里去的女伴曾经向她炫耀过的那些东西:那宽广平滑的马路,辉煌高雅的剧场,烫发的女司机驾驶着的无轨电车,五光十色的百货商店,的确使她惊奇、喜悦,兴奋得说不出话来。还有“那个人”的健壮的身躯和劳动布制服上的机油味儿……她偶尔看他一眼就要脸红心跳。破天荒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要她决定,她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是坏还是好。也许,听父亲的话就对了。嫁到城里,就可以过起几年前离开了农村的那个女伴一样的生活……“习惯”、“随大流”,对于有些女孩子,比“思考”、“意志”要有力得多。
  她扭着衣角不说话。这还有什么呢?父亲送她回家,向母亲布置了一切。母亲紧张地忙活起来,她还是照常地出工、挑水、推碾子、听团课,到团支部办的图书馆借薄本的小说和连环图画看。城市和结婚,对于她有一种隐隐的、神秘的魅力,但她总觉得,或者是她总愿意觉得,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事。
  可是,现在呢?明天,她就该走了。母亲已经给她做好了新衣服,打好了包裹。她借来的连环图画和短篇小说,也已经全部归还了。明天上午九点二十七分,去火车站上车。这以后,她就是城里人了。
  城里人?是的,今天晚上,她帮助妈妈碾玉米的时候,张老娘子和范老娘子从碾房走过,大声大气地向她妈妈说:
  “大顺子(这是她母亲的小名,这里,人们都老白了发了还互相用乳名称呼着)!怎么还不让秀兰歇歇去?明儿就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人家要去城里见大世面去了。”
  秀兰不快地转过身子,两位老娘子又说:“哟,脸皮怎么这么薄呀!小心到了婆婆家受气。不对,是我们老糊涂了,现在做媳妇的都是供在高桌上,受不了气。秀兰是个好命的!对象是技术人,挣的钱多。听说你白天还挑水呢,是不是?傻丫头,还挑水干什么,到了城里,再也不用大日头底下往山上挑水了……”
  “到城里也得劳动……”秀兰忍不住打断了她们的话。
  “劳动,劳动也跟咱们山里头不一样,不用受这份苦了。”
  现在,两位老娘子的音容、神态浮现在眼前,秀兰觉得心里很不舒展。
  “……北大荒是好地方……”隔壁,小学五年级的弟弟唱道。从看完了《老兵新传》,弟弟就被这个歌迷住了。然后听见妈妈长出了一口气,翻过身来。这些天,忙着出工,忙着家务,又忙着给秀兰筹办喜事,可把妈妈给累坏了。
  明天,就离开弟弟,离开妈妈了。离开?当然,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是她一个人到城市结婚去。从小和她一齐打柴、烧饭、下地、做功课的最亲爱的弟弟,为什么这几天对她有点冷淡呢?睡觉以前,她问:“弟弟,我明天就要走了,你怎么不和我说说话?”那小家伙噘着嘴,好半天才说:“你走你的吧,我毕业后留在家建设农村。”回过头,不理她了。弟弟这么小的年纪,原来就怀抱着和姐姐一起建设农村新生活的雄心壮志啊。
  她也懂。在学校,老师和团支部书记常常讲给他们,发展农业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留在农村参加生产是多么光荣,多么有意义。但是,她并没有认真地把这些道理和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过。从小,她就是个讲实际的孩子。七岁时候妈妈下地,她就能在家哄小弟弟了,还要在傍晚烧出一锅开水。她还没有认真地把“责任”、“前途”、“荣誉”这些庄严而巨大的字眼引入过自己的生活,就像除了短篇小说和连环图画,还没有过大厚本的经典理论著作出现在她的小书包里。她还不是共青团员,她还没有独立地做过什么重大的决定。
  她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妈妈叮嘱她,今夜,要好好睡一觉,是姑娘时期在家的最后一夜了。
  窸窸窣窣
  是雨?是风?
  是风?是雨?
  “吱——嘎,吱——嘎”,传来远山鹂鸡儿的啼叫。大概不会下雨了,鹂鸡儿是在晴朗的夜晚才啼鸣的。
  “扑——腾,扑——腾”,一群鸟儿飞过,宿鸟迁居,也许当真要变天气?
  如果没有雨……
  没有雨,就更得干!她想起三天前团支部召集的青年大会来了。团支部书记在会上说:
  “连年大旱,有的人泄了气。不,不能泄气!谁泄气,谁就倒霉!去年,东庄子的社员,组织起来抗旱,挑水点种高粱、玉米,雨后又抢种了大批绿豆、荞麦。结果,他们庄子的生产,在咱们公社占了第一。老天爷甩袖子,还不要紧,要是咱们农民甩了袖子,国家还指望谁呢?”
  团支部书记叫朱勇臣,二十多岁了,去年和秀兰一起毕业的。他们从小学就同班,秀兰家里没有男劳动力,朱勇臣常常帮他们挑水,拾柴,垒墙豁子,抹房顶子。上初中以后,由于男女的界限,他们不常在一起了。在学校,朱勇臣就特别棒。回到家来,他劳动得非常好,现在,每天晚上,他在紧张的劳动和频繁的会议之后,还自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呢。不知为什么,从这次进城回来,订了婚事,秀兰就怕看见朱勇臣,当朱勇臣从大街上迎面走来的时候,秀兰总是慌不迭地绕开去。
  会后,组织了青年抗旱突击队,挑水点种补苗。秀兰报名要参加,朱勇臣却说:“过两天就当新娘子去了,你不用来了。”虽然朱勇臣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话,但是秀兰觉得,他的话里似乎含着一点对她微微责备的意思,深深惋惜的心情。别人也附和着朱勇臣这么说。她不好意思去争,她从来很少和人家争论过,蔫蔫地自己回到家直掉眼泪。可是,在队里干活的时候,她仍然争取到机会和男劳动力一起挑水,这样,心里才平静了些。
  “呜——呜——”火车汽笛的长鸣,在静夜显得分外清晰。然后是“哐气”、“哐气”的车轮响。明天上午九点二十七分,她就坐上火车了。车厢里是整洁的、明亮的、热闹的。希望能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安坐下来看人们说笑、喝茶、打扑克,那是多么惬意啊。坐火车的人很多,都是兴致勃勃,春风满面的。在下一站——或者下两站,或者下几站——等着他们的一定是绝妙的好事情。
  但是,穿过许多黑魆魆的山洞,跨过许多急湍湍的河流,之后,那个一望无边的辽阔的大平原和繁华喧闹的城市,带给她的,将是什么呢?
  滴滴答答……
  什么?这是什么声音?
  滴滴答答……
  秀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静听了一忽儿,不由披上衣服,下了炕……
  推门出去,一股清凉的潮气沁入她的鼻孔。天上,黑云在迅速地移动,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露出了几点闪着微光的星星。似乎星星也觉察到自己的出现是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它们的闪光是那样畏怯,那样快就消失了。小凉风吹拂着她热乎乎的脸孔,吹动了覆在额前的短发。一个电闪,长长的美丽的蓝紫色的折线划过天空,映照出村北高高矗立的山头。吧嗒儿,一滴雨珠溜在她的脸颊上,清凉、温柔,些微的爽。她伸手去摸这雨珠,什么也没有摸着。吧嗒儿,又是一滴雨……
  下雨了!真的。
  院里的大核桃树,巨大的树冠阻挡着稀疏的雨滴下落。秀兰索性拔下门闩,开开大门,迎街站立,尽情承受着这晚来的、人们望眼欲穿的、初夏的小雨。她想起自己的小镐,镐楔已经脱落了,雨后点种,是要用的啊……
  乒、乒、乒,急速的脚步声、笑声。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小红眼睛,一亮一亮的。没错,那是党支部书记李老头的烟袋锅。和他一起走路的人,不用说,是大队陈队长了。他们俩,每天晚上,总是开会到深夜,然后一块儿走回家,睡不了多大会儿,又该分别到各队下地了。
  现在,他们俩走来了。只听见陈队长说:
  “我看,七队发展牲畜的经验就值得好好推广推广……”
  李老头首先发现了这里门旁秀兰的身影。
  “谁?”李老头问。
  “我,秀兰。”
  “秀兰子,怎么还不睡?”
  “我起来看看,有没有雨。”
  “好丫头!”李老头夸奖着,“告诉你们的朱勇臣,夜里要是下了雨,明天全体青年突击队员就远征北大山,补豆子去。那里的玉米,出苗最不好。”
  “对……”
  这时陈队长拍了李老头的肩膀一下,插嘴说:“打你这个官僚主义!明天,人家秀兰就做新娘子去啦,你还让人家去北大山……”
  “是么?啊……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大伯忘性太大,该打。秀兰子,给你道喜呀……”
  秀兰子没有应声。李老头吸着烟,和陈队长并肩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听见李支书说:
  “这个丫头才十九岁,结婚太早一点了嘛。”
  陈队长说:“是啊,不过,咱们可不干涉……”
  秀兰心里很不是味儿。小雨引起的欢快情绪顿然消失了。她悻悻地慢步走回屋去。
  “秀兰子,是你吗?”妈妈在隔壁问。
  “是我。”
  “黑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我看看天。妈,下雨了。”
  “下雨,不要紧,离火车站近,我打着伞送你去。”
  “不是!”秀兰有点急躁,“我是说庄稼等雨。”
  “睡吧,秀兰子,明天还得赶路。庄稼怎么样,你就不用操心了。”
  妈妈在半睡半醒之中,用嘶哑的声音说话,说完,翻过身去,又睡了。
  不用操心?不用操心……
  当她坐火车去城里“搞对象”的时候,火车上一群女学生在热烈地议论庄稼长得怎么样,缺不缺雨。一个系白纱巾的、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叹了一口气,用南方口音说:“唉!这个老天爷,赶快下一场透雨就好了。”秀兰想,她的心思也和咱们山沟儿里的农民一个样呢。到了城里,那个熊嘉聪,和她见面的第一句话,是问麦子长得好不好。瞧,搞对象也在谈论麦子。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她旁边的桌位,一个穿柞绸大褂的满面皱纹的老年人和一个红领巾说话,说到近几年气候有些反常,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红领巾说:“爷爷,您不用发愁,将来我长大了也到乡下种地去,我一定研究一个不怕旱的种地办法。”在电影院休息室的画报上,她看到的也净是些增产化肥、农药,技术工人与农业机械“配套”下乡的画片……
  谁说不用操心呢?土地,土地上的劳作,土地上的收成,是举国切望,举国瞩目,举国操心的啊。
  答答滴滴……
  雨声渐渐小了。秀兰梦见和伙伴们一起,在遍山挖成的鱼鳞坑和水平槽中栽树,小杏树、小山楂和小核桃树。一阵干风,把树全吹枯了……
  秀兰骤然惊醒。一束青光照在她的脸上。树影儿在窗纱上颤动。这是怎么回事?
  月光!雨停了!
  停了。秀兰蓦地哭出了声。
  妈妈被惊动了,她趿拉着鞋,睡眼惺忪地走进这屋,吃惊地问:
  “秀兰子,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啊?”
  “妈,雨不下了。”
  “雨不下了不正好赶路吗?”妈妈仍然大惑不解。
  “妈,咱们的庄稼和果树正等着雨呢!村里抗旱多么紧张啊,今年,再也不能让老天爷制服住了。前几天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大伙儿干得多么欢啊!可我,我为什么要走呢?我不愿意离开咱们村,不愿意去城市结婚……”
  妈妈给搅胡涂了。下雨,结婚,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她断定有几分是女儿睡梦间的吃语。当年自己结婚的前夜(那时她才十七岁),也是睡觉直说胡话。待嫁时的心情,是乱如麻的啊。
  于是她劝慰女儿:
  “别傻,秀兰子,你已经是大人了。爸爸给你找了门好亲事,人家人品好,有技术,家里人口又简单。结了婚,你住在城里,过起小日子,不是挺好吗?你看人家素芳……”
  不提素芳还好。素芳,就是那个前年初中毕业,回家下地干了一个月的活,歇了半个月的工,就喊受不了了,白念了书的人,就是那个一个人跑到城市找舅舅,托舅舅给找对象,两个月中间换了三个对象,现在一去再不回来的人。那时,秀兰和她的同学们是多么轻视她啊。可是后来,父亲给自己在城里介绍对象的时候,怎么又没有怀着那样的心情想到她呢?现在,妈妈顺口提起素芳……难道自己也走素芳的路子?不,不,秀兰从来都是喜爱自己的家乡,喜爱田里的青苗和山坡的绿树,喜爱春天的播种和秋天的收获的啊。秀兰从来没有想过要抛离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山村,自己年轻的生命已经奉献了许多心血和汗水的土地的啊。于是她哭得更伤心了。
  “妈,我不去,我要留在村里……”她一边哭一边说。
  “别半夜里说梦话了,你爸爸不是问过你的意思了么?”
  “可我没答应啊。”
  “你也没摇头啊。你爸爸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你爸爸来信,说给你买了一条花格床单,给你买了小衣橱……”
  “那,那我也得等着下一场透雨再走,”妈妈说得秀兰不好回答了,急切中,她仍然坚持着,“我是不能做抗旱中的逃兵……”
  听着女儿这种孩子气的话,妈妈笑了。她哄慰着说:“好了,好了,不下透雨,你就不用走。快睡吧,傻丫头!出嫁以前都是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
  于是她为女儿重新铺好被褥,放好枕头,扶女儿睡下了。
  秀兰抽噎着,一下比一下微弱下去。妈妈渐渐放心了,她的眼皮也愈来愈沉重了。
  哗哗啦啦……
  未明时分,泻下了大雨。天亮了,雨仍然起劲地下着。院子里冒着水泡儿,老母鸡瑟缩地躲在房檐底下,水流汇集在石板修的阳沟里,急促地泄向街心,再流向河滩,冲出了密密的人字形的纹络,天空一阵暗,一阵亮;云迅速地推移,愈积愈厚了。
  妈妈醒来,想起昨夜的事,不由失笑了。瞧这小丫头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起了炕,大略一梳洗,便悄悄掀开帘子,走进秀兰的房间,怕惊醒才睡下不久的女儿。
  秀兰的房间空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个包裹,本来已经扎好,准备带上火车,可是现在,打开了。
  这个丫头,这么大雨,到哪里去了啊?妈妈又掀起帘子,看见秀兰的弟弟正在起身。妈妈问:“你姐姐呢?”
  “我刚醒,哪里知道?”弟弟不高兴地说。
  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秀兰踏着雨,跑回家来。她的衣服、鞋子都湿透了,顺着头发梢向下滴水。一夜没有安睡,她的下眼皮是青色的,然而她整个的脸孔,却因为极度的兴奋和喜悦焕发着光彩。
  “你疯了!”妈妈有点恼怒,“穿着这么好的衣服淋雨,你还没睡醒么?”
  “妈妈,妈妈!”秀兰是太快乐了,好雨不仅下透了干旱的土地,也润透了她的心。她的冰凉潮湿的双手搭在妈妈的肩上,根本没理会妈妈的斥责。
  “妈妈,妈妈,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跑去告诉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了。我不结婚了,去它的吧!我才十九,跑到城里结哪门子的婚啊?爸爸太有点主观了。也怨我,我也没好好想。妈妈,妈妈,您别着急,我写一封信给‘那个人’,我会向他解释。他要是个明白人,他就会明白一切;他要是个糊涂人,那就不值得再搭理他。妈妈,妈妈,您瞧,这不是很好吗?团支部已经批准我做青年突击队员了。雨一停,我们下午就去北大山。您快点准备饭吧。妇女队要在近地补花生,妈妈,您也作好准备吧。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一定得去结婚呢?什么也不为啊。我能不能不去呢?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自己做了主了。我拿定了主意了!我要在咱们家乡,种一辈子地,和弟弟一起建设咱们的家乡,侍奉您过好日子……”
  一向柔顺的、娴静的、没有多少主意的秀兰,怎么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是那么坚决,那么自信,那么大胆。她的话又是那么流畅,那么热辣辣的,那是一泻千里,谁也驳不倒的啊。
  “我赞成,我赞成!”没等她说完,弟弟就欢呼开了,他跑过去紧拉着姐姐的手。
  妈妈完完全全地呆住,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百依百顺的小女儿了。她说不出一句话来。
  “秀兰子!”哗哗的雨声中,传来大街上朱勇臣快乐的吆喊,“青年突击队员到学校东屋开会去!”
  这声音照亮了秀兰的脸,她豪畅地笑了。
  “嗳!就去!”她的回答清脆而响亮。
  她转过身,弟弟递给她一个草帽。她接过来,戴在头上,撩起裤脚,脱下鞋子,抬起健壮黝黑的小腿,赤足冒雨向外跑去。向那庄严而巨大的生活跑去了。
                     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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