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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婶家大小子有十六了，长成个大个儿，黑黑的脸膛子，不笑。去年，还叫拾来“叔”，今年不叫了。拾来叫他，他也爱理不理的。二婶什么事都跟他商量，就更不和拾来商量了。拾来常常窝气，实在气不过了，他便把那散了架的货郎挑找出来拾掇拾掇，看见了货郎鼓。他拿在手里轻轻一摇： “叮咚，叮咚。” 货郎鼓的声音生脆生脆。拾来愣愣着，象是想起了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想起。他把货郎鼓往腰里一插，挑起货挑子走了。也没跟二婶打个招呼。二婶烧好了锅，等拾来吃饭，等等不来，等等不来。庄前庄后找了一遍，人说，没见拾来，倒见有个货郎，打大路上走过去，那模样确是有点象拾来。她赶紧跑回家找那散了架的挑子，一找没找到，她便明白了。 “我怕你不回来？贱样！”她撇撇嘴，自己盛碗稀饭，抓张煎饼吃了，把锅刷了睡了。一夜没睡踏实，一有个风吹草动，她就要竖起耳朵听听，是不是有人敲门。没人敲门。 第二天早起，她该干啥还干啥。第三天也这么过了。到了第四天，她有些沉不住气，夜没合眼，围着被坐在床上，吸着烟愣一宿。天亮了，她换了件海昌蓝的半新褂子，决定去找拾来了。 “我娘，你去找啥？找个熊！”大小子粗鲁地对她说。 “我去找你大！你个没良心的杂种！”她乱骂着，大小子不敢作声了。她还骂：“要没他，你早死了，不饿死也得累死。他是你大。别看他大不了你多少岁，也是你大。你敢不叫他大，你看着……”二婶骂着，不由有点心酸。她想起拾来刨地的模样，光着脊梁骨，背上的汗珠子亮晶晶的，把裤腰都滚湿了。 拾来挑着货郎挑走在大路上，大路白生生的，翻过了前边的坝子，不见了。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月亮夜，这路白花花的，坝子上翻过来一只甲虫，慢慢的近了，近了，是一架平车，一个穿着蓝白花夹祆的女人拉着平车，车上有个凉床架子，一个篮子，篮子里有布，有棉絮，有果子，还有一盒烟卷。他心乱跳着，眼窝里热乎乎的，象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他抬起手摸了一把。庄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他走到他家的草屋跟前，那草屋几乎全陷到地底下去了，地面上只剩个烂屋顶了。前前后后的倒有了好些青砖到顶的房子。 门上没锁，虚掩着，推门推不动，再使劲，门倒了。屋子里空空的，一地的碎麦穰穰子。阳光从窗洞里透进来，卷着几缕灰。屋里只有一眼灶，两个床，一个板床，一个凉床。他站着，头快碰上屋梁了。门口拥着几个小孩儿，愣着眼看他。 “这屋的人呢？”他问小孩儿。 “走了。”小孩儿回答。 “走哪儿了？” 小孩儿面面相觑，一个大点儿的说：“上北边了。” 拾来站了一会儿，走了出来，把门装好，掩上，回过身来。 阳光扎着他眼疼，睁不开。太阳晃眼。 拾来挑着货郎挑走在大路上，走过一片一片的地，这是两个，那是三个，在做活。他想着二婶的那地。他想着那地被太阳晒得烫脚，烫到心里去的滋味儿；想着那地腥苦腥苦的气味儿；想着那地种什么收什么，一点儿骗不得，也一点儿不骗人的诚实劲儿；想着二婶刨地时，那破褂子飘飘忽忽的，时隐时现着一双柔软结实的妈妈。他懒懒地走在大路上，货郎鼓无精打采地响： “叮——咚，叮——咚。” 进了庄子，有个媳妇儿来挑花线，有个姊妹来拣纽子……各色各样的手在匣子里翻腾着。他瞅着那些个手，心里闷闷的。好歹等他们挑够了，买了，或是不买了。他整理了一下挑子。上了肩。直起腰，刚迈步，又站住了，离他十来步的地方，站着个娘们，脸上又是土，又是汗，成花的了。手掐着腰，恨恨地瞅着他。 “二，二，”他又改口道，“孩、孩他娘。” “孩他娘死了！被她男人甩了，上吊了，投河了，一头撞在鲍山上撞死了！” “哪，哪能。”拾来赔着笑脸，心里却象喝了一碗滚烫的茶，舒坦极了。 “她男人找着黄花大姊妹了！找着穿高跟鞋儿，烫狮子头的洋妞了！找着住楼的小姐了！” “哪，哪能！”拾来走近去，抬起手，碰了碰二婶的肩膀，被二婶一巴掌打掉了。 “她男人死了，她守寡了，她改嫁了，嫁山那边去了！” “哪，哪能。”拾来把打回来的那只手放到脑袋上，挠着脑袋。 “生了一大嘟噜孩子，有男的，有女的，有长的，有短的，有方的，有圆的……”二婶自己也笑了，赶紧又掩住。 拾来朝前走了两步。 “你走哪去！”二婶嚷道。 “回家呀！”他回答。 “哪是你的家？你还记得家？” 拾来不敢动了，站在那里。 “你是死了吗？还不动弹，你想死在野地喂狗了？” 拾来这才敢走动，跟在她后边。他心里就象放下了一块石头，他问自己：究竟有啥事呢？什么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他回答自己。他越走越轻快，不由走到了二婶头里。 太阳照着土地，风吹着大柳树，柳枝子飘拂来飘拂去，一只雀子唱着。货郎鼓“叮咚叮咚”地响。他走着走着一回头，见二婶在抹眼泪，他又傻了： “你，这是干啥呢？” “你这个没良心的！”二婶哽咽着骂。 “我去去就来家了。” “我不找你，你来家？” “不找也来家。” “说瞎话。” “要是瞎话天打五雷轰！”拾来赌咒发誓。他望着二婶泪糊糊的毛呼眼，鼻子也酸了。 两口子相跟着回了庄，天已到晌午了。二婶开了锁进了屋，一边吆喝拾来：“烧锅！” 拾来还没坐到锅跟前，她又嚷： “水缸见底了，还不挑水去，这么没眼色的。” 于是，拾来又站起来去挑水。 鲍秉德不明白自己咋会有这么多话的。天黑，他脑袋一挨上枕头，就开始对着新媳妇叨叨，叨叨个没完。他告诉她小鲍庄的来历：鲍家祖上做过官，莫看如今贫寒，却是有根底的。他告诉她自己家那些啰啰嗦嗦的事：自己过去的那女人，那女人怎么变疯了，又怎么想上吊没死成，后来发大水时，又怎么摔下去，淹死了，至今连根头毛都没找着。 媳妇总是静静地听着，黑里见不着她脸上的麻子，什么也看不见，只觉着她的脸贴着他的脸，眼睛眨巴着，半天眨巴一下，半天眨巴一下。他知道，她醒着，在听他说呢！ 鲍秉德原以为自己是不好说话的哩。他常常一连几天不说一个字，猛一开口，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如今这么说个没完，连自己都觉着烦人了。可不会是这几年的话全憋在肚里了。说也奇怪，人一说话就象是活过来似的。他象是活过来了。回想那几种，都不知道自己在活个什么劲。他就是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怕人烦。 她的脸贴着他的脸，半天一眨巴眼，半天一眨巴眼。她醒着，在听他说哩。 她肚里已经有了，不知为啥，他不用趴到她肚子上去听，也晓得一定是个活跳跳的孩子。他这么断定。他觉得这个娘们就是专给他生孩子过日子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娘们，家里的。搂着这样的娘们睡，睡得踏实，睡得实在。 可是，有时候，他坐在板凳上，脚泡在脚盆里，吸着烟袋，看着她忙活。看着看着，不由的会看到一个苗苗条条的背影，一条大辫子在背上跳着，长虫似的。他的心，就会象刀剜似的一疼。他觉得那疯子是有意跳下水，给这个媳妇儿让路的，也是给他让路的。唉，要是找着她的尸体，埋在地头，也好时常看看，捧捧土，拔拔草，心里的难受也好有个地方发落。可她不知躲哪儿去了，连根头毛也找不见了，连把土也不让他捧，草也不让他拔，连个地头也不占他的，连个难受也不给他。是放他过去，也是叫他放她过去。 鲍秉德心里酸酸的难受。可是天一黑，一搂着那娘们，话又来了。耳根子隐隐的好象家后秫秫地里有人唱小曲，声音细细的，风吹似的。再凝神一听，又没了。 鲍仁文熬了几宿，写成了捞渣的报告文学。这回，他发了狠，一连抄了四、五、六、七份，发通知似的发给了好几处：省里的，地区的，县文化馆的；刊物，报纸；青年报，少年报…… 收过了秋，粮食进了屋，囤了起来。过年了，鲍秉德家里的肚子挺得老高，快生了。 庄前庄后连连响着鞭炮，起屋上梁哩！ 这一天，大路上来了一辆吉普车。进庄就问鲍仁文家住在哪里，然后就一径找了过来。 鲍仁文正在地里做活，见一辆吉普车老远的来了。车停了，下来两个人，朝他走过来了，是朝他走过来的，踩着刚出头的麦苗。他站直了腰，用手搭起凉棚望着，心里“怦怦”地跳起来了。他看得出这两个人不是乡里人，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此地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太阳照着眼，眼睁不开。那两个人从太阳照眼的地方走来了。 那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人一步一步走到了跟前，问道： “你是鲍仁文同志吗？” “是的。”他说，声音有些打颤。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老胡同志。”那个象此地人的人指着那个不象此地人的人说，“我是县文化馆的，我姓王。” 老胡同志早已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老胡同志戴了副眼镜，嫩相得很，不敢判断他的年龄。城里人的年龄不好说。他热情地摇摇鲍仁文的手，拉他在地头上坐下，好象是他家的地头似的。 他果真是为捞渣的报告文学而来的。他们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压起来了。后来，过了年，临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要知道，如今老人问题，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派老胡同志来和鲍仁文同志合作，一起完成这篇报告文学。事情很紧急，今天，鲍仁文就要跟他们进城去。要九争在三月以前完成，让老胡同志带着稿子回报社发排，三月一日见报。 鲍仁文听他说着这一切，就好象坠入了五重云雾中。“我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我可不是在做梦吧！”他又问自己。他觉着头晕，觉着身子软软的无力，连微笑也微笑不动了。他看着老胡同志那张嫩生生的脸，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就好象放电影出了故障，只有人影没有声音似的。老王同志递过烟卷，他糊里糊涂地接过来，居然让老胡同志点的火，连声谢谢也没说。 最后，老胡同志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就这样。” 鲍仁文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好，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走吧。”鲍仁文跟着说。恍恍惚惚的，不知要走到哪里去。走出麦地，上了吉普车，一股子臭汽油的味，叫他清泠起来：老胡同志是要上捞渣家去瞅瞅，和他父母拉拉。 鲍彦山家里的在烧锅，见来了两个陌生人，有些着慌。忙不迭地站起来。老王同志说：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专来采访你家鲍仁平的事迹，要写文章报道哩！” 他娘还是惶惑。 “这是县上、地区上的干部，来问问你家捞渣的事，要写文章表扬哩！”鲍仁文解释说。 她便懂了，释然了：“屋里坐，屋里坐！” 屋里漆漆黑，一个粮食囤子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老胡似有些吃惊地左右看看，没有说话。有人到湖里把鲍彦山喊来了。 “这是鲍仁平的父亲。”鲍仁文介绍。 两人一齐上前，一人握住了一只手，使劲摇着。鲍彦山惶惑地看着他们，好容易把手解脱出来： “坐，坐吧！” 各就各位坐下以后，老胡同志扶了扶眼镜，低沉地问道： “鲍仁平是从几岁开始照料五保户鲍五爷的？” “打小就跟鲍五爷亲呢。会说话就会邀鲍五爷吃饭；会走路，就会去给鲍五爷送煎饼。” “他为什么会对鲍五爷这么好呢？” “他俩有缘份。鲍五爷不理人，倔，就理捞渣，和捞渣亲”。 “鲍仁平生前记不记日记？” “日记？” “捞渣活着时每天写不写文章？”鲍仁文解释道，无形中他成了翻译。 “自打他上学，每天放过学，割过猪菜，吃过饭，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写个不停，冬天手冻麻了，还写；夏天，蚊子咬疯了，还写。叫他，捞渣，明天再写吧！他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作业哩！” “他写的东西还在吗？” “和他的书包一起烧了。” “烧了？”老胡同志很吃惊。 “此地的风俗：少年鬼，他的东西不兴留家里，统统都烧，烧不了的就埋了，扔了。”鲍仁文解释。 “哦。”老胡同志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这孩子命苦，没吃过一顿好茶饭。”他大唏嘘起来，眼泪啪啪地落在了地上。他咳了一声，吐了两口痰，用脚搓搓，搓去了。 老胡同志不再说话，过了半晌，轻轻地说：“走吧。” 鲍仁文带他们到大柳树下去看看。老胡同志仰起头望望那树梢，想象着当时那鲍五爷是怎么趴在那树上的。又低头看看树干，想象着捞渣又是怎么抱住这树干死的。老胡摸摸那粗糙的树身，不说话。 鲍仁文又带他们到大沟边捞渣的坟上去看了看。坟上长了一些青青的草，在和风里微微摇摆着。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在啃那嫩草，一个小孩在大沟里洗脚，瞪大眼睛严肃地瞅着他们。 “小孩，过来。有话问你。”老王喊他。 他跑上来，牵起小羊羔，转头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乡里小孩没见过世面。”鲍仁文代他抱歉道。 老王摇摇头，笑了：“我想问问他，鲍仁平的事。” 老胡一直没说话，站在捞渣的坟前。 坟上的草青青嫩嫩的，随着和风微微摇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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