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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世纪初


王安忆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1988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1482年正月6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人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他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高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捡那些最极端的作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作什么?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的。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乌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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