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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渣歪歪扭扭地能走了,话也能说不老少了。正吃晚饭,鲍五爷拄着拐来了。鲍彦山招呼他: “五爷,来吃。” 捞渣学嘴:“来七(吃)。” 鲍五爷装没听见,不理会他,在门槛上坐下来,看蚂蚁搬家。 “吃过了吗?”鲍彦山紧问着。 “吃过了。”鲍五爷回答。 “咋吃的?” “煎饼,稀饭,咸菜。” “你老要懒得烧锅了,就过来。咱家人多锅大,多一人少一人见不着。”鲍彦山家里的说。 “我能烧。”鲍五爷回答。闷着头看地。天黑了,看不见蚂蚁了,一只蚱蜢蹦跳过去。 什么东西碰了他的嘴,定睛一看,捞渣什么时候到了跟前,小手里攥着一块煎饼,捏成了团,直送到他嘴边。他看看捞渣,捞渣朝他笑着,一脸厚道相。他心里又是格登一下,扭过了脸去。 月亮升起了,眼前豁亮了许多。 鲍五爷掉回头,捞渣正坐在他脚边抓土玩,稀稀的黄头毛底下露出了头皮。鲍五爷伸出手在那头皮上胡撸了一下,心想:“我咋象是在哪见过这鬼哩。” 前边牛棚里在唱古,队子吱吱嗄嗄地传得老远: “写一个五字无底洞,薛仁贵跨海又去征东。 征东招够人共马,回马枪挑凤凰城。 写一六字变化开,我配姣娥女裙钗。 带领三千人共马,才把唐王我主救出来。……” 在一千里外的北京,正进行着一场江山属于谁的斗争。 一千里外的上海,整好了装,等着发枪了。 里外三新的新被窝,软软和和地裹着拾来。拾来钻在被窝里,舒服得心里发虚,有点不实在。翻来覆去,不知怎么舒服才好,反倒睡不踏实了。 月光照进堵了一半的窗洞,落在大姑的床上。大姑盖着一床旧棉被,薄得象纸,硬得也象纸。 大姑是真疼自己,拾来想。这世上不会再有象大姑这样疼自己的人了。是媳妇也不能这样,是娘也不能这样,是姊妹更不能这样。拾来这辈子没娘,没姊妹,还没媳妇,他不知娘、媳妇、姊妹的疼是啥味道,他只觉得大姑的疼是天底下最最好,最最好的了。 是大姑给铺的被,身下垫一层,身上盖一层,腿后跟还折了一道,紧紧地裹住了脚。脚一暖,浑身都暖了,俗话说:“寒从脚底来”。好多日子,脚没这么暖和过了。可是,这暖和又和那暖和不一样。拾来想起那温暖的峪谷。那柔软的暖和是非常特别地包围着他的脚。 月光移到了大姑的脸上,那脸庞近二年丰腴了起来,只是眼角的皱纹很密。 大姑好象微微地哆嗦了一下,拾来赶紧闭上了眼,等他再睁眼时,大姑已经掉过身去,脸朝里了。月光移到了她的身上,洼下去而又凸起来的地方。 过了几日,有一天,大姑对拾来说: “拾来,你过年就十八了吧!” “嗯哪!”拾来生硬地回答。天一亮,他夜里的那些柔情便全退潮似地退去了,不晓得退到什么地方,找也找不见了。 “也该说媳妇了。”她停了一下。 拾来不吭声,心跳了。 “二奶她娘家高庄有个闺女,比你长一岁。啥都好,就是小时出花,脸上落了疤。”她又停了一下。 拾来不吭声,心跳得凶,气都喘不过来了。 “她不嫌咱家穷,愿意跟你过。你要是愿意,明天就上高庄去一下。我让冯大家二小子进城捎了两斤果子。”她停住不再说了。她听见拾来的喘气声,象牛一样。 只听得“砰”的一声,碗碎了。拾来站起身跑了,带倒了案板,带倒了板凳,咸菜碟子掉了,臭豆子撒了一地。 大姑怔怔地望着一地的碗渣子。进来一只鸡,啄着臭豆子。啄啄,又丢下;啄啄,又丢下。 拾来出去一天,直到夜半才回来,三星都偏西了。大姑坐在床沿,没睡,等他。 他一进门,拉开被子,蒙上头就睡倒了。 “拾来。”大姑叫他。 他不动弹。 “拾来”,大姑脸对着窗洞,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置一副货郎挑子,你走吧!” 他不动弹。 “你成人了,自己过去吧。我不能养你一辈子,你也不能守我一辈子。” 他不动弹,只觉得从头到脚都凉了,就象掉进了冰窟。 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拾来挑着一副货郎挑子,上路了。上路前,大姑不知从哪摸出一个货郎鼓,她用手抹了抹鼓面,轻轻摇了一下:“叮咚”,货郎鼓响了一下,响得还脆。她看看鼓,又看看拾来,张张嘴,要说什么,又没说。然后把鼓交给了拾来。拾来接过鼓看了看,恍恍惚惚记着小时玩过,为了玩它还挨了一耳巴子。这是他从小长成人,第一次挨耳巴子,就一次,也记得住了。他随手把货郎鼓往货架上一插,径直走了,没有回头。货郎挑子在他宽厚的肩上晃悠着,货郎鼓清清脆脆地响着: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大姑听着那鼓声一步一步远远地去了,眼泪直流了下来。 早几天就听说,县上要来个作家,来此地采访治水的事。 这几天又听说,那作家日后就到了,住宿都安排妥了,住县一招。 鲍仁文要去见见那作家。早几天,就把他这些年写的文章拾掇出来,看了几遍,改了几遍。这几天,又重新抄了一遍,整整齐齐地撂在一起,用他娘糊的鞋靠子贴上光溜溜的画报纸,做了个精装的封面,封面上用墨笔写了两个立体的美术字——作品。直弄到夜半。他只迷盹了一小会儿,天就亮了。他起床洗了脸,刷了牙,又用他娘的破梳子沾了点清水梳梳头,穿上他的蓝卡其学生装,夹着“作品”出发了。 他娘撵了他有半里地,要他捎上半蓝鸡蛋上街卖了。他装没听见,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庄子。 太阳很好,把风都暖热了。半个多月没下雨,大路上的浮土有半脚深了。大车过去,平车过去,自行车过去,人走过去,把个浮土踢起来,扬了个半天,遮黄了太阳。 他感到燥热,走过大方家井沿上,向个提水的老头讨了半瓢水喝,再接着赶路。 路,向前蜿蜒,看不到头,难得遇见个人。远远的,看见个小黑点。走着走着,渐渐大了,大了,大了,显出人形了,辨清男女了,认出眉眼了。到了跟前,过去了,前边只有一条白生生的路,蜿蜒到看不见的远处去了。太阳到了头顶,踩着自己的影子走。 他觉得困顿,象是睡着了。“作品”的封面滑溜溜的,老往下打滑,他把它搂搂好,向前走。 这是他的宝贝,他的心肝,他的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有。他为它熬了多少夜,熬了多少灯油。他累极了,困极了,难极了,写不出一个字却又非要不停地写下去,写下去,这时候,他便会困惑起来: “这么苦究竟是为啥?究竟图的啥?会有个什么结果呢?”于是他会一下子萎顿下来,心里充满了虚无的情绪。这种心情冲击得最强烈的一次,他竟把他写了九个晚上还没写完的一篇小说撕了。然而,等那一阵狂暴过去之后,他望着一地的碎纸片,落寞地哭了。这时,他特别想往什么上面偎靠一下,温暖一下,安慰一下自己这颗破碎而孤寂的心。他觉得自己苦得很,苦得很。他蜷缩着,自己偎依自己,慢慢地平静下来,又重新摊开一张纸,拿起笔。除此以外,他不明白还有什么能给自己安慰和偎靠的。只有这么写着,他才能够希望着什么,妄想着什么。 路,无穷无尽地延伸着,这是一条寂静的路。他又觉着渴,却再不能遇上一口井了。 日头偏过正午,他走上了刘庄的地,前边就是县城了。有人担着空挑子往回走,是从街上下来的。 城里很安静。街中央馆子里,一地的鸡骨鱼刺,一个围着稀脏的围裙的娘们,正往外扫,招来了两条狗。剃头店里只有一个师傅靠在剃头椅子上打呼噜。一只猪大摇大摆地从百货店走出来。 他走过邮局,走进招待所。他心中忽然有些紧张。他努力回想着“作品”中最叫自己满意激动的段落,语句,想给自己增添一点信心和勇气。然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绞尽脑汁写下来的章句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发觉,自己过去的半生的价值,和今后半生的价值,马上就要得到一个裁决。他有些腿软,几乎要掉过头走去了。 传达室的老头在打盹,口水流在衣襟上。一个女人低着头织毛线。没人理会他。 “大姐。”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了。 “大姐”皱着眉头抬起脸,不太耐烦的样子。 “大姐,这里住的可有一位作家?” “什么‘坐’家,‘站’家,不知道!”她回答。 “就是从外面来的,写文章,写书的。” “叫什么名儿?” “不知道。” “男的女的?” “不知道。” 她低下头继续织毛线,不再搭理他。 他又恳切地叫了一声“大姐”,没有回应。无奈,只好罢了。他站在招待所门口,思忖了一会儿,掉过身往县委走去。他有个中学里的老同学,在县委宣传部打字。 很顺利地找到了那老同学,她也还认得他。而当他向她打听作家时,她却茫然了好一阵,然后才想起带他去找一位王科长打听。王科长皱皱眉头,抬起手,抖一抖手腕,把袖子抖下去,露出亮晶晶的坦克链表带,然后才去抚摸锃亮的分头: “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不清楚,不清楚,听说过。” “你去问问张科长嘛!”那老同学微微撒娇地扯扯他的袖管。 原来这位王科长只是个干事,“科长”不过叫叫听听而已。等找着了张科长,真相才大白。是有这么会事,曾经是要来个作家。可是后来不来了。也许是这里治水的事情不够典型吧,犯不着曲里拐弯地到此地来。于是,便不来了。 鲍仁文寂寞地走在大街上,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倒象是放下了一块石头,觉得轻了,又觉得空了。他慢慢地走着,觉出了饿,口袋里有一卷夹了大葱的煎饼,他打算出了城就吃它,走过邮局,他站在报栏前看一会儿报纸。他注意到一张报纸的下角有一块目录,是省里一个文艺刊物的目录。何不向他投一稿试试呢?他忽然想到。不由激动起来,血液向上涌去,脸红了。他镇定了一会儿,默记下那刊物的地址。然后,走进邮局,在角落里坐下,翻开他的作品。 他把“作品”放在桌沿底下看,没有人瞅见。邮局里没有人,只有一个老头,在缝一只包裹。那老头象是个先生,文质彬彬的样子,戴了一副框架发黄的眼镜,笨手笨脚地拿着一管大针,一针一针缝合着包裹。包裹是寄往青海的——鲍仁文偷看了一眼。 鲍仁文挑了一篇小说,又挑了一篇散文,想想,再挑了一篇小说,卷在一起。 柜台里的人问他:“是什么东西?” “稿子。”他迟疑了一下,脸红了。 “什么?”那人不明白。 “稿子。”他说,脸又白了,好象在做一桩极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 那人把稿子往秤上一扔,过了秤,然后又拿起来往一个大筐里一扔。鲍仁文瞅在眼里,怪心疼的。就好象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要去远门游历去了。 从邮局出来,他心里却又一片恬静。太阳落了,黄黄地照着路边的土墙。有人进了馆子,传出划拳声。猪,哼着。广播里在播放一支快活的曲子。 他算着那稿子的路程,什么时候可以到省城了。他从这一刻起,就在等待了。他从此便有了理由等待,有了东西可希望了。 他觉着很幸福,不由跟着广播哼了一句,没合上调,哼得难听,赶紧住了嘴。 晚霞在他身后的天空上变幻着。他看不见晚霞,只觉着了那绚烂的光。 大姑耳朵跟前,老有一只货郎鼓在响着: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太阳落到地边上,割猪菜的孩子都往家走了。小翠和文化来得晚,草箕子里还差点儿才满。 “文化子,你每日价,在学校,一早晨,一白天,忙的啥呀?”小翠子问道。 “上课呗。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学习就是了。”文化告诉她。 “学啥哩?我看你啥也不懂,桶掉井里也勾不起来,割猪菜割得多笨!”小翠子讥笑文化。只有在湖里,对着文化子,她才敢撒野。 “哼,我懂的,你不懂的,多着呢!”文化子不服气,他在学校里尽得两分,只有在小翠跟前,才有得显摆。 “你说说看!”小翠斜着眼瞅瞅他。 “你知道,人是打哪儿来的?”文化问。 小翠噗哧笑了:“娘肚子里生出来的呗!我当你知道什么哩。在学校里就学了这个?躲滑罢了。” 文化微微一笑,不与她斗嘴,继续深入问道:“娘是打哪儿来的?你会说娘是姥姥肚里生出来的。姥姥打哪来的?姥姥的姥姥打哪来的?” 小翠果然被问住了,扑闪着大眼睛,不吱声了。 “告诉你吧,人是猴子变的。”文化压低声音,极其神秘地说道。 小翠轻轻地惊呼了一声。 “你看,猴和人象吧?活象!” “那,猴又是什么变的呢?”小翠怔怔地问。 “猴子,是鱼变的。”文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很肯定地说出来了。 “咋是鱼变的?”小翠困惑极了,鱼和人可是一点也不象。 “你知道吧,这是地球。” “地球?啥球?” 文化打了个格愣,感到和小翠说话十分困难,由此领会到了进行启蒙教育的必要性:“就是咱们住的这地。”文化用脚跺跺地,又伸出胳膊划了个圈。 小翠转头看看周围,大地笼罩在苍茫的暮色里。 “这地上,最早,最早,最早,最早,什么也没有,只有水,只有水。” “哦!”小翠抬起眼睛,望着渐渐暗下去的天,出着神。 “只有水,只有水。” “那可不就象闹水的时候。”小翠轻轻地说。 “你们那地方也闹水?”文化问。 “差不多年年闹。我小时候,刚满周岁那一年,闹的可凶。听俺娘说,没天没地了,只有水。” “你能记得?” “我记得,……有一条长虫。”小翠怔怔地说。暮色越来越浓,她的眼睛在暮色里闪亮着,象两颗星星。 “回家吧。”文化有点害怕。 “割满了就走。”小翠子垂下眼睛割了一棵富富苗。 文化低下头,割了一棵七七芽:“回家吧!” “你割不满没事,我割不满可不管。”小翠忽然气了。 “瞧你说的,我娘就这么偏心吗?”文化有点难堪。 “你娘偏心,天底下没有比你娘更偏心的娘了。” “你咋胡说哩!”文化也有点气了。 “咋是胡说?你娘为啥叫你念书,不叫你哥念书?”小翠回过头,一双黑黑的眼睛看定了他。 文化说不出话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哥人老实哩。” “谁稀罕他老实。”小翠子提起草箕子,跨过两条芋头趟,又蹲下了。 “老实人靠得住。”文化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小翠不理他,手脚麻利地割着猪菜。她眼尖,哪儿有猪菜都逃不过她的眼。她的手快,眼到了、手也到了。过了一会儿,小翠说话了。 “文化,你往后给我讲讲,你们上的学吧。” “管。”文化说,又加了一句,“那还不管。” 小翠说:“我不会亏待你,我唱曲儿给你听。” “唱个‘十二月’。”文化子立马说。他是从那些二流子嘴里听说有个“十二月”,也不知“十二月”究竟是什么,想得心里痒痒的。 小翠子稍停了会,唱了一句: “正月里来本是个新年。” 她调门起的很高,声音细细的,尖尖的,颤颤的。文化觉着,小草抖索了一下。四下,毕静。 “喜欢笑那哈万象更新。牵挂个美少年,知心人难见,相思对谁言……”她哀哀怨怨地唱着,并不懂一字一句里的意思,听大人唱,她也唱,唱熟了,便觉出那一股凄戚很对她心思。 她凄凄戚戚地唱着,文化子凄凄戚戚地听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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