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顾亭林把中国历代皇朝更易，分为亡国和亡天下两种，大抵汉族自相禅代，如晋之代魏，站在魏一方面说，便是亡国家，而异族入主中夏，则是亡天下。顾氏所谓亡天下，就是现在所说的亡国，所以有人说，中国亡过两次国，一次亡给元朝，一次亡给清朝云云。 这两次亡天下即亡国的印象太惨痛了，所以当时的忠臣义士如文天祥，史可法……，特别受后人的景仰与崇拜，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提到民族英雄，总不外是文天祥，史可法等等，而葛嫩娘以至费宫人李香君等都被搬上舞台了。借前代亡国的惨痛来作警惕，借前代的忠臣义士烈女来作激劝，是有深长意义的。但我们要注意：宋末明末那些忠义之士，大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所留给后人的是民族正气，他们要后人继续他们的精神，发扬他们的正气，来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无失败的理由，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所以我们需要民族英雄的创造，远过于对过去失败的民族英雄的追慕与凭吊。我们要根绝一切失败的心理。如果现在有人一面痛恶汉奸，一面却在想做郑思肖王而农，你能说他不是气节之士吗？然而你能设想他所潜藏着的可怕的失败心理吗？ 中国的历史总算悠久了，抵抗异族侵略而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也并不算少，如东晋的谢太傅等等，为什么现在竟不大有人提起呢？ 也许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往往健忘。当异族入主中夏的时候，总有不少气节之士，窜身深山穷谷，誓不作新朝的顺民，也就是不甘为异族的奴隶。 当时这一类人，自然很受人崇拜。但时间一长久，事过境迁，那些气节之士已被人忘却，大家很自然地恭称异族的主子为“我君”。异族的朝廷为“我朝”，甚至于那些气节之士的后裔，也甘心做异族的臣仆了。我们如果翻开元史和清史稿来看，尽有儿孙入大臣传、儒林传或文苑传，而若祖若父却是隐逸传里的人物的。满清入主中夏不到二百年，等到太平天国起来，曾国藩之流就以为这是“古今伦常之大变”，却不曾想到自己甘为异族臣仆，不惜残杀同类，才真是“古今伦常之大变”。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相号召，才又翻查明末清初的旧帐，重新估定太平天国的革命价值，而曾国藩之流又被称为“戎首”，被评为“满之忠，非汉之奸耶”（均章太炎语）。然而清朝被推翻不满三十年，—部分人又把以前的革命运动史忘却，对曾国藩之流又表示崇拜了，开口“曾湘乡”，闭口“曾文正”，好像曾国藩真是民族英雄，足与文天祥，史可法并垂千古似的。 有人替印度人悲哀，说他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中国的历史书，真是汗牛充栋，但中国人似乎太缺乏历史观念了，这也是可以悲哀的。 也有替曾国藩辩护的，说他虽身为戎首，但道德文章，确可作后人的模楷。文章且不论；我不知道评判个人的道德与不道德，是否应该从大处着眼？古人说，“大德不窬闲，小德出入可也”，就是教我们略小节而论大处，那么曾国藩甘为戎首，大德既亏，无论他怎样顾全小节，都不值得称颂了。 然而中国人却往往重视小节而忽略大处，私德小有亏缺，便群起而指戟之，必使无地自容而后已；重至于（mian）颜事仇，认贼作父的，只要他功成名遂，非但不加指摘，反来称扬崇拜了。今人的崇拜曾国藩，便是最好的例子。而中国人尤其看重文辞，“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才”，“孔雀虽有毒，不能废文章”，所以不仅曾国藩的文章，一直有人称颂，就是郑孝胥的书法，汪精卫的诗词以至周作人的散文，现在还有人在宝贵它，称赞它。记得有人说过，“道德本也，文章末也”。然而中国人却最不肯用功夫在立身处世的大小本末上去考虑。 “大德不窬闲，小德出入可也”那句话，细想起来，也是有毛病的。假定有一个人，他立志不作汉奸，不发国难财，而事实上也的确不做汉奸，不发国难财，可谓大德无亏了；然而他平日的私生活却很不严肃，穷奢极欲，恣意荒淫，这是不是应该为“小德出入可也”而加以原谅呢？而且大德的亏缺，往往从不修小节而来，即所谓“履霜坚冰至”也。 但这原是儒家的教条。儒家讲折中调和，所以道德也不妨折中调和一下。汉书艺文志评论儒家说，“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初不知儒家本以随时抑扬立教，不仅小德可以出入，言行也可随时变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也是孔子说的话吗？所以封建时代的儒家的教条，现在我们不可全盘接受，尤其不可借儒家的格言来文饰自己的过错。 中国的封建制度维持了二千多年，因之中国的文化实在太古老了，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同时要排除一切旧的不合时代的成份，以赶上世界文化的水准。然而钱穆先生却说中国文化永远是青年性的。（详可看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星期评论。） 钱先生是一位有才学的学者，他写的文章，自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说，“中国民族起于黄河两岸之大平原，此大陆农村文化之征也。欧西文化源自希腊罗马，是为海洋商业城市文化。二者绝不同。农村之特征，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聚子孙于斯，筑坟墓于斯，安土而重迁，效死而勿去。故农业民族之生命，常带青年性。何以谓之青年性？以其为子弟之时间也特久。”老大的古旧的中国文化，经钱先生一论述，居然变为青年性的文化了，这自然是可喜的。问题就在于：为要保持我们的“青年性的文化”，是否应该让中国永远停留在农业社会这个阶段里。 过去有人欢喜赞叹东方文明，辜鸿铭先生甚至赞叹到小脚。现在复古倾向又抬头了。东方文明改称为青年性的中国文化，于是乎复古不算是倒退，倒是返老还青了。 近来据说学风很坏，所以教育部有整饬学风的通令。我是喜欢翻翻旧书的。我想，学风坏，大概也是人心不古的—端罢，那么，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学风究竟怎样。倒值得一加查考的。 查学生干政之风，不始于今日。西汉的大学生（当时称为太学生）：为救司隶鲍宣，一下子聚集了一千多人，向丞相孔光请愿，又守阙上书。有名的东汉党锢，大半是大学生鼓噪出来的。后汉书党锢传序云，“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北宋末年，金人南侵，朝政不纲，那些大学生又复“嚣张”起来了。宋史陈东传云，“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蚤有隽声，以贡入太学。钦宗继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事，请诛蔡京、梁成，李彦、朱（mian）、王黼、童贯六贼。明年，金人迫京师，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主战，邦彦因少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请用纲，斥邦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众莫肯去，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于是亟召纲入，复领行营，遣使抚谕，乃稍引去。”大抵当国家政治不上轨道，或外患严重的时候，学生就没法安心读书，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来。但这种行动，后来的史家都不说学风坏，反说是“国家养士之效”。只有朱熹，就学校制度方面，指出过宋朝太学学风的不良。他说，“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意。”而最近教育部的整饬学风通令中，也说“学校来讲肆之讥，师生有路人之叹”，那么要整饬学风，似乎该从改善学校制度和教育方针上着手了。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