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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棉花垛》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浪潮的中国女性文学，其主流一直表现为女性对所处的非人地位的经济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反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这种抗争既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抗衡与批判，也体现出对内部世界的审视与反思。但是，由于人们以往思考的焦点过多地囿于政治、社会问题，而忽略了饮食男女自身这一基本原则，从而未能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做出具有本体意义的揭示。长期以来，女性文学被“寻找男子汉”和“女性雄化”这一相对矛盾的模式所左右。前者源于哀婉的“女人不幸证”这一传统心态，而后者则充满偏狭的“女人中心论”的女权主义色彩。纵观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从丁玲、张爱玲这些卓然大家，到当代新时期的文坛新秀们，大都未能幸免于此。《棉花垛》标志着这一局面的改观，铁凝屏弃了从认识论角度对女性世界所进行的政治、社会、道德的评判，而是直接进入在本体论的范畴，通过对几个女人的生命状态、生命体验及生命情调的客观描述，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女人生存的原初模样和不可逆转的命运悲剧。她以一种全新的观照方式，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 《棉花垛》是一部侧重表现性爱的作品。“食、色，性也”，性爱之于人生的特殊意义已无须赘语。以性爱生活为视角观顾体味人生，已被文学创作广泛接受。正如瓦西里耶夫所言：“人类性关系的描写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铁凝写性，既没有仅仅局限于人对性的依赖，更不是为了向市众邀宠，而是以其为支点，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生命世界最隐秘的角度，展开由性欲所酿制的女性的生命难局和永恒的困境，从而赋与了性爱对于女性人生的重要认识价值。 性爱的真正涵义应是在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交往，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都是有背人性的。在米子身上，性爱全然失去了生命本原冲动和爱情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工具，一种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手段。“米子不种花，不摘花，可家里有花”。“她有理由不摘花，因为她长得好看”。米子钻窝棚挣花实质上是变相的卖淫。米子与花坛主的棉花交易，实质上是米子的色相连同她的劣质棉花一同被出卖。女性美不仅未能成为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反而巩固了她们作为男性玩物的地位。“米子最终嫁了一个鳏夫，一心想跟丈夫生儿育女”，从一个男人泄欲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男人生育的工具，这似乎就是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地位和全部价值。 米子作为一种非积极意义的女性存在，铁凝并没有对她做出简单的道德嘲讽和批判，而是将注意力投入到对造就了这种现象的文化氛围的揭示。就社会因素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男性中心地位的确立，男性日益膨胀的生物侵犯性和多婚贪欲构成了性文化的核心内容。看花，不仅仅是百舍男性们的一种生产活动，还是他们占有挣花女人的方式。因此，“花主们早早地把窝棚搭起来，直到霜降以后满街喊拾花种，还拖着不拆。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夜是一夜。”这是全体男性的期待，这种期待决定了对挣花女人的纵容和认可：“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挣花，也不稀罕。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还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结群来到百舍，找好下处，昼伏夜出。”花主们“八月抱走被褥，十月才抱回家。那时媳妇看看手下这套让人揉搓了两个月的被褥，想着发生在褥子下面的事，不嫌寒碜，便埋头拆洗，拆洗干净再等明年”。女人为她们的男人的淫乱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男人以其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而占有女人，女人以其从属地位而对男人占有的默认，构成中国性文化环境的全貌。女性生命被严重扭曲的残酷事实，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平静而自然地发生着。 米子的生存环境缺乏一种特定的时空特征，这是作家有意淡化的结果，是对中国几千年变化极为缓慢的文化环境的一种暗示。而铁凝却将乔与小臭子置身于一个确定的时空范畴——抗日战争时期之内，这同样是作家有意而为，如果说米子的刻画意在表现传统文化环境下的女性生存，那么，乔与小臭子的塑造则意在表现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生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抗战在这里并不具备历史意义或民族意义上的重要性，它仅为作家全方位展示女性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契机。铁凝好像是在写抗战，而实质上仍然是在写人的一种永恒关系——男人和女人。 战争的主体是男性（包括敌我双方，女人与战争的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与男性的关系。读者很容易将乔与小臭子作为对立的形象加以评判，一个是被敌人杀害的女英雄，一个是被人民处决的女汉奸。但是，这种反差强烈的对立，并不能遮掩她们内心底蕴的惊人相同。性心理不仅作为她们行动和情绪的内驱力，而且还作为她们命运和生命悲剧的最终原因。 少年的乔与小臭子性欲朦胧觉醒，对“淫乱”的渴望与恐惧，使得她们在游戏中初尝人间禁果。民族战争似乎在凝滞闭塞的环境中为她们的生命提供了新的活化因素，“小臭子跟秋贵要毛布，也受着抗日的吸引，当抗日干部开始活动时，小臭子也尽量效法干部那样打扮自己”。妇联主任乔，在对国做了明显的爱情暗示后，向国索要了具有抗日干部色彩的皮带，并要求国看一看她“系上皮带什么样”，并终于给予了国“好看”的印象。乔和小臭子的抗日装束与米子以紧臀的“窄袄肥裤”的打扮，实质是源于同样的女性心理——使男人心动。特殊的社会环境改变了女性装束，但并未改变女人对男人依附关系的实质。 乔与小臭子对于民族战争的投入，更多地源于感性的认同，而缺乏理性的自觉。小臭子由于情人秋贵经常进城不回来，没有抓挠才找乔报告上了夜校。当秋贵反感她的抗日装束时她马上意识到“装着有误”。她为了保全秋贵的性命而出卖了乔，在秋贵与乔之间的选择，就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选择，她选择了作为衣食父母的秋贵。乔在送别国的路上讲：“你一走反正是心里没有了主心骨。”当国明确地表示乔是自己的战友后，乔得到了期待的认可：“我听的就是这句话。”从性心理学角度看，乔与国，小臭子与秋贵的关系是一种性别上的依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女人通过与某一男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来取得以男性为代表的某种社会势力的承认和保护。这种女性的自身依附心理构成了乔与小臭子行动的潜在动因。 乔与小臭子被毁灭的方式令人沉思，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日本鬼子轮奸后杀害，而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的性占有后枪毙。这绝不仅仅是方式偶然相同，在这种先好后杀的方式背后，体现了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态度。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下，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男性集团采用相同的方式毁灭女性，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被毁灭，这使人不能不感受到中国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悲剧充满着宿命意味。 对女性世界生存状态及整体命运的勘深，使铁凝的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当一名三代以上都未沾过农村的知识妇女同我闲聊时，为什么我会觉得她像哪位我熟悉的乡下女人？为什么我甚至能从那些面容粗糙，哭天抢地地吵闹着的农妇身上看见我？哪怕从一个正跳霹雳舞的时髦女孩儿身上，我也看得见那些山野小妞的影子在游荡。”作家这种对女性带有哲学意味的思索灌注在她的创作之中。《棉花垛》虽然只写了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却写出了作为人类的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在男性世界中，一方面她们受虐于政治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受虐于自身依附心理的局限，这就注定了女性生存永远摆脱不了某种悲剧的命运。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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