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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记得？很多次对你说做人最不堪忍受的便是人格的侮辱。每次都以“文革”举例，每次都对着你感叹凡人的脆弱和无奈。而你总是说“其实未必”。 当时的确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些什么。直到近来读杨绛女士的《将饮茶·丙午丁未年纪事》（三联版）后，才有一种如梦初醒的震撼。 “文革纪事”最让我心动的是杨绎彼剃了阴阳头的那一段。被剃了阴阳头的杨绛，居然回到家里，利用女儿剪下来的头发自制了一顶假发套，每天戴着它平平静静地上班下班，读到这星，突然就想到你的话：人未必脆弱。 人格其实是对自己的评价与塑造，并不是别人想侮辱就可以侮辱得了的。恶运临头的时候，别人也许可以践踏你的尊严，剥夺你的权利，甚至逼取你的生命，但却无法夺取你心里对自己的尊重。只要对自己仍然充满理解和尊重。就不会有卑微感，就会有勇气去藐视恶运，也就有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 由此，我又想到，人其实无分贵贱愚慧，唯一的不同便是精神境界的高与低。而生为凡人，也许无奈于周围的世界，无奈于命运的变幻莫测，但却肯定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精神境界。 ■的确，在“文革”那种实行戮心的年代，维持人的自尊和理智，是最有力的反抗行为。我想到了孔子说的“仁者必有勇”，杨绎先生不是这样的“仁者”吗？ 昨夜灯下正好又在看杨先生的文章，那是在《读书》上写的《记杨必》。文章写得极冲淡，但让人感受却是很沉重。人才难得，妙手天成，然而象杨必这样的人杰却在不经意中被毁弃。读罢文章，我的惋惜与沮丧之情久久难以驱去。这种心情，就象前几天读完唐振常先生的《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人民版）时那样。是天珍易遭暴殄，还是凡人永远不会懂得天才的价值？ 扬先生、唐先生用他们的如椽之笔，为我们指点出如杨必、陈寅恪、吴雨僧等聪颖俊彦之士、硕学宏儒之师的妙处，当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由纸间印入我们的心灵后，我们不忍面对他们的悲剧。 这是文字的魅力，现在己难得见到具有魅力的文字了。 ◇即使对世事人生有相同的认识与体会，女作家的作品，总是更能打动我。也许是因为那份男性学也学不来的细致、敏感和悲悯。 刚刚在书摊买回一本美国女作家巴巴拉·拉金斯的小说《女性热潮红》（中国文联版）。 一群女权主义作家。她们参与了美国六十年代所有激进的社会运动。交织着成功、狂放、反叛的青春，被她们视作自己的标志。但时间总要流去。青春不再，机体开始衰老，一度倡导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她们也因此从社会的先锋变成平庸的大众。于是，有一种被否定彼抛弃的恐惧与迷乱。 这是否就是“英雄末路”的凄怆与悲凉？一种不承认自己走下坡路的黯然，一种无力回天的绝望。 人，往往很难无视自己昔日的荣耀。而在过去辉煌的阴影中讨生活，是注定要痛苦、压抑甚而自虐的。 沉溺过往的一切，是否源于拒绝公正全面地认识自己？ 我总以为偏爱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时候都该认真地对待自己：不放任也不苛求，不媚俗也不遁世。 也许，很难将这一切，用于女权主义者身上。因为她们的价值本身就是反文化反社会的超常。 ■象《女性热潮红》中的一群女权主义积极分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逐渐衰退，甚至其对于女权主义所要求达到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然而她们几十年充满挑战的行为毕竟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发展因素。当她们成为中产阶级后，无疑要比过去的文雅淑女更富有建设性。 最近读到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漓江版），这本书同《女性热潮红》一样在封面上充满了激进的红颜色。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曾与金斯堡的《嚎叫》齐名，被一同推为“垮掉一代”的代表作。作者只用了三个星期在一卷三十米长的打字纸上一气完成，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轰动。小说中一群年轻人对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反叛行为，启示了六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理解、评价嬉皮士运动。 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的文化、人的创造力的体现，进入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强大物质力量往往会使人沉湎其中、丧失创造力，如果没有人出来打破那种日益满足、日趋消蚀的局面，人的文化将面临退化、湮灭。只是，芸芸众生，要成为他们的先驱、要保持创造力，自然要付出超常的代价。 嬉皮变成了雅皮，从前不少惊世骇俗的东西为常规所接纳，文化就是如此才得以延续、发展。 以为嬉皮士运动仅是一场烟消云散的顽童嬉戏，那真是太肤浅、太轻浮了。 嬉皮士已经过时、衰老，可读者的理解力却不应该衰退。 ◇我不认为言情小说是写给少男少女的。事实上，真正传世的作品，有哪部不言情？爱情中往往体现出极端的人性。 曾经读过琼瑶的全部作品，再看继之而起的岑凯伦、姬小苔、严沁等等，感觉上大致相同。并不相信她们真的肤浅到不懂人生，而是从此看出了女性的局限：“总是不由自主地为自己建造一个理想的境界。哪怕这境界注定虚幻。” 亦舒便不同。 同样是告诉你关于爱情关于男女的故事，亦舒的结尾总把你逼入死角。那是一种曾经沧海之后永远的落寞与无奈。也许仍在期待，但在期待的同时却清楚地知道：一切的希望最终不仅会落空，甚而你须为此陷入生死皆不能的境地。 我以为《喜宝》（花城版）身上最深刻地体现了这种两难。失去父爱，从小在贫围中挣扎的喜宝，一生有三个最大的愿望：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有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再有就是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存着这样的向往。今人不忍目睹的是，如此出色的女孩，最终却成了一个想爱但不知该爱谁、没钱会死、有钱更不幸的人。活着成为摆脱不了的黑洞。 亦舒的作品正是在这基础上，发掘出现代人的茫然、失落和先天的遗憾。 ■亦舒作品中所传达出的那种“沧桑感”，情窦初开的少女还难以体识，自以为阅尽人世的少妇无耐心去辨味，这些作品因此错失了一大批最该读它的人。 亦舒与琼瑶的差别恐怕不只是作家个人禀赋、气质的差异，象亦舒作品中人物的心态，非得要现代都市的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不是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而是绚烂之后的情绪。也许对于香港作家来讲，早于六十年代也是写不出来的。 从曾与张爱玲女士齐名的女作家苏青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读出类似的味道。上海的四十年代就是不同于三十年代，包括张爱玲的作品，撇开作家的才情，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对人生和社会产生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深邃和悲悯的东西，见事识物中增添了这样的感觉，作品就变得厚实、复杂起来。最近一两年，竟有三家出版社（漓江、上海书店、上海文艺）都重版了苏青女士的《结婚十年》，至少说明她的作品还有一些魅力。 ◇偶然看到一组清末记述“杨乃武案”的笔记，大为感慨。真是辛酸又滑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法制史似乎就是在不断地制造冤案和平反冤案。老百姓的心愿和出路也就是一次次等待。欢呼清官的出现。 从阳间到阴间，从包公到钟旭，清官们大恩大德，一手撑起一方青天。于是，原本属于历史的罪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个人的恩怨。只要唤来一个清官，揪出一个坏人，便以为可以化暴戾为祥和，从此万事大吉。 读清官事迹，总诧异为什么历代清官的功迹都如出一辙。细想之下才明白：既然已经陷入个人间的恩怨，也无非就是大同小异了。 应该有人想到过：没有一个个人能承担起属于历史的责任。清官也如是。 何况，历史上被誉作青天的人，本身大多最终冤屈而死。就象这几天我正在读的高阳的《清官册》（中国友谊版）的主人公汤斌，虽说幸逢盛世，适逢明君，也一样以清廉正直而罹罪，革官降职，郁郁而终。不知道他是否也在等待昭雪的那一天？ ■等待着别人来昭雪自己的冤屈，这只是无可奈何中的期望。中国的平民还有比滚钉板、告御状之类更加积极、有为的想法，那就是做一个替天行道、为己复仇的侠客。不远万里、不辞万难，最后铲除恶人、复仇雪恨。当然，也只有把历史的是非恩怨人格化，才会有大快人心的解决。 在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作家出版社版）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关于复仇、伸冤的故事：卢德维克是大学的学生会干事、积极分子。因为被误解和冤枉，他遭到了开除党籍、学籍的处分，放逐到矿区去挖煤。十五年后，卢德维克遇到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为了复仇，他便勾引她，试图造成当年整他的人的痛苦。等到卢德维克终于将她降伏时，他才知道那个整他的人早已追逐婚外恋的时髦另有新欢，巴不得将妻子转让出去…… 如果人放弃了原则，随波逐流，不再坚持成为某种道德是非的象征，那么一场认真的复仇、伸冤就会失去了对象，变得非常可笑。在一个日益社会化、历史化的世界中，执著于人的个性就会成为一种讽刺。 ◇又一个朋友要负笈重洋，临别之际，唯有道一声珍重。我，不会再说祝你一帆风顺之类的话。留学生的艰难，早已知详。 走了那么多人，留学生文学也因此方兴未艾。可说实话，我很没有信心。再怎样写，也不会超出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大陆有友谊和福建人民两种版本）。 这本小说初版于一九六七年，一问世即风靡台湾，当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更是人手一册。连旅美物理学家杨振宁也特地为文推荐，说它道尽了留学生的心。 虽然也有打工也有血泪，於梨华的贡献在于深刻逼真地传达出留学生迷茫、懊恨的情绪。青春蹉跎，尝尽无根的痛苦，才发现所有的辛酸、拼命的奋斗换来的辉煌原是做给别人看的，鸿鸽高飞或者衣锦还乡都只是为了在别人的眼中树起一个自我。 而自己，根本就已在旁人的期待与羡慕中迷失。 ■留学，就象一种仪式，从六十年代的台湾传到了八十年代的大陆。 岂止是中国。二十年代，许多美国青年学生厌倦了自己周围那种色彩贫乏、纵情财富和崇拜机器的生活，纷纷搭上法国客轮，到欧洲去寻找优秀的生活态度和优美的艺术传统，试图通过流放得到拯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理想中的价值观念在欧洲也早已失落，剩下的只是不同的兑换值。 虽然失望，可是欧洲的留学生涯毕竟深外地改造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当这批人回到美国时，竟象一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他们成了精神上无根的一群。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痛苦之中对整个现代生活的本质和人类文化的价值发出了追问和思索。他们中产生了约翰·多斯·帕索斯、海明威、达希尔·哈米特，托马斯，沃尔夫和埃·肯明斯等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其中还有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象马尔科姆·考利，他曾回顾和总结了这代人的生活、思想历程，写成了《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上海外语教育版）。这是一部经典性的文化史著作。 留学是一种文化里程。咀嚼个人感受到的失落和困顿，并且将那些小悲欢通俗性地传达出来，固然可以博同情于一时，但也会渐渐消蚀了文化的深沉涵意。 ◇现在，好象凡能连句成篇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文章刊印出来。印刷品铺天盖地，却再难见精致的美文了。因此，倦极无聊或心情轻松时，我都情愿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上海书店版）。“丛刊”所选都是明、清两代的笔记小品。 尤爱《浮生六记》。夫妻恩爱，浮生遭际，只不过平白叙来娓娓道出，怎么竟会这样叫人感慨、向往？每每读后，不禁要说：原来长生殿里的浪漫，除了贵为天子的唐明皇，还有一介寒士沈三白；原来除了哭哭啼啼之外，中国女人中还有害娘这种可羡可叹的角色。 如果要一言概之论《浮生六记》，我想唯有冲淡两字。 冲淡不仅是指文字技巧，更是那种生活所体现的文化氛围——舒缓、旷达、优雅。沧浪亭里夫妻对诗，或许是因为远离俗务而濯尽污浊。但一块臭乳腐，居然吃出至情至性，便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了。经过这种文化的陶冶，连苦难和沧桑都会显出平和的美丽。 只是，这种文化，我们几乎已难以企及。 ■中国的文人确实有种艺术人生的天赋，这也是他们应付艰辛的世事的手段。多少人间苦难都化作笔底的因果报应。最怕读的就是古代的笑话，那里面的形式多半都谐近乎虐，充满了刻薄与怨恨。古代文人想认真表达些什么，往往出言不逊，如《儒林外史》。稍具幽默匠心的倒时见于游戏的对联。 难得平常，《浮生六记》的可爱就在于从已常琐碎中发掘出情趣和意味。 闲来读读《太监生涯》（北岳文艺版），作者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文字也很通达、轻松，但看完书后我却难以平静。维持着宫庭日常运转的就是那样一种病态的人物和畸型的制度，朝廷纲纪能够持中桓常吗？而处于这样朝政之下的文人怎么可能心平如水。 背负着那样扭曲的现实，难于做人，刻意作文。于是，很多时候读解古人的文章成了一种费力的索隐，成了知人论世的文化。 ◇初进大学时，第一次读徐志摩的诗，就被他优美的音节多情的姿态吸引。一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知被我仿造了多少遍，用在不同的文章中。那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至今都让我感到一种和着忧伤、欢愉、幽远的情怀。更不用说《偶然》的无奈，是怎样触动过多梦年华的愁绪了。 说了这么些，请不要因此误会。喜欢志摩的诗，未必喜欢志摩的人。对于徐志摩的讨厌，是在读了《爱眉小札及其续编》（浙江文艺版）之后。当然，讨厌的不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而是徐志摩的情书。表达至深情感的方式、语言可以多种多样，不能容忍的是肉麻。这肉麻二字不仅仅是指卿卿我我之类的语言，更是指心态上的“酸”和造作。 想到了古代的中国文人，常常也会写，一些诗词赠妓。因为借着诗词语言特许的夸张精炼尤不致讨嫌，但心态上倒是与徐志摩等类后代一脉相承。不是至今也还有人将肉麻当情深？ 这样评价，也许对陆小曼失敬。书中附有她的日记，其实是她写给徐志摩的情书。两相比较，陆的文字要平实真挚得多。也许就因为她只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而不是中国式的文人。 ■同样是书信集，我特别喜欢萧红的。淡淡的叙述背后那种欲抑不住的忧伤，令读者深深地感染。打动人的，不只是她的书简，更由于萧红的坎坷命运。 一九三六年，曾经相濡以沫的萧军和萧红，感情上产生了某种隔阂，萧红十分失望。为了摆脱这种沮丧的心情，她决意东渡日本。七月十五日，鲁迅先生在病中为萧红饯行。翌日，萧红独自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在船上及到达东京后。萧红陆续给萧军写信，汇报自己的生活与感受。 这些原本是很私人、很自然的通信，竞奇迹般地躲过了战争和岁月的种种劫难，被保存了下来，一九七八年，当萧军从故纸堆中发现了这批已经破碎的书筒后，百感交集。他将它们抄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先是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以后又被辑为《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年以前，和许多人一样，我们从这批书简始，逐渐认识了这个奇才薄命的女作家。读完书简，就对萧红的一切产生了关怀，当我费了多年时间尽心搜集、爬梳了一大堆关于萧红的生平资料，以为可以写一本《萧红传》之类的东西时，书店里己有了三本萧红的传记：肖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版）、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版）、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版）。 ◇法国文化人似乎总有一种令你望尘莫及的优雅与浪漫，他们的作品也总是给你耳目一新之感。 玛·杜拉的《情人》刚问世，便获一九八四年龚古尔文学奖。被翻译到中国后，立刻风靡读书界、创作界。仅我所见，国内就已有三种译木（上海译文版、北京版、漓汪版）。吸引读者的其实是那断断续续如诗如歌的叙述方式，以至使得很多作者着意仿效，当然仿效没有成功，这种形式并不适合他们。 不能就这一点来断定中国小说家的拙劣。把握事物的心境、功力有赖于时间的磨炼。如果早几十年，我相信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人物，玛·杜拉笔下的《情人》完全会是另一种风韵，故事可能会完整一些，人物要丰满一些，情感也必定 然而，《情人》写于作者初恋的五十年以后。人到暮年，所能记忆的也不过是点点滴滴的片断，以及超脱这一份感情的客观冷静。玛·杜拉自己曾作过极好的解释：“在这里，怀念早已消失，哀怨也不复存在。所有的形象都是从忘却冲提取出来的。一切都成往事。” 是否可以说是暮年的心境成就了《情人》独特的形式，而这是岁月流逝带给作家的造化？ ■一个有序的生命过程，因为饱受过太多的沧桑、容纳了许多的侵蚀，会使人觉得再也无法将它完整地回忆、复述出来，人的感觉被沉重的生活碾得支离破碎。在玛·杜拉的《情人》中，即使是炽热的爱情场面，也不会让你感到可以释然、陶醉一下。 阅历决定了一个人对生活的感受。 不过，对于文学而言，阅历并不是决定性的。 十八岁的法国少女萨冈写了一部名为《你好，忧愁》（漓江版）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十七岁的少女赛茜儿，她跟随独身多年的父亲过着一种放任不羁、为所欲为的生活。眼看父亲的女友安娜将把一套正常的家庭秩序和规范带进他们的生活时，赛茜尔设计离间了两个大人，使安娜因嫉妒和失望而陷于迷乱最后葬身车祸。读完小说，你会惊叹，生活中的一组小片断。一些小感受，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天才少女笔下。可以被连缀发展成为那样丰富、成熟、完整的感情世界。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书中弥散的情绪所感染，为之黯然伤神。 对于有天份的文学家来说，不管是断垣残壁，还是空中楼阁，都可以被赋予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智慧似乎与年龄无涉。 ◇告诉你一个故事： 一群哥们在复员的最初十五天结伴游玩后各奔东西。几年以后，发现其中有个人死了。所有人的回忆都证明当初分手时，死者是与一同伴共同离开的。这最后的同伴成了涉嫌者。初始他很坦然，清楚地记得自己从未和死者单独在一起。但众口一辞，以致他也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记忆：最终连自己是否杀过人也不知道。 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哥们安排的恶作剧，死者早在服役期间就死干事故。 这是王朔的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作家版）。读后，心情确是久久难以平静。在紧张的悬念背后，让我想到“三人成虎”的悲剧。有时候，偏见加固执就确认了一个虚幻的事实。而在我们的传统中，要更正这样的错误几乎没有可能，不只是没人相信你的辩白，更可悲的是：在众口一辞的强大压力下，人要保持独立、保持清醒是多么困难。 ■真有意思，看起来历史并不是什么过去曾经有过的事实，而只是一种集体的记忆。 所以，就不难懂得，那么多的回忆录记自己的事情都会发生错误，都会出现虚构。渺小、自卑的个人总是下意识地想进入历史，窍门之一便是在印成书本的历史中估定自己的位置，然后通过回忆化入，于是，他与历史同不朽。 更有趣的是有的人曾与当时格格不入，似乎有一种要退出历史的姿态，可最后还是被人们记住了。就象最近在读的那本《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版），我相信，读书人对于辜鸿铭的兴趣，绝不止于他爱留长辫、爱嗅小脚之类的奇行怪状，更主要的是，辜鸿铭对于西方文明、民族文化有许多独特、深入的认识，这是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无法替代和窃取的。 一年前，得知有位老师精通命理学，会推八字，几个朋友便兴冲冲他说要去玩玩。说是说得起劲，可约了几次，总莫名所以地没去成。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点怕那个预言的时刻。 想想也觉得奇怪：信与不信，都得努力活下去，有什么好怕的？况且，真有命么？ 人类在地球这个家园里似乎已统御了一切。可每个人，终其一生，往往都苦于找不到把握自己的方法，常常被茫然无绪的无助无力感笼罩着，常常要被迫承受一些没有理由的苦难，以致不得不怀疑一切是否皆有前定。 这样的情绪自古己有。从易经时代开始，就有人在探究命理，有人说能解释这神秘的前定，这便是算命术了。 直到今天，在信与不信之间，算命一行重又热闹，而比起算命先生，印成书的算命术，似乎更多了一层严谨系统和神秘简便。一卷在手，自读自验，命好命坏，唯有自知，确实少了一份心理压力。所以介绍命理学的书特别好销。连我也在凑热闹，买过几本没耐心读的，最近又找到一本附有简图的《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版），原以为可以如看图识字般地速成，可通读之后仍不甚了了。 也许，这无关我的耐心和理解力，因为“天意从来高难问”。 ■现代人的热衷算命相术与原始人的占卜问卦，态度大不一样。在原始人而言，不管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他们寻求的只是与自然贴近、力图顺应自然的意志。现代人则被工业、经济的力量所迷惑，有些狂妄自大，其算命看相多少也带了些能够窥破奥妙、掌握规律、驾驭自然的得意，连迷信也被科学化了。 现代人过份夸大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所拥有的力量，肆无忌惮地企图超越、征服、战胜自然。整个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试图用人造的世界来对抗自然的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而且是建立在对自然非再生能源和物质材料的超量消耗的基础上，结果被日益削弱的是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变为紧张，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古希腊人就忧虑人的生存环境将日益粗俗、严酷，从黄金时代而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铁器时代，人离神的富饶、满足的生活状况越来越远。当这种担心变得现实可见时，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对自然界开发过度，所遭受到自然界破坏性报复的事实一再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不知为什么，这几日又重读了前几年曾轰动过的一本小书，那就是由里夫金等撰写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版），这是对人类前途的一次“算命”。虽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但这已不是信不信的问题，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证自明的。 ◇借了一部日本小说《挪威的森林》（漓江版），据说自1987年初版至今一直位于日本最佳畅销书榜。 是一本回忆青春时代的小说：迷迷糊糊的岁月，羞羞涩涩的恋情，如歌如泣的痛苦。难怪深受欢迎。 我常想，青春其实是一道门槛，将童年的清纯与日后的沧桑隔成天壤。面对这门槛，只能抬脚跨过去，否则便会如小说中的木月与直子一样，永远被拒于生命之外。或者就象铃子，只能远离生活苟延残喘。 一切的蜕变、定型都在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而从18岁到20岁正是这人生最混乱最无奈的青春期。总是渴望向人向世界表达自己，可那样的年龄“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唯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才愈显孤寂，才愈会想及生死。主人公渡边说出了很多人在回味青春时想说的活：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几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也许这便是青春期最大的谜语了？身在其中，当然无法破译，而回首相望时，景物已非，奥秘更难解。 读毕，生出几分遗憾，在那样凄艳幽静的文字中，却少了一种直觉的把握。是否？一切都被成熟的理性过滤得太干净太严谨了。 ■漓江出版社的选题总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夏娃丛书”的选目又一下子激起了人们的阅读欲。这套丛书中已问世的《钟罩》也确实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 《钟罩》是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有过类似小说主人公埃丝特那样的青春期忧郁症，所以小说中所传达出的那种没有具体缘由、却又无处不在的压抑和无望，真切地唤起了读者的共鸣。 青春的门槛内外，是两种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是亲切的自我，一个是异己的社会。青春期就是自我开始感受到社会巨大压力的时候。总有一个时刻，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多愁善感得无力思考将来的问题，百感交集到找不到应付现实的方法。因此，怀疑自己的心理出了毛病，查遍有关变态心理学的书籍，觉得自己的症状与精神失常的表现处处吻合，于是，想到了自杀，心里产生了一些安慰，认为异己的社会再也无法全部吞噬自我。若隐若现的自杀念头，成了捍卫青春的最后屏障。也有人真的以生命祭奠了青春的消逝。 普拉斯独特的个人感情历程就这样成为青春期少女的一部集体心理传记，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认出自己。 ◇总会有这样的一刻：百无聊赖，诸事懒理。可玩什么呢？电视是难看到根本不对人负责，除了卡拉0K、麻将，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消遣休闲的机会少之又少。 剩下的还是只有书了。 而心境的烦躁，也许只能以古人的闲适与从容来缓解。比如现在，我又捧出《明清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版）来细细品味。单单读那一方方大小方圆不一的造型、阴阳文奇异的图案，就己是一种审美享受了。再配以文字内容（书中有详细的注文），便可以揣摩出藏书家彼时彼地的心态以及个性、气质。你看范大澈的一枚圆型闲章“卧云”，整个布局便是柔和飘逸的弧线，放大开来，象极了一幅抽象派图画。还有法式善的那首四言诗“涛里求人庵中取友我怀如何王孟韦柳”也是意趣盎然。读来直如轻风掠过，还有什么好烦躁的？ 令我羡慕的倒不是藏书家们的嗜书如命、艺术人生，而是这本书编选者的好性情。闲情逸趣，于我们是久违了的好东西。每读这类书，常有被诱惑的冲动，总想，倘要钻故纸堆，我一定选择能够自娱自乐的专题。如此，也算是对自己辛勤一生的好报答了。 ■其实，要自娱自乐也不容易。读瓦里美的《爵士乐》（三联版），我就非常感慨。 爵士乐是起源于美国黑人自娱的民间音乐（它与非洲的黑人音乐不同，已经掺入了欧洲音乐的因素）。随着美国黑人的迁移，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这种民间音乐进入城市，并且被城市生活所改造，产生了爵士乐这样的现代音乐形态。借助唱片等新的音乐传播媒介，爵士乐很快风靡欧美，其表现力也日益丰富，终于发展成了一种能与古典音乐抗衡的音乐艺术。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黑人用自制的简陋乐器，在田间地头、小酒吧里演奏出来的东西，或许不再被人认为与爵士乐有什么关系了。确实，如果仅止于田间、酒吧，这种音乐也只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只是爵士乐大师、摇滚乐歌星却承受了巨大的专业压力，他们几乎无法用轻松、愉快的自娱心情来表演爵士乐。是整个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造就了爵士乐，所以它必须牺牲自娱自乐的个人性。 并不是现代人缺乏那种高雅、闲逸的文化精神，而是现代社会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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