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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着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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