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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二百八十年间，中国长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渐渐减退了。 司马迁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只说他“会欲得当以报汉”，而六朝人伪造的李陵答苏武书，竟说什么“陵固负德，汉亦寡恩”，可见那时候一般文人只懂得个人恩怨，没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至颜氏家训所记，当时士大夫竟有教子弟学鲜卑语，弹琵琶，以备服事“胡贵”的那种丑态，更不堪设想了。 然而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究竟比我们落后，所以实际上汉人学鲜卑语的还是少数，倒是鲜卑人都在那儿学汉语，改胡服。因此十多年前，梁启超曾告诫日本说，你们不要妄想征服中国，即使现在中国被你们征服了，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你们日本人统统被中国人同化，日本的国家就完了，不相信，请一查我们的历史！到现在，还有人拿这来作“中国不亡”的历史论据云。 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这种论据倒也未可厚非；只可惜现代的日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不是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胡人”，也不是三百年前的“倭寇”，而我们却已由文物之邦的“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了。所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不怕被我们同化，它还准备做“更生中国文化”的伟业哩。 早几时，在《文摘》上见过一篇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记录》的译文，出席人中颇有几位是一向赫赫有名的“京派”教授，而知堂老人之出席，尤为一般人所注意。知堂老人在座谈会里表示，为了研究日本应该学日文，但学日文而不到日本去是毫无用处，所以他说，“于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关于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这问题，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当然，知堂老人劝人学日本文，是“为了研究日本”（现在应该说为了研究敌情），和北齐时候的士大夫教子弟学鲜卑语者大有径庭。所可惜的，知堂老人这一番话不在讨论怎样研究敌情之类的座谈会里发表，而却被记录在《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记录》里，这使我们感到知堂老人的劝人学日本文颇有劝人学鲜卑语的传统意味，只是没有教人家学习日本乐器，较颜氏家训所记者略胜一筹而已。而且知堂老人口口声声劝人家到日本去，希望人家“会渐渐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虽然他没有说明应该马上就去，还是中日战争停止了以后，但在“皇军”大肆淫杀之后，而希望人家“渐渐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这种心理，比教子弟学弹琵琶，更难了解——也许我不懂得弗洛依特派的儿童心理之故（知堂老人曾说过，如不懂弗洛依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都是徒劳）。 “九一八”以来，平津长在日本军势力的威胁之下，难道知堂老人之流因受了这种长期的威胁，竟也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都减退了吗？我想不会的。只要看对日抗战以来，一 般士大夫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怀就可知道：他们有的抛掉了商龟周鼎，从日本跑回来（注意，从日本跑回来，不是到日本去），干救亡工作；有的撇开了尧典禹贡，从北平跑到陕甘边地去做宣传工作；更有投了笔杆上前线去的。因为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毕竟和过去异族的侵扰不同，这不必什么历史专家，稍具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所以当这国家民族临到最后关头，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只有加强，决不会减退；像知堂老人那样含垢忍辱，甘心和敌人委蛇周旋的，究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即就所谓“恩”“德”而论，知堂老人身任国立大学教授，国家对他不算“寡恩”，他也何至于“负德”。大概知堂老人舍不得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北平，同时又不能——也许不甘——做什么地下工作，就只好跟敌人敷衍一 下。假使司马迁复生，也许下这样的评语——“会欲得当以报汉耳”。 选自一九四○年八月创作出版社《破戒草》初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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