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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体现了一种客观主义，能不能阐释一下你所谓的客观主义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对个性的放弃，或者力图以不介入的态度来从事写作，把个人的印记减弱到最低限度？ 答：《小鲍庄》对我难以抵挡的影响恐怕正来自这么一种超然风格——那不篇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在记叙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面貌和偶尔因劫难而引起的心理微澜方面，在刻画农民的忍耐力、亲善感、寡欲、个性压抑、麻木和健忘方面，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效果。我认为这一效果首先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当然同时还源于它时松时紧的并置型结构，源于它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源于它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 客观主义作为一种从个人的情绪偏爱和想当然习惯中逃脱出来、“中性”地投身到现实状况中的艺术态度，它往往能提供一幅较为全面的图画，把我们从简单择取生活某一片断、满足于加固原有见解的偏向里拯救出来，并且换一副眼光重新认识生活的原貌和涵义。当然，客观主义在克服了一己的狭隘，体现了某种博识、睿智和超脱的同时，也因为对生活持不介入立场，就在无意之间心安理得、无所作为地静观着这一存在，并不想施加什么影响。也许，这是出于对个人力量和文学效用功能的怀疑。不过，只要它能成功地揭示出生活的全貌，那么个人的力量和文学可能拥有的功能也正实实在在地包含在里面了。 不错，《小鲍庄》流露出一种城市人的眼光——尽管它隐匿得很深。惊讶被默默无语盖没，同情心被静观盖没。《小鲍庄》属于局外人。这个局外人虽然不介入“小鲍庄”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却把那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原样呈现出来。显然，为追求客观就不应当卷入。这个局外人不淡漠、不骄矜。 问：你刚才提到了“并置型结构”，能否具体他说明一下它的特点？它和《小鲍庄》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答：并置型结构可以用图表来说明，不过那太乏味。不妨想象一下雨水在窗玻璃上往下流淌的数十条蜿蜒的小溪流，并置型结构就是这么一幅图像。 对结构的悉心考虑，在《大刘庄》里就开始明显地呈示出来了。不同的是，那里的结构如同两块交替出现图板，力图造成一种对比和间离。两块流动的图板顺势而下，一把人为的刀把它们分剖为两半。我觉得就结构来说，《大刘庄》人工痕迹过重，尽管它有它的用意所在。《小鲍庄》的并置型结构却迥然不同，它是由多种状态的共存形式出现的——它更贴近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小鲍庄》的叙述把完整的事态打得更碎；而我却以为，事态本身从来是不完整的，恰恰是以往那种力求清晰的小说表述顺序把无秩序的生活现象根据一个意图而胶合起来。事实是，《小鲍庄》在这里的结构方式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构成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小鲍庄》并不因此而变作一堆散沙。使那些“片断”凝结起来的是贯穿于小说中的纪实风格和时间观念。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那种纪实风格，实际上正是客观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让我们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纪实，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我们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 问：那么，“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和“深厚的人道精神”又如何协调起来的呢？依我所见，客观主义是会自然走向“达观”的，因为它不介入；可是“人道精神”却必然是介入的，这里你是否感到矛盾？ 答：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除了因生活经验的增长外，还产生于人的不断自省。客观并不意味着绝对摒弃人的判断，而是说，它开始把出发点从原先的纯粹自我尽量移向他人。一般地说，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是和东方哲学相通的，对克服个人的焦躁和自负而言，这种态度犹如一服镇静剂。当然，我并不是说《小鲍庄》体现了一种消极的处世原则；正好相反，在《小鲍庄》表面的平静背后，不难发现渗透着人道精神。但由于它的整个陈述过于冷峻与宁和，以至我说这种人道精神是藏而不露的。我觉得这两者的确有点儿矛盾，不过这个深刻的矛盾是可以共存于一部小说之中的。 从非小说的意义来看，《小鲍庄》可以归入平民精神的行列。它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若无人道精神的灌注，便难以在小说中从容自如地表达出来。 问：今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股新的潮流中。你认为《小鲍庄》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另外，就小说观念的更新来说，《小鲍庄》提供了什么新经验？ 答：我觉得今年以来的小说更加分化，在客观主义这一流向上，《小鲍庄》的位置是显要的。另外，对小说结构的关注，《小鲍庄》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且阅读经验进一步把这种可能转化成现实——换句话说，打断叙述连贯性的结构体例一开始是反规范的，但随着《小鲍庄》的被承认，这一体例就会上升为规范，这一点现在就可以确认了。 有人不无道理地从《小鲍庄》推想到某些外国小说，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但我个人并不十分看重这种纯粹知识性的横向比较。我不否认《小鲍庄》可能间接地受了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但哪一个现代作家不经常读非本国的文学作品，又固执地拒绝它们的影响呢？因此，就国内小说创作而言，《小鲍庄》仍然是独步的。 关于小说观念的更新，确实应当由实践来提出。《小鲍庄》从一个方面的实践拓展了这一更新——首先是结构。《小鲍庄》突出了结构在小说中的地位，情节屈居其次。这种小说构思其实出于对生活的重新解释：生活通常不是情节式地通过我们的眼睛，而是以散乱无序的形态、以结构的形态展示于我们面前的。 问：对《小鲍庄》的具体描述，你的印象如何？我感到这部小说隐隐约约地仍然有着情节，尽管交错的结构把情节线索部分地掩盖起来了。还有，这部小说写了十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对他们，你的印象又如何呢？ 关于人物涵义 答：你说得不错，《小鲍庄》的情节线索若略为辨认，还是判然可知的；但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情节的“真相”并不重要。就象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判断世界上的某个事件时，仅仅握有极少量的情报和可靠信息，大半靠自己的经验、推测和其他辅助知识，进而把那些零乱的有关信息在大脑中修复成我们“确信为真”的事件全貌。《小鲍庄》有些类似上述的情况：它只提供一堆现象，至于现象和现象背后是否有关联、如何关联，那得诉诸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推测和想象。我认为，把这块洼地上几十户农民关联起来的，除了同为鲍姓的血缘因素，更为内在的乃是他们共有的生态以及共有的文化背景。当然，这个题目很大，一下子不易说明白，而且这也是当前许多乡村小说的母题。 我已经谈了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可能使你厌烦。是的，我再谈一些个人的感受。目前文学批评的感觉能力好象在削弱，这恰恰是我们领会和颖悟艺术精妙之处的障碍所在。恢复感觉能力，不让这种能力遭到知识性术语的蚕食，这十分重要。 问：那么，你就说一下感受。比如，从那个“捞渣”——即鲍仁平——和鲍五爷说起。 答：这一老一小的特殊关系使我想了很久。可以有许多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不无道理。那些采访者根据流行的行为模型来套取材料，但实际真相似乎远为复杂，遗憾的是人们太健忘。里面有神秘的东西。我说的神秘不是农村中的迷信（如认为“捞渣”是鲍五爷孙子的“替身”），而是人与人的心灵感应。这种感应有时不一定出于有意识的高尚动机。当然，“捞渣”体现了人之初的善良本性。他不是教育的结果，相反，他是教育的根据。这个小孩似乎生来就是行善的。我这样说好象有点玄乎，但我的感受正是如此。 “捞渣”的父亲鲍彦山是一个被贫瘠的土地束缚住视野、被艰辛的耕作压弯了腰和被一大堆孩子吮吸得麻木的农民。这个只会重复“就那样”的人，在坚韧的后面是愚昧，在默默劳动的背后是无所欲、无所求。我觉得任何人都无权对这样的农民说东道西。此外，要么设法去改善他们的处境，要么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抛弃了愚昧，但是否还坚韧？我们有所欲、有所求，但是否还在默默劳动？ 问：对拾来这个人，你又怎样看？ 答：拾来和他大姑，以及和后来遇上的二婶成婚，都有一种隐秘的性心理在起作用。拾来对性的初识和大姑的防范都是表面的，骨子里是亲母亲子的性意识。拾来的亲母意向后来在比他大十多岁的二婶身上获得舒解，他无意识里正是以大姑为原型来选择自己配偶的。二婶既是拾来的妻子，又是拾来的母亲和姐姐的替代者。拾来的安定感正来自于二婶的一身而兼三任。很显然，这种性的选择也有自己的麻烦：拾来在二婶母亲式的爱和管束中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这使我十分感慨。 问：我也有这种感觉，《小鲍庄》里有几个章节不过一段话，就是大姑耳边老是有一个货郎鼓在响…… 答：的确是一种暗示，余音袅袅——当然这几段的重复呈现可能也出于结构匀称的考虑——我想说的是，《小鲍庄》有好几个地方自觉不自觉地触及了性意识，这实在是非常严肃的课题。比如那个鲍秉德和他的疯妻以及和续娶的麻脸媳妇，一前一后的对照，就会痛感农民的自我压抑有多深；而一旦解脱出来又怎样获得新生！鲍秉德在丧妻得妻之后偶尔也会念及那死了的疯女人，但一到天黑，他的沉睡多年的话匣又打开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我这么想，也许只是表明了一层涵义。我常常觉得，地域的狭仄、文化的封闭和经济的落后，以及人们心理上的自罪自责倾向，一同压制了正常的人性，并使人的性意识变得扭曲。鲍彦山带人用武力干涉二婶和拾来的私情，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扭曲。 问：你觉得小翠和文化子、建设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写得如何？ 答：这一组人物关系在我看来不是《小鲍庄》的出色之处，因为这种三角模式在不少小说里都能找到。此外，它仅仅是写出了一种“常态”，却没写出“异态”甚或“反态”。我觉得鲍秉德、疯妻和麻脸媳妇是异态关系，而拾来、大姑和二婶则是反态关系。对人性的深知而言，异态和反态能提供更多东西。当然，在这里常态是一个尺度，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恢复人性的常态，所以那些异态或反态的人性表现才格外撼动人心。 小说中还有一个叫鲍仁文的，这位想当作家的农村小伙子也许是唯一的渴望城市、名声和出人头地的人。遗憾的是那块洼地圈住了他，以致他的一些行动和心理就显得卑微和可笑。这块土地太不适合他生存了。 问：你能不能用几句概括的话来总结一下呢？ 答：这个要求非常让我为难。我感到《小鲍庄》装不进任何一个抽象的盒子。艺术的形态是个过程，同样，对艺术涵义的阐释也是个过程。我一直试图把艺术本体分析和个人感受融汇起来，我知道这样做有不少难点。 《小鲍庄》引起我绵绵无尽的思索，大概一些同行亦有相似的感受。我除了思索它在形式上给予我新的视读经验，以重涩、沉实的叙述把一种相隔遥远的生活整个儿放在我的视野内之外，还一同为那些艰难地生活在“洼地”中的小鲍庄的人们而动情、而感叹。 （原载《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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