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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在今天晚上自杀。 这个卑怯的计划已经使我自己无话可说。我可能会安安静静地把时间提前，然后安安静静地向今后再也见不到面的绵绵告别。也可能把时间挪后一些，但至迟在天亮之前。确实地说，这个计划已经安排在等会儿见了韩云之后。他在午后的一通神秘电话中约我见面，我说： “你滚得远远的最好。” “考虑看看，晚上十点，我在皇家酒店八０八，不见不散。”他说。 我对着沉默的话筒厉声拒绝。但是三个小时后，当我把计程车开出窄巷，轻轻滑入夜晚的街道时，突然又改变了主意。那时是在敦化南路的人行道旁，喝得烂醉而横卧在地上的余其昌朝我的车子摇抖着双手。车灯照见他苍老的脸，冬夜的风把他吹得畏畏缩缩。我按开电动门，让他迟缓地爬了进来。才两个月不见，余其昌已认不出我了。他的声调变得枯涩不堪，当他在身旁坐定，突然扯开破嗓门，指着满街的霓虹灯说： “给我开到顶楼，万商大楼最顶楼。开上去，顶楼，顶楼。” “我带你回家。” “叫你开上去！” “董事长。”我侧过脸，试着叫醒他。 “你是谁？” “严初，秦严初，你忘了。” “我呢？”他反问道。 “董事长。” “我是董事长，那秦严初又是谁？”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百万年以前我叫秦严初，但是秦严初究竟又是谁呢？这个老混蛋当然也已经忘了秦严初究竟是谁。公司在一个多月前出事，那天下午，债权人紧急互助委员会的人群带着三名警察，气息败坏地冲上万商大楼。公司里的办公桌椅几乎全被那些人掀翻捣毁。当这些情况持续进行的时候，我坐在韩云的专用办公室里，向其中一名警员声嘶力竭地辩白。然而摆在桌面上的一大堆房地买卖合约书，在保证人一栏里，每一本都赫然出现着我的名字。秦严初。秦严初。它们像一具具尸首慢慢发臭，慢慢等着盖棺论定。当我知道这也是韩云在卷款逃逸之前干的好事时，一切辩白似乎已经太迟。被伪造的保证人旁边，还有我的印章、地址、身份证号码以及出生年月日。那名警员不耐烦地说： “要是合解不能成立，我们就抓你负责。” 合解当然没有成立。几天后，余其昌的连锁企业全部崩溃，并且立即宣告破产。而这个老混蛋现在却坐在我的车子里，醉酒之后忘了我，并且喊着开上万商大楼。两百三十余坪的兴昌企业总部，所有的生财设备已经连同房地产权一并遭受拍卖的命运。九楼上面目前只剩一片空茫的云烟，也许连顶上的灯座也逐渐发霉了吧？ 就在我把余其昌拖出车子，扶进他租住的旧公寓时，我终于决定去赴韩云的约。 究竟他要跟我说些什么，这点并不重要。我只是想看看把当年豪情风发的余其昌弄垮了的韩云，现在正是怎样的一副嘴脸。只是这样而已，只是代表最后的一眼而已。至于最后最后的一眼，我已不存任何妄想。毕竟我已经知道，可能今生今世是再也见不到绵绵的了。 我决定在今天晚上自杀。 公寓只八坪大，混着潮湿的霉酸味，墙上挂着几件内衣裤和灰色夹克。往日那些余其昌式的英国绅士礼服，如今已全部消失了踪影。我把他抬上床，拉上被子，他突然开始大量呕吐，脸色由铁青转白，连眼泪也呕出来了。抓了条毛巾把床上的秽物清除干净时，这才仔细端详了他的脸。他的眼睛早已深陷，两边的皱纹使他的双眼在挣扎中细眯起来。此刻他是更看不清我是谁了。可是在1981年就不一样，他的眼神还像锐利的解剖刀，因而被经济舆论界公认为“具备着神奇医术一般的企业诊断家和经济主脑”。 但是在那年的秋天，一个灰暗的主管晨报中，我从距离他最远的椅子上站起来说： “请董事长重新审查内部行政和人事结构，否则我们兴昌总部……” 坐在他身旁的韩云立即站起来怒斥道：“这种事再怎样，也轮不到你插嘴。” 坐在我身旁的绵绵也起身发言，她穿着宝蓝色的酉装，系了条枣红色的领结。她的长头发垂向两颊，掩住我视线的一边。但我还是察觉出来，她起身后的表情是那么的不快乐，她偷偷瞧了她的董事长父亲一眼，然后看看坐在斜对面的韩云。然后，我发现，她的头发竟兀自颤抖了起来。当然那是因为她想转脸看看我，而又迟疑不决的缘故。但她颊边的垂发明明是颤抖着的，细细地，千丝万缕地，几乎就像她的内心了。 她说了些含蓄而又试图中止火爆气氛的话。几个小时后，在楼下的咖啡画廊里，我们见了面。她一开口就劝我避免和韩云争执，因为兴昌总部必须处处对他礼让。 “他是灵魂人物啊。”她说了这句话。 这是实话。整个庞大的企业界几乎人人都知道，只要有韩云在的一天，兴昌总部绝不会出现任何危机。反过来说，如果有朝一日，兴昌出现危机，必也来自于韩云。他做得多好，长袖善舞，满口仁义道德。他有的是超人的智慧--即使明明没有预算，而又必须对外招摇一番的时候，他也能三两下搞个记者招待会，当场宣称捐献三百万作为冬令救济，而让每家报纸在全省新闻版上歌功颂德一番。然后第二天他又主动把捐款减为三十万，对外的理由是--说错了，当时说错了。 参与社会公益，确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谁有他这份能耐？“这就是企业头脑，”他在一次扩大会报上大言不惭地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我，只要随时动点脑筋，就可以替公司省下一大笔钱。” 他是灵魂人物。听完我笑了起来。那时坐在咖啡画廊里的绵绵不解地望着我。她当然不知道，灵魂人物有时便是时时出卖灵魂的人。兴昌产业全部垮台之后，绵绵终于瘫痪似地倒在我的怀里，而她的混帐父亲则整个人像被抽光了魂魄--这个槽老头儿何尝不是灵魂人物的崇拜者？主管晨报结束后第四天上午，总部公告栏赫然出现我的名字。我的身上像被残酷地划了一刀，旁边还附注了几行莫名其妙的病历-- 秦严初身为主管，然出言不逊，团演上级，情不可原，特予大过处分，以儆效尤。又全体员工，今后更应遵法效行，不得违误，否则同等议处。 当天下午，这糟老头儿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接见了我。首先他对上午那份公告表示歉意，然后却又很快地严肃起来，压着嗓子说：“忍着点，他是灵魂人物哦，我少不了他。” 少不了他，而现在你却像个死人似地，醉得不省人事，喊着梦话，躺在这间破陋的公寓房间里。 我从公寓退出来，发动车子继续上路时，仪表板上显示着九点已过，距离韩云的约会只剩半个多小时。车子过了复旦桥，有人在行道树旁挥手叫车。他的手势真好，一只手平伸出去，向下轻轻拍着，像哄着不乖的孩子。他以为我会停车，已经把身上那件过宽的寒衣解下，披挂在手肘上。但是我反而踩足了油门，放了四档迅快地滑了过去。后视镜出现那挥车人不解与懊丧的模样，风吹得冷且紧，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几天来，我完全放弃了计程车生意，这是最后的绝望--如果这辈子再也找不到绵绵，我也不必铭记当初两人所说的约定了。女人是那么可怕，她可以让一个男人从希望中慢慢绝望，又从绝望中继续谋求不可能实现的希望。韩云失踪的那天晚上，她和我蹲在兴昌总部的地毯上，面对着一大片空空的座椅发呆。那时她只顾悲伤地叫着： “他为什么，为什么居然做出这种事？” 我没有回答。、她的混帐父亲曾经在公开场合宣称：“韩云是我的得力助手，是兴昌产业的希望，是我余某人未来的女婿。”那么绵绵应该比我更清楚，为什么韩云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可笑。一个兵士犯了委弃守上罪，主要的原因是他不爱国，然后才是他怕死。道理很简单，但是这个小女子居然没有想出来。她像许多女人一样，碰到事情发生时，只知道赶紧痛哭流涕，躺在地上打滚，然后等到清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便是为什么。 然后第二句话才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两个字多少有点让我从迷途中走回来的感觉。总之，对我而言，这句话未免来得太慢，它已经显得陌生多了。打从韩云踏入兴昌总部，短时间内发挥了呼风唤雨的本能，余其昌便派他的秘书监视我，让我处处远离他的女儿。有时更且在他的办公室里像猴子般暴跳着，故意放出风声说：“严初再不听话，就要让他走路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和绵绵渐渐沉默得无话可说。 而韩云很快地跃升为兴昌总部的主控人物。他贵为董事长贴身特助，又是各部门行政事务的跨级主管，时时穿梭巡审，并且独揽人事，大批引进自己的亲信，久而久之，兴昌产业几乎成为他得以扩张势力的核心。更不久，他又掌握所有连锁企业的财税机密，将一切资料输入电脑，作为永远控制兴昌的王牌。 我相信在当时，任何人对我这项重要的发现必然震惊不已。但是，这个仁慈的糟女儿却睁着她那菩萨眼说； “会有这种事吗？不会吧。” “就有这种事，”我焦虑地说：“听进去，绵绵，这件事必须听进去。” 她没有下文，只一径冷冷地注视着我。一个女人注视着你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最糟糕透顶的意思是，她在怀疑你是否说了真话。正是这样。而且我也知道她正敏感地想到什么了。她想到我怕失去她，或失去一个位子。这个判断一点不假。一个女人注视你很久而又不掉下一滴眼泪或说一个字，不见得是件好事。 她就只是自问自答，后来再也没有反应。直到我默默地退了出来，才听见她用着自语一般的声调说：“到这个时候，我还能想那么多吗？” 事实上，这也是很实在的想法。1982年春天，余其昌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这个消息早已传遍总部内一百多位在职员工。当余其昌逐渐把韩云视为当然的接班人时，我不得不慢慢地相信--她是非靠着韩云的助力来接管兴昌不可了。于是我谨记余其昌下的警告，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过问行政、参与协调。另一方面，也打算尽快办理移交，以便早日离开那个地方。 不幸的是，一个月后，我又含泪目睹着兴昌总部随意地允许了一件怪事。那是一件关于上地的买卖事宜。晚春的一个下午，我随同韩云和绵绵来到农镇一个地主的家里，手里提着装有八百万现款和几张近千万支票的帆布袋。签约的手续进行了一半，眼看着年老的地主正紧抓着印章，准备在出卖人一栏盖下去时，这个老人突然莫名地哭了。他哭得怯怯畏畏，见不得人似地把脸掩了一边，细瘦的脖子随胸腔的喘动而起落着。 就在那刹那间，绵绵竟也跟着哭了起来。只听她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出的价太低，那么就再给你一百万好了。” “够了，够了。”韩云不耐烦地叫道：“你疯了。” 那笔土地买妥之后，才听说比市价贵了将近四分之一。换句话说，韩云动了手脚，私底下向地主扣了四百万。 难怪买的人伤心，卖的人更伤心。这件事我不提起，倒是绵绵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了出来。但是知道以后，仍然轻描淡写地说：“就算了吧，反正韩云知道这块地该怎么规划、怎么盖、卖什么好价钱。不管他了，反正他是个博士，再怎么样都不会赔钱的。” 四百万算了？兴昌垮台的时候，连一千八百五十块钱的报纸费都付不起。那时这个仁慈的糟女儿才如梦初醒，抓着我说，一切从头开始。 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头开始的，但是我不能。外面追得愈来愈紧，我只好开始逃亡。我秦严初这辈子只干过一件丢脸的事--从邻座同学的抽屉中偷了三颗糖，而被级任老师斥责不堪。除此之外，我不知如何在法律的边缘外，用正当的手段来延续残存的生命。我在逃命，把钱给我，否则……我对着镜子，仍然摆不出恶形恶状的面孔。几天后，只好硬着头皮去租了一部计程车。日租一千，我和一个在马路上认识的老许合租，他开白天班，我的权利则从黄昏到天亮。刚开始时并不能适应，几乎每回载客都忘了按下计价表，只有在客人下车时，才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央求着说：“你给我十块吧，十块，十块就好。” 不过开着车子在大街小巷打转总也有点好处，这份暂时性的工作让我更了解眼前这个社会。几天来的经验使我懂得把开车的时间路线重新调整，晚上8点以前，只要在近郊的几个社区附近绕绕，就已经忙得转不过来。郊区的住民纷纷盛装赶路，像蜂群一般投向甜蜜的台北。10点以后，这个城市又有了变化。 一路上不难载到几个醉鬼，他们就像今天的余其昌一样，横倒路旁，带着经济权威的口吻说着80年代的梦魇。有的甚至找遍口袋掏不出钱来，只好凑近你的鼻子说：“小兄弟，把我忘了，就当你没载过我好了。” 随时把车子开到希尔顿附近，也都能招到生意。上车的多是莺莺燕燕，女的抱着对方的脖子当街亲吻，然后把一只大腿高高抬起，在空中朝着来车挥摆示意。 为了生存，我乖乖地把车子停在她们敞露的大腿前。她们坐进来，冶荡地笑着，笑得叉开双腿，笑得折断喉咙。刚开始时，这些景象的确让我讶异了几天。也许这个社会真的完全改变了吧，我想。那时我又想起韩云。他在一次闲谈中曾经说：“诸位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只要一张卫生纸就能够走遍全省。男人也一样，只要靠着一张嘴巴，包你打出天下。” 这话未免夸张了些。然而后来的事实是，韩云果然做到了他对自己的期望。至于女人，我有自知之明。一个头脑简单，而又仁慈得过分，简直把全世界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姐妹的绵绵，我都了解不了，都无法走进她的内心，还凭什么了解更多的女人呢？ 很多奇怪的鲜事，都在挡风玻璃外冲入我的脑海。后来我也为自己假想了一个情况--警察在路上把我拦下来，看我的身份证，送给我一副手铐。“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经济犯，先生，你被捕了。”他大概会这样说吧，我想。然后我只好鼓起勇气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仔细看看我，我是被冤枉的，被……” 任何人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扰乱经济，违背诚信原则，甚至以现行犯的名义随时围捕我。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是伟大的韩云先生在每本契约书上动的手脚。他们只知道保证人的保证是这个世界上最保险最安全最他妈的让你半夜里睡得安安稳稳的一种保证。 但是绵绵给我的保证又是什么呢？红叶餐厅的相聚决定了我们真正的分手，那时她带着行李，穿了件改良过的暗桔色旗袍，看起来真像个美人儿哩。我静静地望着，眼里的雾使她变得模糊起来。 她捏捏手绢，低着脸说：“再……见。” 那时我们才刚刚入座，才彼此互看一眼，而她却紧抓着桌角，像害了病似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再--”那晚我喝了酒，已经把备好的话全部忘记。“再见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去买了车票。” “再见是买了车票。”我沙哑地叫着：“买了车票，然后什么都不说，跟我坐在这里。” “我不该来见你。” “你来了。” “你不要逼我。你知道……知道我的心情……我父亲……想到我父亲，我就……”她说得很困难，昂起头看我，换了征询的口吻说：“希望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又站起来了。” “我相信。” “那么三年后，我们在万商楼上见。” “你误解我的意思。当然，我相信有一天可以再站起来--” “那就好了，所以我说三年后，三年很快，不是？” 后来她便不再说话。一个人安静地啜饮着桔子水，愣愣地盯着桌上的水瓶。这样过了许久，当我吸完三根烟，她突然移近身子，跪到我脚边的地毯上，抖颤地拿起酒瓶，替我倒满了杯子。这时候，两行泪水却已在她的眼角慢慢掉了下来。 不久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假使我死了，最大的遗憾该是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绵绵吧。每天我在各大报分类版上登出广告，寻人启事连着绵绵的照片一起登出来，浩浩荡荡三十行，边缘加粗框，结果如同石沉大海。我甚至在启事里直呼她的小名，伊雅。伊雅伊雅，像一个槽老头手拉着三轮车挤出来的吃力的声音。但是在80年代，伊雅确实是个很动人的名字。一个女人能拥有一个叫伊雅的名字，简直就是莫大的福气。伊雅买花、伊雅在草地上晒阳光、伊雅养一对相思乌、伊雅在雨中撑着美浓伞、伊雅在秋风中轻轻打了个呵欠，这些景象都是很美的，不是幸福是什么呢？那时候的秦严初也不是等闲人物，每天埋头苦干，在兴昌总部卖力匍匐得像头熊，为的只是对总部忠贞，然后面对美丽的绵绵走过来微笑，立契似地点点头，溜一溜她的大眼，并且轻轻说声早安。但是，在我死之前，我必须讲出这句话--我是为了整个浩大的兴昌总部才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想法一点都不过分，在感觉上完全就是这样。几年来在兴昌总部里的虚心奉献，谁都不能用任何卑贱的价值数目来衡定。别说余其昌不能，就连一百万年前那个拿着求职信畏怯地逗留在兴昌分公司门外逢人都不忘说声“您好”的秦严初，也没有办法对现在的自己判断价值。绵绵也不能。任何人如果把她看成我全力奋斗的目标，那么他必定是龌龊的。韩云就是。他起初笼络企划总监，把行政管道局部阻塞，迫使我的工作行政和绵绵断然分野，继而在余其昌面前进行耳语，挑出绵绵工作中的瑕疵，然后刻意归结为“女人在青春期易犯的心理障碍”。 老年期的余其昌根本不理事，他把女儿叫进去，从女人的纽扣谈到30年代的妇德。 后来她告诉我这件事，愠怒地骂着：“这坏蛋，这坏蛋……” 我看着她，许久沉默不语。因为我也碰到相同的遭遇--就在当天上午，韩云也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那时他站在高起的复式地板上，像一只秃鹰振着双翼，时时准备飞起来。在他的背后是贴着进口壁纸的墙，那上面有着红蓝白三种醒目的颜色。一层层从顶上逐次排列下来。初看是颇具美利坚的味道了，果然他马上指着我这个卑微的同胞叫着： “你，你，你。” 美国人也是这样的--伸着手直指你的鼻尖，然后像要把你吃掉似地叫着：“Yon，Yon，Yon。” “就是你！”他咆哮道：“你太缺乏西方人的敬业精神，你难道不明白，不安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是兴昌总部的耻辱。” 兴昌总部的耻辱？我差点笑了起来。三头六臂的韩云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兴昌总部的原始精神是分工而互助，将大我的成就视为小我努力的目标。他不明白，原本是绵绵自己处处需要我，她太过仁慈，做事容易分心，所以凡事要求我给她叮咛和助力。不幸他不明白。他一进来就改革一切规章，在身边安置机要秘书和两名小妹。他把下班时间调延两个小时，然后命总务人员在每天下午6时30分发给每人一块黑面包。他的出现犹如一面庞大的阴影，工作时间拉长了，每个职工咬着牙根恨恨地把头埋在办公桌上，然后余其昌这个老混帐居然兴奋得特别开了个会，在麦克风前陶醉地叫着： “这是我们总部更辉煌的起点，现在让我欢迎--韩--云--先生。” 余其昌盲目的愚昧其实是可以谅解的。他就像70年代的部分台湾企业家一样，根本不须具备科学管理和精密技术的常识，就能在石油经济革命的动荡声中突然发迹。1973年，他以小小的一个糖厂干事的身份而因进口玉米和牛油致富。在他那硕大而仅念过三年小学的脑袋里，只懂得一整套玉米的结汇差价和进口时间。一通国际电话出去，一夜之后，也许预订的玉米已随着油价的跳升而暴涨，光是这样一转手，已平白赚进上千万的数目。何况那时台湾至少有一半的养猪户都购用他的兴昌牌饲料，每条大街小巷几乎都看得到兴昌的广告车；人们只要看到货车上印着肥得快溢出油来的猪头，都大人小孩齐声地唱着： “啊，兴昌猪，胖嘟嘟。” 这个猪脑袋到了80年代，仍然没有改善他那暴发户的本质，仍然对科学化的企业管理系统嗤之以鼻。直到出事的前一天，他那家族企业式的倨傲感仍然蛰伏着，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开始传闻可怕的风声。我把所有的帐册捧到他面前，一页页翻给他看，念给他听，差点跪下来咬断他的脚趾。后来索性横着心说：“所有的房地贷款，和六家银行的存款，都被韩云全部带走，预估数目将近三亿七千万。董事长，我们兴昌总部可以说全部完了。” 他这才老老实实地哭得像个糟老头子，涕泪四溢，枯瘦的身子频频颤抖。十分钟后，他把眼泪全部掉光，两个眼睛血红地凸显出来。这个糟老头果然也和他的糟女儿一样，紧抓着我问道：“现在该怎么办？” 我随意安慰了他几句，大致是说了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的鬼话。这种话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狗屁，在1982年，根本再也不可能出现暴发户了。你必须从基层做起，按时打卡、吃冷饭盒，等待三十天后才领到扣完税的九千多块月薪。坦白说，安慰他的用意只在于希望他能继续活下去。他虽然一瞬间沦为糟老头子，可是这辈子他不偷不抢，也没有污辱别人的妻子或拾金占为己有，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这样的好人…… 这个好人真正回头的时候，是在兴昌出事后第三天。他握痛了我的手，哀求着说；“严初，我不能说什么了，只求你一件事，如果愿意，那就替我照顾绵绵，这孩子不能跟着我受罪，她要拜托你了，如果你愿意……” 一老一少，一副诀别的模样。当时我又胡乱说了些话，说了些我愿意、我高兴都来不及之类的鬼话。 确实是一大串鬼话，因为和绵绵在红叶餐厅分手后，她已彻底地失踪。她在红叶餐厅说的也是一大串鬼话。说什么重新站起来，隔天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脑海里终于传出一个声音对我说； “当一个女人对你说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也许她的心已经死了。” 大概就像我的内心吧？当我把车子拐了弯，转进南京东路时，已经来到韩云约见的地方。 ※ ※ ※ 在灯火通明的皇家酒店，房间部的侍者替我开了门，马上又把门带出去。赫然一个景象吸引了我--房里没有人，却有一幅横摆的油画悬在小窗上端空旷的地方。那是属于自然学派的画作，画里一片森林，暮色中冒出一只猫头鹰，一个裸身女子和一条缠颈的白蛇，看了令人不禁冷颤起来。而伟大的韩云先生一直没有出现，他那随身的公事包也不在房里。 他是随时有蒙混出境的可能了。可是当任何人都寻他不着时，为什么偏偏约我在这个地方单独见面？ 我沉闷地坐在茶几旁，吸了根烟，并在晚报第三版看到了兴昌产业的一笔烂账。紧接着，另一个巨幅广告吸引了我--那是债权人紧急互助委员会发起的联合声明，标题用粗黑体三十二级大字，写着“警告韩云、秦严初紧急启事”，内文占了四十行左右，其中的一段使我倏地圆睁起眼-- 还有，秦严初先生，如果你良心未及，体念我们审井小民拼死作活才凑了钱买这一栋房子，请拿出勇气，赶快出面合理解决，否则国法不容，天地可诛，你这辈子都别想安宁，你会得到报应，碎尸万段，死无葬身…… 整段念来像讣文，其实，我也并没有活着。这份报纸必是韩云阅过后留下来的，我不知道他念完有什么感受。我只发现自己浑身发抖，寂寞得一句话吭不出来，只能抓起一只高脚杯，狠狠地朝壁上的油画摔了过去。我开始想了很多事。想到这种景况，是不是该有理由向四周痛骂一番了？是不是应该打开窗走到阳台，向整个繁华的台北咆哮抗议，像许多人抗议没有战争而人际关系却永不见和平。抗议交通混乱，抗议水源，抗议河川污染，抗议天天下雨…… 但也许这样的心境，更适合跪下求饶吧，像一个身罹绝症的病患爬在地上对大夫说：求求你，求求你……这些胡乱的想法迷幻了我将近十分钟，等我清醒过来，又回到晚报上的启事时，我终又想起了伟大的韩云先生。他和我既然同受警告和警力的追缉，那么他今天晚上究竟是在什么计划下约见我呢？半个小时后，我慢慢假设了两种状况-- 一、他想从我处打听绵绵的下落。 二、他有意瞧瞧我现在的怪模样。 第二个想法确实让我发现自己是有备而来的。我穿着爬满油垢的褐色衬衫，并在上面系着草绳般的粗布灰领带。这副严肃的德性据说可以分散交通警察的注意力，但是天知道我已两个星期未曾浴洗，上面是横七竖八的乱发，脚下的软鞋则沾满了已经干了的泥泞。 这就是从兴昌总部“勇敢、奋斗、绝不轻言牺牲”的格言下培养出来的我。这个怪模样应该足够让即将来到的韩云先生兴奋多了。 表上的指针慢慢滑过11点，室内愈来愈冷，外面的风吹着阳台上的变叶木，在窗玻璃上划出纷乱的阴影。韩云的迟不出现使我逐渐产生烦厌，但是想到今晚干的好事--碰到烂醉的余其昌，然后带他回公寓，亲眼看着他把一堆秽物呕在被子里，又听他胡乱地呐喊着；业务三组回答，快回答，总部呼叫，兴昌总部呼叫--那么我是该继续期待那个伟大的韩云先生了。 时间继续经过，突然使我涌起奇异的念头：在韩云面前，要是我和他好好谈一谈，求他放兴昌一马，给予余其昌一线生机，那么这应该是差强人意的结局吧？想到这里，内心倏而微微温暖起来。我扶正了领结，准备到浴室去擦拭鞋上的泥巴时，有人在门外叩了三声。应声开了门，却见来人不是韩云，而是刚才替我开门的那个侍者，他伸着脖子，神色诡异地打量了房内一眼，说声抱歉，便微躬身慢慢退了出去，然后在远远的柜台上拨了电话。 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何况不久之后，韩云终于在门口出现了。在他素以沉着闻名的从容神情中，似乎隐显着一份慌张的模样。也没有刻意打扮出像往日的奕奕的神态，胡子几天没刮了，显得老气多了。这个从爱荷华修完博士回来的韩云先生，在看到我的时候，暧昧地笑了起来。 警告韩云先生。警告秦严初先生。这些字眼想来愈觉得滑稽可笑。一黑一白，两个人互为敌对，却站在一家见鬼的酒店房间里彼此凝视了一分钟。接着他一屁股坐了下来，上了根烟，抖起二郎腿说：“很好，很好。” 接着又说：“来晚了，你等很久吧？” 是的，我等久了。我逃亡偷生，等待着见他一面，连时间也不得不视为身外之物了。 很快他又站了起来，把一个褐色皮箱提到我的脚前，然后又回到原位坐下。“听好，先把它收下来，我们再谈正事。” “你快说。” “皮箱里面是三百万，待会儿你全部带回去。你先点收，我们才开始。” “先说清楚。”我鄙夷地盯着他。 “聪明一点。”他伸了伸懒腰，朝我一甩手。 早先我已算准他会收买我，但没想到他做得这么快，这笔钱都是兴昌总部的血汗，转到他手里，都变成肮脏的东西了。 我缓和着，“如果你有诚意，就全部拿出来，大家可以让你没事。” “小伙子，我时间不多，马上就要走。” “你直说好了。” “替我向绵绵道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回去跟老头子说，下辈子我韩云被他碰见，就做他的狗好了。就这样，叫他把这半辈子过完也就算了。赚钱不容易，这个我知道，但就是因为不容易，我韩云想发财想疯了，只好干了这种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又很公平，人人都想做个暴发户，不是？不过这种事愈来愈难了。你知道，我好歹混出了博士，当博士总不能没有一些钱的。就这样。很没有道理的，我以前并不这样，你也许知道，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没有道理，一点道理都没有。小伙子，这些都是废话，现在你听清楚，最重要的一点--”他又点燃香烟，把烟头紧紧咬住。“三百万你拿着，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但是千万记得，别把我扯进去，一切纰漏你来担当，不够我会再给你。赶快回去娶个老婆。这种事关不久的，你出来后，还用得着这些钱，甚至更多，我随时会和你保持联络。你回去想一想就知道划得来。最多关个两年好了，你还年轻，两年赚得了那么多吗？小伙子，我可没有亏待你。” 我闭着眼，听他把话说完了，他半夜约我见面，就是说着这些。他说得多好，心不喘脸不红，一个三百万就把所有人都交代过了。我压抑着想勒死他的冲动，沉声说： “韩云，我是要死的人了。” “哎，年轻人，你有我的一半就好了。” “我不要你一毛钱。”我已经失了声，“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在受侦讯的时候照你的话说，但是你应该回去，大家都在--等你，大家都……” “你这就不上道了。时间不早，我先走一步。记住啊，绵绵，问候绵绵，哎，这小妞儿……” “你对她怎么交待？” “小心，你现在把话说错了，我跟她可是清清白白的。你也放心，她一定过得好好的。她的脾气我知道，碰到这种事，想不开就到偏僻的乡下当个教员，再不就是上尼姑庵去过她的安静日子。在那儿吃好睡好，用不着你替她操心。” “你这魔--”我冲上前，他已快一步夺门出去，又在外面将房门的把手拉制着，然后像吹着一口冷气似地，朝门缝说：“你乖一点，秦严初，人人都想活命的，不是？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他还有下文，但又停了下来。在乏力地争夺中，我听见外面的他把钥匙伸入锁孔--早该料准他是有备而来的。果然几秒钟后，我听见他放了手，然后又凑近门维说：“知不知道，给你三百万。我还是冒了险的。小伙子，猜你会偷偷报警，我才捱到三更半夜把钱送来。你听好。我这也算是一片苦心了，三百万拿着，以后你也给我滚远一点！” 然后他走了。他按电梯。他下电梯。他迅速地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地从我的失神中慢慢降落。他必在七楼深呼吸。在六楼邪笑。在五楼戴上墨镜。在四楼三楼二楼哼出轻快的调子。在一楼把兴昌总部忘记，在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我所等待的韩云吧？我坐下来，紧抓住颤动的肩膀。我相信我已不是活着的人了，虽然还没把备好的药服下，仿佛已经听见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正划破大楼的屋顶，在那上面不断地萦绕回转，那个声音轻轻像孤婴，大概就是三十几年前的我吧--我突然想起在那上面的多病的母亲了，她带着那熟悉的低缓调子，拍着我的光屁股说：“再不赶快长大，妈妈可就来不及等你了。” 在沙发上的我慢慢睁开眼，还来不及回答那个声音时，眼泪已经悄悄掉了下来。 这就是我吗？1949年生于东岛。1972年毕业于商业学府。1974年退伍，拒绝进入研究所研究人性弱点。1982年秋天深爱绵绵，等待绵绵，受骗于绵绵。卒于1982年冬天，死的时候身体僵硬，勉强微笑，一副向整个世界投降的模样…… ※ ※ ※ 我提着装了三百万的皮箱，在微寒的晨风中爬上了余其昌租住的公寓。 他应该可以换一幢有阳光又不漏水的好房子，三百万虽然不足实现一个伟大的美梦，但这糟老头现在可是身无分文的人了，这些钱拿去生点利息，日子并不难过，今后也可以不再酗酒。一边想着，我抬手敲了门，半晌之后仍然没有反应。当我打算回到楼下时，房间内突然传出哀吟的声音，那是一串零碎而乏力的调子，像哭声又像微弱的抗拒--这个声音在我猛然撞开房门时，又倏地消失。 只见余其昌倒卧在床侧地板上，袖口染着一片血红，血像水银似地爬上手肘部位，变得湿湿厚厚而呈着褐色。两个小时后，我们又在省立医院白亮的灯光下见了面。我们。当然也只是我和眼前这个手腕上裹着一卷白纱布的糟老头子。这幕也许只有我自己才能慢慢感受的景象，终于促使我在晦昧的神智中慢慢掉下了眼泪。我想，这时候再来个警察多好。先生，你真的被捕了。他必定说着这么一句狗屎话。最好连新闻记者也来，赶快拍下这一幕--人之将死，其行也善：严重经济犯秦严初，知困救危，行善途中被捕，实况详见本报第三版--然后是，镁光灯闪亮的一刹那，我的表情也正好是显着哀伤、痛悔、勇敢、祈求社会正义…… 然后我就滑稽一下，在他们忙着把底片冲洗出来之前，赶快让他们，让全世界的每个他们都再也找不到我。 我的幻想一点也不离谱，因为当病床上的余其昌醒过来时，他也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表示悲痛和感谢的话。而我仍然提起三百万的事，并且几乎警告着说，付医药费正好用得着这笔钱，否则马上会被赶出去。我只是没有告诉他关于新台币的使用常识和发行目的罢了--这槽老头子数了一辈的钞票，也许经过一场滑稽的梦之后，已经搞不懂钞票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谁来照顾他呢？在临走之前，这个问题使我忧虑了许久，后来他说： “找绵……绵” 他说了这句话。就在我要离开之前，他说了这句话。 “绵绵。”我冷冷地说：“你说得好，我到什么地方找她？” 他却指指自己右手边的裤袋。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张纸条，听见他说：“你现在打这个电话。” 我把他的话倒回去，重新听了一遍，知道不是做梦，终于抓起话机。这个轻易的动作使我再度抖颤起来了。我拨了电话，告诉自己应该怎么说。五一五一五。我终于找到你了，绵绵，你知道我是谁？我继续拨下去。六一二一。麻烦您，请找绵绵听电话，我是，我是她的……当我拨完最后的三，马上给自己纠正了一下：应该不必伪装，就让自己在电话中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一个男声在另一端响起。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有绵绵这个人。 “没有。”他又重复了一次。 这时余其昌突然又缓弱地吭了声。我请对方慢点挂断，跑到床边，终于听见他说：“绵绵已经--改名字。” 他拉开棉被，手撑着床柜，慢慢爬下来。 “你别动了，电话我打就好。” “她现在叫玛……丽。” 我又抓起话机时，那边已经挂了，“为什么改名叫玛丽？” 余其昌摇摇头，在茶几旁坐了下来。我再度拨通电话，直截地说：“我找玛丽。” 对方跑去叫人，过了半晌跑过来问道：“她问你，是不是韩先生？” “不是，我叫秦--” “那好，玛丽没空，现在坐六台。” 我惊愕得无法站立，颓然贴着墙曲下身子。 “她说要把钱赚回来，我有什么……办法？”余其昌抬起脸说：“说不定韩云这家伙真的会回头吧，这傻女孩到现在还等，天天等……” 【作者简介】 王定国，1954年生于台湾彰化鹿港。现从事建筑业企划工作。197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获台湾大专小说首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奖等。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离乡遗事》、散文集《细雨菊花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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