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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的小说为高了。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因为明知道这是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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