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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里，吴大印知道了村里的很多事情，故乡的新的变化，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约略的轮廓。老温也和他谈了自己结婚，现在就去参军的事。直到天快晌午，豆腐脑棚的买卖忙上来，他们才分手告别。 吴大印领着女人回子午镇去，这十八里路，他走得非常快，女人得时时喊叫他等一等。 起晌以后，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墙院还是旧墙院，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乡亲还是旧乡亲，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搭起来的席棚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它不像是庙会演戏，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紧张的，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 一进街口，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就把吴大印拦住了，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 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有人在讲话，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传到村外来了，吴大印望见那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那讲话的不是春儿？”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我就是她爹！” 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在路上，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说： “走这么远路，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 “没有路条，我能从关外飞回来？”吴大印兴奋的说，“到了自己家门，我就该是活路条，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偏不认识我，论乡亲辈儿，你该跟我叫爷爷呢！”“咳！”青年民兵一拧身子，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你就算我的亲爷爷，出外这些年，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不要搅乱了会场。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我再去给你通报。” 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住。他提着脚跟，望着自己的女儿，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对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春儿讲完话，就退到后面去。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是老常。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的喊： “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 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 这种角色并不好当，第一要有人缘，第二要有涵养，第三要人佩服。面对着动乱的群众，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并不是为了台下挤。 台下的人正在鼓掌，人们问什么话，老常笑着解答着。吴大印等不及，他说： “我可以过去了吧？” “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 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 “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 “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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