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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牢骚好：谁敢发牢骚谁是民主斗士；哪有牢骚哪里的自由程度越高。 有人说牢骚：糟祸从口出，得罪领导，说不定还会戴上一顶扯不破扔不掉的紧箍帽。 有人说牢骚不好也不糟：头发多了难数，虱子多了不咬，说了五八，不说四十，何必空唠叨？ 于是，汤吉夫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本系无牢骚》。 说是“本系无牢骚”，其实本系尽牢骚。连这句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牢骚，是发尽牢骚之后的牢骚；是明知发也无用因而不想再发的牢骚；这种无言的牢骚，当属牢骚中之上乘，我也是常发几句牢骚的人，很想就此与作者进行一番探讨。 我觉得，总的来说，不能把牢骚看成坏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谓牢骚，多属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不乏真知灼见，由此可以观民风，知得失也。然而，既是牢骚，必多愤激之词，矫枉过正之意，以偏概全之语亦时或有之，不见得句句都是真理。因此，对于牢骚话，既不能不认真，又不可太认真。不认真，就是对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管不问，充耳不闻；太认真，就是视一切牢骚话如科学论文，稍有夸张或失真，就斥其为“别有用心”。对待牢骚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热情欢迎，又冷静分析。热情不是“忘情”，不是一股脑儿地把真假虚实的东西都大包大揽进来；冷静不是“冷眼”，不能对群众的呼声和情绪麻木不仁。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冷”“热”结合，才能既满腔热情地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又不失时机地纠正其可能存在的偏激倾向，把群众的热情和注意力引导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古人云：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于牢骚也是一样，用“堵”的办法制止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危险的。对于这“川”，既不能去“堵”，也不能“泄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只能疏导，只有把这些“水”疏入江河，流进渠道，才能浇田，才能发电，才能变成利国利民的光和热。 依我看来，在当前，除了极个别的只是为了发泄私愤而发的牢骚之外，凡“牢骚”大都有这样三个特点，也可叫“三有”：有因由、有呼应、有偏颇。所谓“有因由”，这是不少牢骚都是出于对社会弊端的不满，诸如分配不公，官倒腐败，物价飞涨，教育滑坡等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引起的牢骚，自然就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也就是“有呼应”。但是，尽管某些牢骚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即使是合理性牢骚也不会完全合乎科学的真理，犹如愤激之词无不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掺有自己的感情因素。因此，有些牢骚虽然“师出有名”，是从“实事”出发，但却难以做到“求是”。越是产生“共鸣”乃至轰动效应的牢骚，掺进感情的因素就越多，偏离“求是”的轨迹也就可能越远。 以《本系无牢骚》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为例。57岁的女讲师吕颖，申请入党35年而未能如愿，把她拒之门外的原因是意识不纯，而“意识不纯”的唯一根据竟然是穿过一条白地蓝格布裙。不用说，如此苛求自然是“左”的表现，这在她生命垂危再次要求入党而提交支部大会讨论时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公愤。这种对关门主义的批评本来不无道理，可是，当这些牢骚像“一阵排炮般”产生轰动效应之后却越说越有点儿离谱。有人说，“我们培养党员怎么跟削萝卜一样了呢？凡是棱啊角啊，根啊，叶啊，只要不合意的，全都削了去；然后光溜溜，顺当当，合了意了，就算成熟了。”有的说，“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三十五年？年轻时不要人家，中年时不要人家，现在人家老了，退休了，快死了，我们忽想到要发展人家了。是出于人道呢，还是想以此来完善我们自己？我觉得这太残酷了。”……尽管总支书记苦笑着表示“你批评得好，我接受”，但我仍然觉得这样的牢骚不大实事求是。笔者也是一个饱受关门主义之苦的知识分子，从申请到入党整整拖了二十多年，二十年中，我一直被称为“党外积极分子”，虽然身在“党外”，但长期“积极”不改。不仅是我，在我所在的单位像我这样的“党外积极分子”有一大批，大家似乎都没有感到自己是被“削”的萝卜，而是一直在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组织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没有放松，我们也从党的关怀中得到温暖，得到前进的动力。那时候，党内虽然存在着对知识分子入党要求过严的情况，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党对知识分子的热情教育和精心培养。为什么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党多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对工作有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这一切都无不与党的传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我们不能孵定我们的一切，只能否定我们错误的东西：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的一切，只能肯定我们正确的东西。历史证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上虽然橱现过“左”的倾向，但其主流还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不看到这一点，把我们培养党员一律说成是“削萝卜”，把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律目之为“左”，这样的牢骚，本身就已经陷于偏颇，犯了否定一切的错误。 如同纠正历史上其他错误一样，对于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是我们党自己提出并积极加以纠正的，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怎么能说是“太残酷”呢？难道继续把吕颖这样的好同志关在党的大门之外才合乎情理，才是善良的吗？ 由于长期以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牢骚怪话时有所见，这本来也是符合规律的。有些牢骚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能促进和加速我们的廉政建设。但是，反“官倒”不能发展成搞“倒官”——不能因为极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存在腐败现象就把共产党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统统打倒。小说中对“小首长”的嘲讽、挖苦都令人十分解气，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株连和所发的一种牢骚却令人难以苟同。小说中写道：“‘小首长’光溜溜的娃娃脸，尖尖的小鼻子，宽脑门上搭一缕弯弯曲曲的发卷，丰采酷似他当年在这里任市委书记的父亲。而他的讲话却较语无伦次的‘老首长’高明得多。”统观全篇，似乎并未见“老首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劣迹，也未写他是否与儿子一起“插手本省的几家公司”，何以如此反感，也要一笔扫倒呢？不称职的“小首长”被免去副市长职务，却改任了省文化厅的常务副厅长，这种政治上的弊端，自然会激起人们的不满，作品也没有写这件事与“老首长”有什么牵连，而出语惊人的“蒋委员长”却由此说了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怪语：“世界上的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并断言“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从一个芥豆之微的“小首长”的非正常变迁就全面否定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保险期在“一万年以后”，这岂不太“彻底”，也太武断了吗？依我观之，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是哀其不清，怒其不醒，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给予惩处，达到为政清廉，决不是以此为借口全面否定党的领导，这恐怕与“蒋委员长”的见解迥异。 更令人吃惊的是小说中关于怠工的一段描写，这是对当前社会全方位的否定。小说写道：“他们从不罢工，只怠工。不像法国，意大利，也不像南斯拉夫和波兰，动不动就闹点儿嘛，怠工不显眼，也不刺激，软磨硬泡，让你半死不活。真正的‘一不做，二不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现象，不仅是说公共汽车，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幼儿园故意索贿的阿姨，教育局忙着打扑克满脸贴满墩布条的丁科长，煤站刁难顾客的女售货员，他们不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典型吗？学校里，堂堂副教授早已失去往日的自豪与振奋，终日消触在对柴米油盐的忧愁之中，“仿佛有把无形的刀，在一片片地从我身上往下剔肉”，学生们更是视听课为倒霉，甚至用抓阄的办法把上课当儿戏。什么理想、抱负在这里似乎早就丢得一干二净、难怪系主任乔臻哀叹无力“挽大厦于将倾”！也许作品中写的这些全部是事实，但它决不是事实的全部！果真如此，十年改革还有什么成绩可言，振兴中华还有什么希望可讲？既然剪接起来的画面一片灰暗接着一片灰暗，几块碎砖也会看成大厦将倾的局面。 然而，我们的生活毕竟是充满阳光！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发过牢骚，而且是最有名的牢骚，但他的牢骚不是冷嘲，也不是热讽，而是苦谏，是要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寻找一条富国强兵之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牢骚也好，无牢骚也罢，还是振奋精神，勇往直前，才是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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