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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这是母子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伦理。《红楼梦》里，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 当然，《红楼梦》中，除了正面的伦理描写，也写了伦理的反面。写得也是很生动的。伦理也随时代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说明了。 总之，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 1981年10月8日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为《两种人》。 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 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以后，能记得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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