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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 “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的强，”花生说，“我的婚姻最糟糕！” “你不知道，”我说，“你无法想象那么可恶、那么自私、那么凶恶的一个丈夫……” 花生打断了我，“我丈夫是个雌婆雄。” 花生说到这儿，我还不相信她。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怎么说的，但在上海话里，雌婆雄的意思就是那种“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的一种鸡”，所有公的和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生的蛋变成一只小鸡。老阿婶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生下一个雌婆雄，有两个器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阿婶说那孩子的母亲不知把他当儿子养，还是当女儿养好。后来她不用费心思了，因为孩子死了。老阿婶认为是当母亲的杀死的，因为她要是把雌婆雄当儿子养大的话，他是决不可能生孩子的。 “你丈夫怎么会是雌婆雄呢？”我问花生，“我记得你信里说，他和死去的前妻生了五个儿子。” “每年他家里人到一个小村子去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你要是看见就好了——没一个孩子像的。一个皮肤很黑，一个很白，一个长得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另一个又瘦又安分。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来的。” “但喵喵怎么能把你许配给这么一个人呢？” “她也不知道。做母亲的一直把这孩子当儿子养。结婚好几个月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碰我，我还以为他对我不满意呢。” “那你后来看到了两个器官？” “我看到他和另一个男的躺在我们床上！他身上雌的方面勾引了一个雄的。我跑到他母亲那儿，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着？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不要再提起有关她儿子的这种谎 “要是你没看到两个器官，”我说，“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一个雌婆雄呢？” 花生叹了口气。“就是因为我告诉他母亲她儿子是个雌婆雄，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好像不让我相信就能改变这个事实似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按照花生跟我说的那样原原本本告诉你的。所以我不能说，她丈夫是否真像她说的那样。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要是一个男人一直不结婚，人家就会在背后说，“说不准他是个雌婆雄。”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来说一个独身女人的。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说，花生说她成了守活寡的。“一年后，他母亲硬要我出去躲了五个月，”她说，“一个人也不能见。最后，他母亲就把一个新生下来的儿子抱出来给人看。我不得不假装这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跟你说，我对这孩子一点也没有兴趣。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所有的漂亮衣服也没了兴趣。一切全是空的。我这辈子就像有一天我从书里读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虚假的世界中，社会就像在烂木头上刷了一层油漆。” 哎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活脱脱像个革命党。可她还是我所认识的我们一起长大的花生：骄傲自大，我行我素，喜欢借用别人发明出来的时髦话。 “那你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那个叫小俞的姑娘吗？”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不就是那个捣蛋鬼吗，老是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大家的鞋调个包的。第二天早上全乱套了！每个姑娘的鞋不是左脚大右脚小，就是两只全是左的，或两只全是右的。弄得我们为了换过来，上课老是迟到。真是个坏姑娘。” “是她帮我离的婚。”花生说。 “小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花生说，“那是在我和那只阉鸡生活了四年后，他母亲老是找我的茬。我那时想，要毁了你的生活多容易呀，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 “我也有同感，”我说，“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花生接着说：“我想起了年轻时候，我梦想过的那些东西。” “你所有的希望，你的天真。”我加了一句。 “让我说完，”花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了这想法，我就决定到学校走一趟，看看我们以前的老师。我就去了，你还记得嬷嬷吗，就是鼻孔一只大，一只小的？” 我点点头，“她总是很严厉的。” “那时嬷嬷已升为督导了。她想领我看学校收到了多少捐款。她领我去看了新建的图书馆，有新的圣婴耶稣窗的小教堂。 “然后她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墓。还记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嬷嬷就把我们送到这墓地吗？她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们，让我们规矩些。这墓地新开了一条渠道，水从一个婴儿口中流出来。我对这个很欣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墓碑上有小俞的名字。我很震惊，就好像看到小俞已经变成了石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连声问嬷嬷。她说，‘哦，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她刚刚结婚一年，就突然死了，是一次车祸。’ “嬷嬷没说是什么样的车祸。可我马上就有点怀疑。她干吗要葬在学校的公墓里？她的夫家应该把她葬在自己家坟地里才是。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嬷嬷说了。她说，‘她在这儿那么多年都很开心，所以她母亲就觉得她应该和其他开心的姐妹在一起。’ “于是我心想，这是一个愿望，不是理由。我正为此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去弄清楚。’我马上向嬷嬷要小俞家的地址，以便到她们家去问候。我不知道干吗要这么做，我身不由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我离开学校马上往小俞家走去。这时我又大吃一惊，小俞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姑娘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她家原来在一幢老屋子的二层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比穷人好不了多少。所谓的家里人只有一个守寡的母亲。这可怜的母亲从她舅舅那儿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积攒起来给小俞交学费，留下一点给她作嫁妆用。所以你瞧，她一辈子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了，谁料想女儿结婚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我喊出来了，“真是大惨了。”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花生说，“她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人再提起她的女儿的名字。因为她女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自杀的！” “自杀！” “她说是被她夫家逼得走投无路她才自杀的。我一听这话，全身都发抖了。就在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不能马上找到一条离开夫家的路，我也可以自杀嘛。” “我也这样想过好多次了。”我轻轻对花生说。 “那做母亲的也责备自己，”花生说，“因为这场婚事是她给安排的——嫁的是她堂兄弟的朋友的一个外甥，家住苏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家告诉她，这未来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做面条生意，可红火着哩。 “小俞的母亲从没见过这位外甥。举行婚礼的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她说，他好像很紧张，人们不得不提醒他从哪儿进去，说什么话。他不合时宜地咧嘴哈哈大笑，弄得小俞的母亲还以为他喝醉了。他没醉。他是个痴呆，还要尿床。天上刮大风的时候，他还要哭。他还以为小俞是他的大姐姐呢。 “小俞回家告诉母亲，想请她帮忙了结这门亲事。她母亲说那样她的生活只会更糟。眼下至少婆家对她还不错，给她许多吃的东西。尽管丈夫是痴呆，但她已经听说他还是会生孩子的，他在村里跟一位姑娘有过那事。所以母亲就告诉小俞，‘好好待着吧，忍一忍。’小俞就回夫家去了。她爬上院子的大树，在枝头打了个结，另一个套在自己脖子上，就上吊了。 “‘整整一年，’那做母亲的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也想干同样的事。’小俞的母亲说到这儿就哭了，我也哭了。当她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脖子也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好像在说梦话似的：‘那么一个姑娘要结束婚姻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小俞的母亲哭着说，‘不，不对。她是因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才走上这条绝路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我的种种烦恼。我现在想起来，是小俞在我耳边说话，要我去找她母亲的。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小俞的母亲帮我逃脱了我的婚姻。” “她怎么做得到呢？”我说。我以为我能从这个答案中听到几个字，对付我自己不幸的婚姻。 花生站起来说，“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什么？” “问她，”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喜欢与它有关的话题。“噢，你还没吃过苦呢，”有个女人说，“冬天只靠一块煤砖取暖做饭，那才叫苦呢。”另一个就说了：“这苦瓜比我从前给大户人家当奴隶的滋味可要甜得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苦瓜，不光以前，后来，还是现在。我不想当一个革命家。但如果她们要我当，我也会当的。要是吃苦瓜就能离婚，我宁可天天吃苦瓜，顿顿吃苦瓜。要是改变整个世界就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会干的。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女人对生活的看法也和我差不多。 吃完简单的中饭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尽管她们是陌生人，我却把一切全讲给她们听了，我讲到了文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也讲到现在文福把一切捏在自己手中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么，他是不会轻易同意离婚的。”坐在桌边的一个妇女说，“我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我丈夫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因为放我走就等于放弃我家的财产。” “你儿子怎么样？你想让他和你在一起吗？”小俞的母亲说。 “当然想。我丈夫对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把他作为阻挠我离婚的工具。” “钱呢？”另一位说，“你有自己的私房钱吗？” “还有一点点陪嫁钱，只够供日常开支。” “别忘了你的首饰，”花生说，“你结婚时不是有两只金手镯吗——还在手头吗？” 我点点头，“还有两条项链，两对耳环，一只戒指。” “你丈夫在外面有相好的女人吗？”小俞的母亲问。 “多着哩！”我说，“他就像一条狗，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个接一个。” “可有没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经常和他来往的？”坐在桌边的那个妇女问，“有时姘头会强迫男人离开原先的太太的，要是他对那个女人的欲望特别强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他对谁都不会特别感兴趣。”我说，“以前，他的习惯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了。现在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屋子里，他自己的父母亲也在。那么多眼睛盯着他，所以他不再把脏女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不知道他去找谁了。” “那么你呢？你有相好吗？”一个前排牙齿都掉了的女人问。 “当然没有！”我生气地说，“是我丈夫道德败坏，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想……”说着我慌张起来了，然后又为我的慌张而感到难为情。当然，因为想到了吉米·路易。我们不是情人，但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肯定是情人才会有的秘密的感情，害羞和保护这种害羞的需要。 小俞的母亲拍拍我的手，安慰我说，“这不是有意要和你为难，”她解释道，“有时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假装有个相好也是有用的。” “尤其是当这个丈夫不想大丢面子的时候。”花生说。 “当初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帮你堂妹的。”小俞的母亲说，“捏造一个情夫出来。打那以后，她很快就离了婚。” “可干吗要弄成是我的过错？”我说。 “那好，”那个缺牙的女人说，“挽回你自己的面子，保持你那痛苦的婚姻吧！那么漂亮那么骄傲——正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抛弃不了老传统。只能怪你自己了。” “别吵了，别吵了，”小俞的母亲说，“我们还是尽量想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转向我，“同时，你得把你所有的首饰全凑在一块，钱能找到多少就算多少。等你准备好了，就带你儿子跑出来，不要让别人盯上了。你到后，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自己能做到这一步，要不要人帮忙？” “我能对付。”我马上回答。说这话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实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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