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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 这几年，我病了。有些读者来信，不能及时、详细地答复，常常感到一种歉疚。 但我不能不回答你的来信。 这并非单单因为你的父母是我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伙伴，更不是因为你在信的前半部那样客气地称赞了我的作品的优点。我坦率地说，我的作品并没有写到如你们所说的那些好处。这很可能是由于你的偏爱。文学作品应该写得叫读者满意，这是作者份内的职责。即使有些长处，也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 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接到过一些读者那样的来信：他们的赞美或是指责，好像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仔细地阅读我的书。他们是人云亦云的。他们是听到风声便随着来了雨声的。 但从你的来信里，我知道你是细心地阅读了我的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作为现在的一个高中学生，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指的是你的来信的后半部。我衷心地说，你提出的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的。自从《风云初记》发表以来，还很少听到这样具体、这样切实可行的意见。你知道，有些读者，都是从“原则”提出问题，他们对一篇作品，不是捧到天上，就是摔到地下。有时简直使作者目瞪口呆而且措手不及，没法据以修改自己的作品。 假如我以后能够修改这部作品，你这些意见，我一定是要郑重参考的。 其中一点，高庆山是高四海之误。这次重印，这一部分我没得亲自校对，以前怎样错下来的，也不能详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错处。 至于课本上的《荷花淀》和原作有很大不同，我想这是课本的编辑人有意删掉的。他们删去“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他们删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可能是以为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以为有些“小资产”。总之，是有他们的一定的看法的。他们删掉：“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的一个“哗”字，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有些编辑同志常常是这样的。他们有“整齐”观念。他们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的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多么必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 “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删去了。 有些编辑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 所以，当你问道：哪一个本子可信的时候，我只好说，这课本是不大可信的，还是《村歌》的原文可信。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课本的编辑，只是删掉了几句话，比起从选集里特别把它抽掉的人，还是喜爱这篇文章的。不是你提起，我并不知道有这些删节。 我的身体，比起前二年是好了一些，但是还不能多写和多想。 专此 敬礼 孙犁 1963年7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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