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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着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嘭！”他喊道，“嘭！嘭！”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 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流的旅馆，我们满心指望能住上宫殿了！ 让我告诉你吧，太可怕了，那旅馆又简陋，又肮脏。我问浴室在哪儿，他们回答，“外面。”我出去一看，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一道帘子也没有。原来他们说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鼻子底下方便。我现在可以笑这个，但那时，我对自己说，我宁可不上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待在那儿，直到实在憋不住了，脸上眼泪和汗水都流下来了。真是，我等了好久才硬着头皮再走出去。 旅馆内部也一样糟。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垫子——沾着泥巴石子的脏稻草、旧鸡毛以及一些你连想都不愿想的东西。罩在上面的布又很薄，从来没泡过热水，针脚也没收紧，所以臭虫很容易钻进里面的稻草，就像打开的大门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晚上，它们趁我们睡着就爬出来吸我们的血。这是真的，我发现文福的背上就有好几只。 我说，“嗨。这是什么？这儿，那儿，就像一个个小红点。” 他伸手去抓挠，然后喊道，“唉，唉！”然后跳上跳下的，拍他的背，想把奥虫抖下来。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当他终于平静下来时，我帮他把臭虫捉掉了，凡是奥虫咬过的地方，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红点。这时文福喊道，我身上也有一个，就在我后脖子上！我跳起来，叫起来了。他笑着给我看他捉下来的臭虫，然后用指甲把它掐成两半。臭虫真的好臭呀！ 第二天我听说大家都碰到了臭虫问题。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地抱怨老马找了这么个鬼地方。这时家国进了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军队侵入了首都，南京完全沦陷了。他没跟我们说人民是否抵抗，是否得到传单上承诺的好待遇。当时还没人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我想到了王贝蒂，她那勇敢的话。她向日本人下跪了吗？我肯定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们没有互相交流过思想感情。大家都一声不吭。对贵阳的生活条件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连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了。 离开贵阳后，坡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崇山峻岭。我和胡兰盯着车边，非常安静。一看到那些陡峭的岩石，我们就感到好像要倒下去了。路变得越来越差，每次一碰到路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会喊出来——“哇！”然后又笑一下，赶紧掩住嘴巴。我们一直坐在后面的箱子上，随着箱子而上下颠簸，我们总想抓住什么，免得滑得太远，擦坏了屁股。 有时，老马让我到前面去和他坐一起，因为我是个孕妇。但他没说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事从不对别人说理由。每天早上开车前，他把大家都看一下，然后朝某个人点点头，这就是说那个人可以坐到前面去了。 一路上，老马成了我们这帮人中权力最大的人，简直像皇帝似的。我们的身家性命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全都知道，前面的座位就是皇帝的宝座。这个位子有靠垫，累了时，还可以朝前伸伸腿，把头搁在后面，打个盹。不像在后面，每个人都得挣扎在两英寸方圆内，膝盖碰膝盖的。走在这条山路上，我们没别的念头，只求能保住性命，有机会到前面去坐一会，另外的一切，连我们箱子里的东西也无足轻重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坐到前面去的理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这些理由，我们知道老马就在一边听着哩。一个人说他老了，又有关节炎。另一个在贵阳得了病，虽然不是传染病，但人还很虚弱。还有一个多次提到他在部队中担任要职。家国承认他是一个高级飞行员，刚提拔为机长。胡兰老是赞扬老马，说他开车反应快。文福给他几包烟，在跟他打牌时又故意让他赢。 白天，山路上非常忙碌，但不是因为汽车。那儿没小车开出来，只看到一些孩子背着沉重的米袋，或一个男人跟在他的牛车后面，或是有人在路上摆摊做生意。他们一看到我们过来，就赶紧让到山边去，让车通过，死死地盯着我们，然后望望我们的来路。 “日本鬼子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文福朝他们开玩笑，把这些可怜的村民吓得要死。 “还有多远哪？”有个老头问。 “别担心！”家国喊道，“他只不过开开玩笑的，没人过来。”但那些村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还是望着下面的路。 一天晚上，老马把车停在路边，跳出来，告诉我们，一路上好几个钟头也不会有村子了。“我们就睡这儿吧。”他说完，就在座位上躺下了，一点没商量的余地。 夜是那么黑，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山，哪是天，没人敢离开车子走远。过了一会男人们就用箱子堆成一张桌子，借着蜡烛光打起牌来了。 我肚子里的娃娃越来越重了，我经常痛得想撒尿，于是就跟胡兰说，“我得去方便一下，你去吗？”她点点头。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我拉住胡兰的手，让她跟在我后面。我伸出另一只手扶住山脚边，摸着石头一步步地挪。我们从男人旁边经过，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是个转弯口，我俩就在那儿方便了。从我和胡兰相识后，我已经变了不少——对这种事，我不再像在杭州的那个浴室里那样觉得难为情了。 过后，我感到真是很累很累了。我不准备马上就摸回去，于是我们俩就靠在山脚边，抬头看天。我们有几分钟都没说话，就像满天的星斗那样，没说话的必要。 过了一会，胡兰说了，“我妈给我讲过天上的神仙的样子，有男神仙女神仙。她说这些神仙都是不一样的，就看星斗转的方向。有时你能看到神仙的脸，有时只能看到它的后脖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但我不能肯定她家乡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于是就问了句，“什么样的？” “呵，我已经忘了。”她伤心地说，然后又不说话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了，“我想起好像有一个叫蛇姑娘。瞧那儿，不是很像一条蛇吗？头上还有两只漂亮的眼睛呢。那个有一大团乌云遮住的地方，我想就是天上的牧牛女吧。” 呵，我想起以前听过这个古老的故事。“男的叫牛郎，女的叫织女，”我纠正她，“她是灶王爷七个女儿中的一个。” “说不定，说不定哪，我想到的是牛郎的妹妹。”她说。我没和她争。不管是胡兰想到的，忘记的，还是她自己编的，都无所谓，我太累了，只想让脑袋轻松一下。我也找着她硬要我相信的神仙的样子，我找到了一个星座，管它叫一对被拆散的恋爱中的鹅，接着又找到了一个，管她叫淹死的女人，因为她的头发都散开来了。然后我们俩就给它们编故事，开头总是这样的，“从前，”接着就从我们小时候挑个地点，“在一个马头女神的王国中”，或是“在天仙的眼睛中”。 我记不清当时讲的故事了，反正很傻。胡兰讲的比我讲的还傻，她的故事结局总是出人意料，一个英雄和一个丑八怪结婚，结果这个丑八怪原来是个漂亮的公主。我觉得我讲的故事总含有教训——不要吃得太多呀，不要说得太多呀，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呀——总之，都是讲人们由于太任性而掉出地球，进入天空。尽管我现在看不到那些明亮的星斗的样子，我还是记得当时那种友好的情谊。 我们对这些小事都纠缠不休——一个硬要人相信的故事啦，一颗遥远的星星啦，后来都变成贴近我们心灵的东西。一路上，我们一直在寻找好的星象，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和平，对别的东西都不加注意。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鸟落在牛背上，就想象它们永远成为一大一小的朋友。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男孩用真诚的微笑向我们打招呼，不像我们离开南京时见到的那个男孩，我们就整天谈论这个男孩，他多漂亮呀，多聪明呀，他多使人想起小时候的堂兄弟呀，这个男孩的行为举止，在我们的记忆中，简直是无可挑剔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心头涌上了一种感情，它使我们在剩下的旅途中，忘了一路上经历的所有苦难，以及以后将要遇到的所有未知的麻烦。 我们在一个名叫“二十四弯”的村子里过了一夜。这是转入山区的转弯口，村里人告诉我们最好当天就通过这个关口，因为第二天有一辆军车要从另一条路上，从弯道顶上的一个名叫“天息”的村子里冲下来。麻烦来了！这么狭的路，两辆军车怎么过得去？我们的军车处在下面，只能倒退很长一段路，到一个比较宽的地方去才能和它交会。多危险啊！万一司机失去控制，只要出一点点差错，就会从山上翻下去，那就完了。 “我们得走多少里路才能走完这二十四弯呢？”我问一个当地人。 那人笑了。“不是加起来二十四道弯，小姐，”他说，“兴许每里路就有二十四道弯哩。呵！一个人必须先走四十八里，他的脑袋和肚皮才不会晕头转向。可要当心白发魔女哟。她喜欢把人拉到路边，让他们待很久，和她一起喝上一万杯茶。那茶，我们管它叫长寿茶，你只要喝上一口，就再也不想离开她的云雾中的屋子了，兴许你就忘了回家了！” 这人的幽默多可怕呀！玩笑会招来灾难！我不知道大家干吗都笑起来了，胡兰也笑了。 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看到云在头顶飘浮，风尖叫着，发出“呼！呼！”声，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我们用毯子把身子里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车子就开始爬山了。过了第一个二十四道弯后，我们进入了稀薄的云层底下。风越刮越猛，过了第二个二十四道弯，我们就被云雾裹起来了。云层越来越厚，突然之间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白，司机喊道他望不远了，车子只好停了下来。除了我，人人都跳了下去，口中喃喃说着：“真怪呀，真怪呀！” 我听见文福在喊，“我们干吗停下来？没听见那人说了吗，我们一定得一直走！” 我望望文福，只见他的嘴就像一个黑洞，冲着风吼着。我再看看其他人，他们的脸上全都蒙了一层雾纱，像鬼一样，漂亮得令人毛骨悚然。哎！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一点。我低头望望，脚下没有路。 “我们到底会变成什么？”我喊起来了。但我的话一出口，好像声音就消失了。我又一次感到大家都已经死了。我想象我的声音被一朵满载魔鬼咒语的云吸走了，那云越来越重，变成眼泪，化为雨水落了下来。 但这时胡兰从后面爬上车来了，在箱子上绊了一跤，于是我就认定我们不可能死，因为真正的鬼是决不会这样笨手笨脚的。 “这就像我给你讲的故事。”她说，“天上的牧牛女。这就是天上泼出来的牛奶。”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真的鬼是不会说这种傻话的。 她打开箱子，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拉出一条结婚时穿过的红裙子。她想干什么呢？她把红裙扔给家国。他很镇静，命令大家赶快回到车上去。 现在我明白了，胡兰采用了我前几天晚上用过的办法。家国一只手摸着山脚边，粗糙的石头使他知道自己还在山上，另一只手举起红裙子，让它在风中抖动，司机就凭这标志随着家国的脚步徐徐向前。车开动了，虽然很慢，但至少我们又动起来了。过了半个钟头，家国爬回车里，筋疲力尽，全身都湿透了。文福接替了他，过后，另一位飞行员接替文福下车开道，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往前爬，我们头顶的天空渐渐亮起来了，云层越来越薄，露出了淡蓝色，不再需要用那条喜庆的红裙子来标明路上的险情了。 我们继续又转弯又爬山，又爬山又转弯，也不知道已经转过多少弯，前面还有多少弯。最后我们终于完全从风云中钻出头来了。大家全都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又惊叹不已。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的地方——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白云，尘世的烦恼全忘记了。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白云缭绕的山顶上行进。大家好高兴啊，就像那些真的死去又复活成仙的人那样：快乐、健康、聪明、仁慈。 那个在贵阳生病的人说，现在他觉得病完全好了。那个有关节炎的老头举起拳头说，他也感到好多了。 “这地方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魔泉一样，”胡兰说，“能治百病。它能把你体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都放出来。”这傻故事她在杭州就跟我讲过，可现在大家都赞成她的说法，包括我在内。 胡兰刚说完这话，文福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这就像开飞机一样，”他告诉我，“也有这么开心。你朝下望，云就在你脚下，真是太棒了。有时候我就这样一头扎下去，忽上忽下，钻入云层，然后又来到阳光下，就像在水里游泳一样。” “真的吗？常常这样吗？”我兴奋地问。 “真的，常常这样的。”他说，“有时我会高兴得大声唱出来。” 我大笑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唱了。这是一段很滑稽的京剧唱腔，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在村子里看戏碰到他的时候，他曾唱过。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嗓子那么动听。此刻，整个世界都在倾听他的歌声，可他是唱给我听的。 我想你已体会到我那天在山上的感情了，我觉得到那儿真幸运呀，有这些朋友真幸运呀，有丈夫在身边真幸运呀。我心中充满了幸福，简直有点承受不起。我忘了我以后还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到了山顶上那个叫天息的村子。我们全都赞成早早停下来，在那儿过一夜。干吗不让这美景持续得更久一些呢？ 这时我们看到了从另一个方向开上来的那辆军车，它还在那儿，准备从我们上来的同一条路下山。干吗不向他们吹吹我们刚刚见过的奇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盼头嘛！ 我们赶紧爬出卡车。文福把我抱出来，开玩笑说我有两个太太那么大，可我不在乎。 我们发现士兵们全坐在地上，表情安详严肃。从他们的脸上我们马上看出，他们没心思听我们的笑谈。他们告诉我们要到重庆去，帮助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因为老的首都已经发生了那种事情。然后我们才知道在贵阳时还不知道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谁知道日本人改变了主意，没有兑现他们传单上的承诺？也许有人扔了石块，也许有人不肯下跪，也许一个老太婆想阻止她的邻居，骂他，“规矩点，你要我们跟着一起遭殃吗？” “他们骗人，”一个坐在地上的士兵说，“他们强奸妇女，连老太婆、小姑娘也不放过，一个又一个地轮过来，玩够了，就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皮。他们为了抢戒指把她们的手指头也割下来。他们开枪扫射小孩，让中国人断子绝孙。他们强奸了一万人，砍掉了两三万人的脑袋，数字不再是数字，人不再是人。” 我心里想象着这一切，那个给我们做饭的厨师，王贝蒂，那个向湖中扔石头的小孩。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经历着欢乐和烦恼的时候发生的，可我还抱怨从那儿迁到这儿。我听这些消息时自己没有危险，可我心里还是觉得非常恐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那个士兵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只是谣传吧？” “信不信由你。”那士兵说着，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后来才发现我是对的，那士兵说的——仅仅是谣传，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大得多。后来一个军官告诉我，也许有十几万，但他又怎么知道？谁一下子数得清那么多人？那些被活埋的，被烧死的，被抛在江里淹死的人，难道他们数过吗？那些活着的时候就没被人放在眼里的穷人又怎么算？ 我尽量想象着这一切，然后又拼命想把它从脑袋里弄出去。南京发生的悲剧我不能说是我的悲剧，我没有受影响，我没被杀死。 但此后好几个月我都在做噩梦，非常噩的恶梦。我梦见我们又回到了南京，跟厨师和王贝蒂讲我们在天息村看到的美景，吹我们在贵阳吃的美味佳肴。然后厨师对我说，“你不必离开南京看那些东西，尝那些美味，我们也有，就在这儿。” 她给我端来一盘堆得高高的鳗鱼，都有手指头般粗，它们还没死，挣扎着要游出我的盘子。 海伦告诉我有一家刚开张的饭店，他们也有这种鳗鱼，是用滚烫的油加葱炒的。她想让大家一起去尝尝，这饭店到底怎么样。可我说不，我再也不想吃那种鳗鱼了。 我的舌头再也辨不出味道了。比方像芹菜，我再也不吃了。我这辈子最喜欢吃芹菜，可现在，我一闻到芹菜味，就对自己说不。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使我再也不喜欢吃芹菜了，可为什么不喜欢吃鳗鱼，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有些记忆只会留在你的舌头上，或你的鼻子上？为什么另外有些东西总会留在你的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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