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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的戏剧提倡者，第一个当然要谈到陈大悲，他是一个其兴倏焉，其亡忽焉的新剧运动家。五四运动其间，他活动得最热烈，天天在报纸上谈新剧，时时指导各学校排演他的新剧，他和蒲伯英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竟成了青年的偶像。他有一时期竟被晨报记者尊为中国现代十二伟人之一，后他为了偶然译错西洋名剧，被人指责，从此陷在泥淖里，再也爬不起来。对于陈大悲我们说一句公道话，他对于中国初期新剧运动的贡献，的确不小。他使那时的青年认识新剧的意义，将新剧从“文明戏”里救出，使那时风行的杂乱无章的“幕表制”变为正式的脚本。而他最大的功绩则为爱美戏剧的提倡。据他说：“‘爱美的’这个字脱胎于拉丁文的amator，即爱美的人之意；法国字amateur的意义是爱艺术而不藉以餬口的人。”这就是说爱美的人所演的戏剧，即是一种非职业的戏剧。他曾著有《爱美的戏剧》一书，专门论这种戏剧的理论和编排法，为晨报丛书。 陈氏手编之剧有：《英雄与美人》、《良心》、《幽兰女士》、《张四太太》、《父亲的儿子》、《维持风化》、《虎去狼来》、《平民恩人》、《爱国贼》等等。他的剧本大都是由西洋及日本小说或戏剧改编而来的。像《良心》与《幽兰女士》，是五四后各学校最流行的剧本，然而也不完全是他的创作。他的剧本都包含一些不彻底而却最为五四时代人士所欢迎的社会思想。有时候竟藉着剧中角色，滔滔不绝地大发其议论，不顾破坏艺术上的和谐。但他原是演文明戏出身的人，所以也承袭了文明戏的余毒，一味拿自杀、恐吓、手枪、揭破、忏悔等紧张情节来刺激观众的神经。虽然太受当时幼稚观众的欢迎，后来却成了他艺术上致命的创伤了。 蒲伯英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校长，著有《阔人的孝道》与《道义之交》。都是以刺激手法，来攻击官僚阶级和社会各种腐败情形。因为作者在新旧官场中混迹甚久，于官僚的无能、卑劣，及其他龌龊不堪的情形，知道很是清楚，所以写来颇能逼真。他虽然对新剧是半路出家，所发议论多偏于“直觉”，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但他的态度真挚严肃。他对于中国那些不合理的旧剧，抱深恶痛绝的态度，曾在晨报上做了许多极激烈的抨击文章。 欧阳予倩本为春柳社中坚分子，善唱悲旦，后改京剧之青衣花旦，有一个时期曾与梅兰芳并驾齐驱。所编新式话剧有《泼妇》、《回家以后》、《屏风后》等等，注重趣味，论者谓其亦不脱“文明戏”典型。其代表作为《潘金莲》，取《水浒传》潘金莲的故事，而加以新的解释。大意说潘金莲为一个性甚强，富于独立反抗精神之女子，可惜受了经济环境的压迫，被卖于某大户家作使女。大户爱其色，欲收为姬妾之一，金莲誓死不从。大户恨之刺骨，故意将她嫁给一奇丑不堪的武大郎，以为挫辱她之计。金莲本具有希腊女子崇拜“肉体美”和“男性的力”之特性，嫁武大后，郁郁不得志；适遇武松，投其所好，倾心爱慕。但武松为一受传统礼教思想所束缚之青年武士，不肯接受金莲之爱，金莲不得已只好将一片热情，暂时寄托于体格武技比武松差一点的西门庆身上。其实她对于那土豪的人物，心里是不爱的。后来酿成与西门庆谋杀武大郎，被武松在武大郎灵前杀之报仇时，才向武松吐露其最后之深衷，一笑而死。此剧演出时，颇博得社会好评。黎锦明作文，尤极推崇。 蒲伯英死了，陈大悲一蹶不振了，欧阳予倩后来也没有什么新式话剧发表了，但熊佛西还相当活跃，所以他在上述诸人中成就较大。他的著作有《佛西论剧》、《青春的悲哀》、《佛西戏剧》一、二集。他是个喜剧家，善作“讽刺的喜剧”（comedyofsatire）和“趣剧”（farce）；《洋状元》、《喇叭》可以代表前者；《艺术家》可以代表后者。他又爱作“教训剧”，如《一片爱国心》及“寓言剧”，如《蟋蟀》、《童神》、《诗人的悲剧》。 《洋状元》是一个三幕剧，大意说一个磨豆腐人的儿子叫杨长元，偶然随着一班华工到外国混了几年，回国以后冒称得了博士，乡人遂呼之为洋状元。他呼父母为“老同胞”，自称“本状元”，把胸前插着的自来水笔捏称为“自来电枪”，说这东西极厉害，只要一揭开，就会发出万道电针，不用说人撞着要成肉饼，就是千山万岭，亦削得坦平。村里有一位富人杨百万，因怕土匪来抢，迎洋状元为其保镖，问答之间，笑话百出。下面一段话可见一斑： 百万：请问外国人既是这么厉害，他们的国粹究竟是什么？ 洋状元：菠菜？我们外国没有菠菜。我在那边十三年，从来没有吃着菠菜；可是芹菜、大蒜、葱、芥菜、萝卜都有，就是没有菠菜……百万：洋状元，哈哈，我说的是国粹，并非菠菜！哈哈！哈哈…… 洋状元：Youmean锅铲？no！我们外国炒菜不用锅铲，吃饭亦不用筷子。 百万：我问的亦不是锅铲。是国粹！ 洋状元：哦！我知道了！Whatyoumean！你说的是棺材——死人睡的棺材？对不对？ 此剧的大旨是讽刺留学生的。写到乡人甲乙丙均愿以其家所有的鸡鸭等物孝敬洋状元，但乡人丁则说自己家里穷，没有东西可以孝敬。只有一头狗是舅爷的。他舅爷在上海某家做厨子，东家出了洋，他也跟了去。于是洋状元问道：“你舅爷的东家出洋买了一只洋狗回来？对不对？”答道：“不。他出洋的时候带了一只土狗同去，后来又带回来了。所以人家都叫那只狗为‘洋狗’，因为它是出过洋的，而且还会说几句洋话。哪知他带那只狗回国来，不上三年，自己就一命哀哉了！”“现在这出过洋的狗还在你舅爷家里么？”“在，在，我想明天到舅爷家里要来孝敬你老。因为你老是洋状元，再配上一只洋狗，岂不成了很好的一对么？”像这种露骨的讽刺，剧中到处都是。虽然可以迎合浅薄观众的心理，获得舞台上暂时的效果，却缺乏讽刺剧真正的艺术价值。 《喇叭》也是个三幕剧。乡下女郎冬姑与表哥逢生原有婚约。后村中来一善吹喇叭者，无姓名，自名为喇叭。每一吹奏，全村辄为颠倒，冬父亦为所迷，延之至家，日夕使鼓吹为乐。喇叭渐盅惑冬姑，逐逢生去，与冬姑结婚。且看喇叭与冬父的问答。“好听！确是好听！比普通吹鼓手的确吹得好听！你真不愧为喇叭专家，你这种吹法是谁传授给你的？”“是家父传授的，家父又是先祖传授的。”“如此说来，你们一家子都善于吹？”“对，我们全家都会吹。会吹不稀奇。但要吹得圆转，不费劲，不吃力；要吹得人家不讨厌——人家听了还要听。不善吹的人，吹了头一次，人家就不要听第二次；我可以吹得人家百听不厌。”但这个喇叭除了善吹以外，无一长技，在他家三年，把个小康之家，弄得一败涂地。于是夫妇勃谿，毫无生趣。后来冬姑怒极，掷以绳刀，要他从此脚踏实地的干，否则以二物自杀。最后是“喇叭将绳子拾起，似要自缢，忽中止。继将刀拿在手中，似欲自刎，又无勇气。复鼓起劲来去挑水桶又无力。最后还是把喇叭拿起来，大吹特吹，仍希望能将冬姑吹回头，无奈终见不到冬姑的踪影，只听见冬父在里面大吐特吐。不得已，只好往对面村庄里吹去。”这是拿喇叭象征实际毫无能力，而口头却能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全剧皆以诙谐组成，令人绝倒。不过太谑画化，遂与《洋状元》同一浅薄。 《蟋蟀》是个四幕剧。假设印度幽古公主漫游中国，寻找“和平石”，有周仁、周义、周礼兄弟三人联名向公主求婚。公主赏识他们的义气，与他们缔交，宣言谁能找到“和平石”就以身相许。谁知他们为了想单独得到公主，素来友爱的变成仇视了，素来和平的变成了忿争了，素来正直坦白的变为阴险诡诈了。结果，他们兄弟三个竟为了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而死。所以幽古公主绝望地高叫道：“不要了！不要了！这地球上绝对没有能医好我的伤痕的药！我这伤痕，是永远不能医治了！”又说，“这真是一场大梦，如今我这梦算做醒了。然而我已经害了你们，害的你们兄弟互相残杀！这亦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你们是仁兄仁弟，骨肉相爱的，谁知你们也是普通的兄弟！唉！我这场大梦于今总算做醒了！到于今我才知道这世界处处都是一样，唉！”作者形容出产“和平石”的和平山有狮子洞、天泉、仙人村、虎豹窝、凤凰厅、长虫穴、黑风洞、和平寺。欲得石者必先经历诸险境，盖亦模仿梅脱灵克的《青鸟》、彭扬的《天路历程》而然。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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