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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本文为作者发表杨刚一封来往书信时写的附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杨刚来往书信，大约有五六封，这是仅存的一封。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报》馆信纸，因为她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那年四月初，我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转船回上海省亲。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吴经熊、叶秋原的介绍，在天主教的真理学会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校阅一批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 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在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在真理学会工作。一人一间办公室，堆满了从大陆各地天主教会运来的文稿和原本。这工作也十分紧张，我每天要审定一二万字的译文。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计划办一个暑期讲习班，培训香港青年。在筹备期间，杨刚来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当然不会推辞。 真理学会在坚道，我们就在坚道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讲习班的筹备处。我每天下班后，就到那里去负责办理一切报名、注册、登记事务。忙了一个多月，讲习班借中华中学的教室开学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讲两堂课，讲的是爱国主义语文，如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之类。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和杨刚见面的机会较多。这一封信，就是她来找我做讲习班筹备工作时所写。暑假完了，讲习班结束，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已非乐土，我仍带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间，应福建之聘，独自乘小轮船来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杨刚的胞兄羊枣在福建牺牲。杨刚来福建处理后事。当时我在长汀厦门大学。杨刚从江西赣州来，在长汀停留了几天。她来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长汀人，离乡多年，只剩几家堂兄弟了。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听说她任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时逝世了。 杨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诚恳。她这封信的最后一节，我当时看了不知所谓何事。问她，她笑笑不说。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杂志，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号上发现了一篇杨刚的小说《一块石头》，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过几次信，大约是鼓励她继续写作，像我对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样。 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 （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住。 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 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问您好。 杨刚上 四·廿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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