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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娶亲


  “男大当婚”,诚哉其言。即令是傻子,树春也到了该娶亲的岁数。更何况,有人看上了他,喜欢了他,爱上了他,自愿要和他缔结百年合好的婚约。所以,哪怕街坊四邻那些戴双色眼镜的摩登少男少女们怎么起哄架秧子,树春还是堂皇地宣告他要娶媳妇了。他的媳妇不是秃麻瞎拐,不是疯傻呆痴,是个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姑娘,谁眼儿气也不行。
  傻子娶亲,四邻轰动。老太太们自不必说,连那些威严的老爷子们,也在晒太阳的胡同口影壁前庄严地集会,商量着给傻树春凑份子,送给他点儿实实在在的礼物。他们还议决,请皇侄——过去大清皇族的后裔——那位白头发的画家代表全胡同儿的男性老人,送一幅对联给新郎,以表彰他的傻劲儿。
  树春姓高,今年29岁。他爸活着的时候是个中学校长。那可是老资格啦,北京解放那年,从老区进城,接管学校。先是当主任,后来就是校长,一直到死在那个岗位上。树春的妈,比他爸早死两年。从1960年起,她就病病歪歪,揪斗老师的革命洪流,吓坏了这位山村妇女,1966年秋天,她就抛下了15岁的树春,阖上了眼。树春原来住在姥姥家,1966年春天才进京,也没上学,就在家伺候妈妈。他长得五大三粗,推个光头,俩大眼儿老是直愣愣地盯着人。少言寡语,偶尔蹦出几个字儿,也是有头无尾缺后音儿,好像刚说出来就让人用刀砍掉了后半截子话,外带语音混沌,真仿佛天生的不会说话。
  可您别跟他下象棋。整条胡同儿的老爷子全是他手下败将,包括那位皇侄。皇侄老人有一段岁月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年隐居不出,把自己深锁在四堵墙壁之中。也许是从门缝里传进了傻树春的名声,这位博弃老手撕毁了闭门拒客的戒严令,偷偷地把树春请进自己的斗室,跟他连下三盘象棋。唉,老爷子输了,输得惨。第三局,老爷子完全忘了皇家贵胄的身份,竟然要悔棋。树春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把攥住老爷子的手,瞪着眼直撅撅地说:“搁下,不许悔步!”那手劲儿真大,仿佛全生命的力量都放在那巴掌之中。皇家老爷子只好红着脸放下棋子,手腕子上五个手指头印,溜溜儿存在了三天。可老爷子却尊敬这位冒犯者,持着白胡子说:“他办什么事儿,都好像把整条命都搭上啦!”
  这是恰当的评语。树春每天一早准到他爸爸当校长的那所中学去。他不是去上课,而是蹲传达室。来电话啦,他接,有上句没下句地回答:
  “他上课呢,下课再找他。”
  “十二点再打电话,早了不行。”
  “电话不给找学生。你上他家找。”
  邮局送来报纸,书信,他照着订户单一份份分好,然后仿佛执行最神圣的任务一样,挺着胸,昂着头,两腿直不楞登地紧倒腾,挨家挨户走遍整个胡同儿。他那“登登登”使胡同发出回响的脚步声,轰开了家家的大门。有谁想取牛奶、买香烟,取邮包、买煤球,大事小情都可以托给这个傻小子,他会把整条命搭上,完成您的嘱托。最不起眼的小事,他也看做仿佛他是专为办这件事而生下来一样。就是不能谢他。您要给他个苹果、鸭梨唔的,他会涨红了脸,要跟您拼命。这条胡同所有这所学校教职工家属,谁都离不开他,可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瞧不上他,拿他打哈哈,叫他傻子,拿他的傻劲儿开心。
  那年夏天,一阵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校园,树春的爸爸成了“走资派”。
  那天,一群激动地流着泪水的小将,捆起了老校长,给他脸上涂上油彩,激愤地控诉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树春夹着报纸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直愣愣地瞧着。呆了好久,他才离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依旧分发报纸。
  当天夜里,他以他特有的耐心和毅力猫在校门口的墙旮旯里,一直等了一宿。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当被革命的烈火烧起旺盛的精力,“革命领袖”们开完了战斗会议步出校门的时候,树春抄起一块大砖头朝“一号勤务员”的额头扔去。自然,这种“反革命阶级报复行为”,惹恼了怒火中烧的革命战士。头缠纱布的“一号勤务员”命令捆起这个“反革命”,吊在学校的老槐树上。打过三巡以后,又召开批斗大会。树春被五花大绑,被四个人按在台上。他呢,头也不低,直愣愣的眼光冒着火,紧咬着下唇。胡同里的老太太们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跑到小将们面前求情:
  “饶了他吧,他傻!缺心少肺的!”
  “别打啦,打坏了怎么办?”
  是啊,他傻,而且年龄也小,够不上反革命的资格。小将们高呼了一阵口号之后,拳打脚踢一顿,宣告对他“实行监督改造”!
  于是,他每天扫街。黎明即起,洒扫胡同。于是,自此以后,他经常挨打。各种各样的人,谁高兴都可以打他。他是“小小反革命”,“傻反革命”。有人因为他“反动”而打他;有人因为他傻而打他;有人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开心而打他。他呢,经常带着满脸的抓伤、砸伤、裂口、青肿而低头认真地扫着街。然后,又夹起报纸,瞪着木然的眼睛,直撅撅地挨家挨户送报——这是他自己挑选的义务工作,谁也没分派他呀。
  有一天,“一号勤务员”勒令他停止送报,而且从他手中抢去报纸。他直勾勾地盯着“勤务员”,仿佛听不懂他的命令。忽然又从“勤务员”手中抢过报纸死命地夹在胳膊底下,任拳打脚踢也不松手。那天,他又被关在小黑屋里“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成绩表现在傻子全身:遍体鞭痕。
  这次皇侄出面了。他以国务院明令被保护人的身份讲情,领回了傻子。
  三天以后,树春依旧胳膊夹着报纸,蹒跚在胡同里。他好像是真的更傻了。两只眼里是浑沌的光,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了。
  接着,秋天,他妈妈死了。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只被押解着回来了一个钟头。树春在邻居的帮助下给妈妈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又排了一星期的队,才把妈妈火化。任何一个放置革命群众遗骨的场所都不接受这“反革命家属”的骨灰。树春只好把妈妈的骨灰盒子抱回来,放在五斗橱上。当天夜里,他冒着冷嗖嗖的秋风儿,在院子里溜溜儿坐了一宿。
  过了两年儿,他爸爸也死了。揪斗这位老校长的小将们也一批批离去,对树春的看管也自然地不严紧,而终于没有任何拘束了。自由,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特别是没有任何进项,肚子天天自由地叫唤的时候。自由了的傻子此时却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他让穷和饿逼的整天猫在墙旮旯里,一动不动地躺卧着。可有一宗,只要报纸一来,他还是拖是两条腿、慢慢地挨家挨户分发。邻居们,这个给他一碗饭,那个给他一块饼。只要他吃了谁家一点东西,他当天就报偿给人一次体力劳动:搬蜂窝煤呀,倒垃圾呀,买面、送信呀。直到那个飘雪的冬天,他病倒在冰冷的小屋里为止,他没有白吃过任何一粒米。
  又是那位皇亲国戚,撬开了树春的门。老爷子两眼含着泪,把他送到医院。胡同儿里的老太太们,自动地开了一个会,一个个流着泪自我检讨一番,数叨自己怎么忘恩负义对不起傻子,怎么没了同情心,让这么个大实诚人差点儿死去。一个老太太还发誓,等傻子出了院,她要认他当孙子。
  可树春没有给任何人当孙子去享那份清福,而是到皇任家里当了“保姆”。不,保姆应该是女性,现在统称“阿姨”。他是男性公民,该怎么叫呢?字典上暂时还阙如,一时也难以杜撰,更何况他实际上并没有担任这项工作。说他是皇侄的学生、弟子倒更恰当一些。皇侄大半也有个傻劲儿,他竟然要教给这位“缺心眼”的小伙子念《古文观止》,外带教他糊风筝。树春在“王爷府”的日子究竟过得怎样,胡同儿里的街坊不大了然。因为那四堵高墙、一扇大门,还没有解除戒严状态。只是傻子每天上街买菜,人们见他的脸,一天比一天红润起来,眼里的光芒又渐渐活泼了,虽说还是直愣愣,但那是与生俱来,只要消失了那浑沌,便是他复苏的征兆。
  可是,有一天,他忽然逃出来了,回到他自己的旧居,任凭皇侄老爷敲门捶窗,恳求哀告,他也不开门。街坊们都纳闷儿,问老爷子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红着脸说;“这傻子,不成心骂我吗?您各位瞧,瞧哇!”老爷子抖动着手里一个破旧的练习本儿。
  一位老师接过来一看,上面是傻子记的流水账:某月某日早餐几两,吃的什么东西。午饭又是米饭几两,菜肴几样。逐日记载无一遗漏。此外,还有衣物用品,零用钱钞,样样载明。
  “他这是要还我账呢!”老爷子嚷着说:“噢,合著我是放账的!过去我是贵族,怎么着,今天还剥削人?这小子,这不是骂人吗?!”老爷子又要掉泪儿,不知是生气,还是心疼。
  街坊们都来相劝,双方达成折衷协议:傻子自立后,娶亲前,奉皇侄如亲祖,这才各自安心。
  其实,双方各有打算。老爷子想,能有人愿意跟傻子结婚,大概齐不容易。因此自己可以一辈子有个义孙,可以使傻小子终生有安居之所。树春呢,准知道没人嫁给自己,自己可以侍奉老爷子终生。俩人各有一本账,可出发点相同:傻子绝对娶不上媳妇。
  生活就是这么奇怪。你想去奔,往往不来;从未想过的,也许会涌到你面前。
  树春从未想到过男女间的情爱。他不需要这个,就像他不需要上月亮里去溜达一趟一样。可爱情找上了他,而且那份儿固执,那份儿至诚,那份儿热烈,让傻子那心也烧起了火苗儿。
  打倒“四人帮”以后,树春进了街道工厂。这自然是邻居们的功德。他在那小厂子里,放射出他全部的活力。最累最脏的活儿,他都以万分的专注来完成。而且,他那糊风筝的本领迷惑了多少人的心。当春风袅袅的季节,树春总是陪着皇侄老爷子到天安门广场去,把那小燕子、老鹰、大蝴蝶,以及千姿百态的风筝送上高远的蓝天。每逢这时候,他的眼里都闪着明灿灿的光盯着和白云追逐的风筝,好像心也飞到了纯净的天空里。
  工人们喜欢他,可姑娘们瞧不上他。跳扭摆舞、穿高跟鞋、听邓丽君的女郎,哪一只眼会看上个傻子?除非她也缺心眼儿。
  可有一位姑娘,跟树春同一厂子的工人玉芬,不傻不呆,虽不能说貌比芙蓉,可绝不比任何一位自以为可当电影明星的姑娘们丑。她偏偏看上了傻树春。而且,这位团小组长有天晚上把树春拉到路灯底下,对他实心实意地说:
  “咱俩交朋友吧,我喜欢你!”
  树春生平第一回真正地犯了傻。他呆呆地瞅着玉芬,好半天蹦出俩字儿:“我傻!”
  玉芬说:“不,你实在,像块透明的玻璃,心里头没有一点儿脏!我爱你这傻劲!”
  傻树春突然抱住头跑了,跑回自己的旧居,锁上屋门,号啕大哭!
  他被鞭打的时候,他没哭;他妈妈死去的时候,他没哭;他爸爸含冤去世和昭雪平反的时候,他没哭;他孤独地病倒,以软弱的生命同整个颠倒的秩序抗争的时候,他没哭。可是当他获得了爱,获得了一个少女纯洁的心的时候,他哭了,整整哭了一夜,好像把十几年来,被人当做傻子,当作白痴,当做玩物,当作可怜虫的委屈、悲愤,一起哭泄出来;把对正直的邻人们给他的关切、温暖,一起用泪水加以讴歌!
  就这样儿,傻子娶媳妇了。
  婚礼开始了。一对新人甜甜地笑着站在春天的阳光里。皇侄老爷子既是家长代表,又是贺喜的宾客。他给新人送上一副对联:
  任寒霜冷雪频相加,直挺挺一个傻子;
  喜暖雨熏风勤护持,活泼泼两位新人。
  人们鼓掌叫好。几个小伙子吹着口哨哄笑着:“瞧这一对傻帽儿!”
  可是更加清脆的爆竹声淹没了这哄笑。
  一位老爷子大声说:“让他们唱个歌吧,今儿是个好日子。”……
  当天夜里,树春把缀着“新郎、新娘”绸带的两朵大红花放在他爸爸、妈妈的骨灰盒子上,好像让两位老人在天国里重新缔结姻缘。您说,他这不还是有那么点儿傻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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