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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 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我们住相邻的窑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在敌后我们一同工作过，现在都在文学界。王婉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我没有见过她画画。他们那时有一个孩子，过着延安那种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见王婉的丈夫戴着一顶新缝制的八角军帽，听说是王婉做的，我就从一条长裤上剪下两块布，请她去做。她高兴地答应，并很快地做成了，亲自给我送来，还笑着说： “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 她的口音，带有湖南味儿，后来听说她是主席的什么亲戚，也丝毫看不出对她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那时都是平等的。 进入这个城市以后，她的丈夫和我在作协工作，她在美协和文联工作。我虽然没有见过她的作品，但她待人接物是讨人喜欢的，表现得有点天真。我有一次到她家去，看见她还很能操持家务，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摆在几案上的一个玻璃鱼缸，里面的贝壳、石子、水藻，清洗得很干净。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和我的孩子在一个小学读书。 一九五三年，文艺界出了一个案件，她的丈夫被定为“分子”。最初，我还以为不过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在开会中间，还为她的丈夫说了不少好话，什么很有才能呀，老同志呀。过了两天，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在我们正开会时，公安局来人，把她的丈夫逮捕了，还有人给诗人抱着铺盖和热水瓶，就是说要去坐牢。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可能脸色都吓白了，好在主持会的是冀中来的一个熟人，他说： “你身体不好，先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满腹牢骚，不断对我的老婆叨唠： “这算什么呀！一个文艺工作者，犯了什么罪呀！” 我坐立不安，走出转进。我的老婆斥责我： “你总是好拉横车！” 后来我知道，这一案件，近似封建社会的“钦定”大案，如果主持会的不是熟人，我因在会上说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话，也会被牵连进去。 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 每年过春节，文联总是要慰问病号的。还在担任秘书长的王婉，带着一包苹果，到我家来，每次都是相对默然，没有多少话说。听说主席到这个城市，曾经问过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时她已经离婚。 “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婉受到冲击。她去卧过一次铁轨。 后来就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坏，不只全家被赶了出去，还被从家里叫出来，带着铺盖和热水瓶关到一个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楼时说的一句话：“这也是生活！”我怀疑：这是生活吗？生活还要向更深的地狱坠落。 “文化大革命”，按照它的歇斯底里个性，疯狂地转动着，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林彪叛逃以后，情形有些变化。这时我听说，王婉是这个城市的大红人，江青不断接见她，她掌握着这个城市的大权，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想去向任何人求救，我情愿在地狱中了此一生。但不久听说，有人向王婉汇报，说我在干校，一顿能吃两个窝窝头时，王婉曾经大笑起来。又有一位经常往王婉家里跑的老熟人告诉我：王婉曾想到我的住处看我，这位熟人告诉她，我还在被群众专政，恐怕影响不好，她就把这个主意打消了。我无动于衷，我不希望在我的心里，或是在这些新贵的心里，还有什么旧日的情谊萌动。 但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我也算是“解放”了。有一次，王婉召见我，在市委办公大楼。那是个庄严的地方，过去我也很少去。在那里，我见到了王婉的权威。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 她问了我几句话。我也问了她一句话： “王婉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她可能以为我问的是一句傻话，或者是在女人面前不大礼貌的话，她没有答声。 她叫我当了京剧团的顾问。 这一消息，在那些惯于趋炎附势，无孔不入的小人中间传开，顿时使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 “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 “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 “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非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 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之后，王婉被说成是江青在这个城市的代理人，送到干校，还没有怎么样，她就用撕成条条的床单，自缢身亡了。 芸斋主人曰：使王婉当年卧轨而死，彼时虽可被骂为：自绝于人民。然后日可得平反，定为受迫害者。时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红极一时，冰山既倒，床下葬命。名与恶帮相连，身与邪火俱灭。十年动乱，人生命运虽无奇不有，今日思之，实亦当时倒行逆施政治之牺牲品也。 1984年5月9日晨 小D 小D是解放这个城市时的留用人员。他年岁不大，却经历了敌伪、国民党和我们这三个时期的政权。他是一名清洁工，在澡堂和厕所工作，后来也在传达室值班。 他个子矮小，营养不良，脸色干黄，老公嘴。有人说他是天阉，可是听说他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儿子。 这个城市，在旧社会，惯出流氓无赖，号称青皮。小D从小在南市一带长大，自然带有这种习气。解放以后，他看见许多赫赫有名的流氓头子，都被抓去枪毙了，他就有意识地掩饰这一点，工作还是很负责的。 他，其貌不扬，出身虽然算是工人阶级，在这个有三、四百人的大机关里，还是一个底层人物，不大被人重视。他为这一点，内心有很多不平。他想：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还叫我做这个工作？他并没有向领导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也明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近来，他是学到了一些理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不过也是观望。后来看到传达室一个同事当了造反的头头，权势很大，他就有些跃跃欲试了。经那个头头的介绍，军管组派他去监督中层干部的劳动和学习，他就走马上任了。 所谓中层干部，就是这个机关的处长、科长一类，有二十来个人。小D每天在五楼顶上的一间房子里，先领导他们站在领袖像前，念几段语录，然后就分配他们去擦地板，清理厕所和浴室。 最初，他还和这些“中层”一起劳动。给他们做个样子，叫他们学习。他做这些工作，确是熟练，使那些“中层”深为叹服。后来随着政策的越来越左，对干部的迫害，越来越重，小D也就不再劳动，只是发号施令，甚至打人骂人了。 在接连“武斗”几个干部之后，小D的心毒手狠，已经在机关内外传开，名声大噪。一些人不再用轻佻的口吻叫他小D而是改称他D司令。至于那些被审查的“中层”，已经有亲身的体验，对他更是恭敬和惧怕了。 小D的装束，随着他的声势在改变。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顶鸭舌帽，手里提一个书包，像一个真正的干部模样，每天大摇大摆地走进机关大院。 在进入五楼那间房子的时候，他就更威风了。 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小D摘去了鸭舌帽，上身赤膊，穿一件红色的小背心，腰里扎一条南市卖艺人系的那种宽皮带。在他身后，跟着两个“中层”，也就是两个科长级干部，都是大学毕业。左边一个，给小D捧着茶杯和眼镜盒（过去谁也没见过小D戴眼镜，现在因为经常要看文件和检查材料，他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眼镜）。右边一个，给小D捧着语录本和笔记本。 这是在门外的情景。在室内，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总务处长，是进城干部，原来是小D的最高上级，正在给小D摆坐椅，擦桌面。这间房子里，既然是牛鬼蛇神的出入场所，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家具，都是一些破桌子，破椅子。然而小D有一个专用的坐椅，他人不能擅用。每天，当小D进来之前，这位老干部，总要亲自检查一下，嘴里还不断地抱怨： “看，你们又把D同志的椅子乱拉乱放，快拿过来，快拿过来！” 这样，小D一进屋，人们就刷地一声站立起来，而且都是心惊胆战的。 他感觉到人们在怕他，人们在巴结他，他很得意，越得意越威风。他是在报复，是对这些人，对这些过去比他地位高、比他富有，他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人，进行报复。不只对这些人，也是对这些人的家属、子女。 他觉得自己的地位，突然升高了，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升到了天际。他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想到了上海的王洪文，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下子……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觉得自己的权力很大，威力无边，可以制服一切人，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大学生、高级干部。 他想尽一切办法捉弄他们，虐待他们，往死的边缘推挤他们。 从此，他除去打骂他们，也渐渐用一些从日本人、国民党那里学来的特务手段对付他们。他开始抄一些人的家，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派人跟梢，派人密探，制造一些冤案。以走资派治走资派，他感到得意非常。 半年以后，中层干部被送往干校，他押带前往。在那里，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门口挂一个小木牌：群众专政室。他物色了当地农场一个随娘改嫁三次的，惯于偷盗的青年，当他的助手。每天抱着一根大木棍，跟随护卫着他。 中层干部都睡在牛棚里，从天不亮劳动到天黑。他只是监督着、斥骂着，各处走动着，巡视工作，或是坐在办公室听听密探们的汇报。这一时期，他在训话时，嘴边上总是挂着这样一句话：你们这些人，过去也当过领导，今天我来领导你们…… 又过了半年，他门口的小木牌，忽然不见了。紧接着，他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牛鬼蛇神，拉着小车和别的工具，到几十里地以外去晒大粪。 过了半月，他被调离机关，到一个工厂当工人。刚到工厂，他还作了一次“讲用报告”。 又过了不久，听说他吞安眠药自杀了。原因不明。有人说，他新交的朋友，另一个地方的造反派头头，常到他家去，霸占了他的老婆。可是，也没有人去追究。 芸斋主人曰：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证之小D，信不诬矣。 余曾询之有识之士，当时，何以起用此人？彼云：以最卑劣之人物，管制中层以上之干部，乃是对走资派最大之蔑视。余又询：如此无赖，四人帮尚在台上，何以遽尔轻生？彼亦摇首不知云。 1984年4月29日下午 （选自《十月》1984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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