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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着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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