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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解放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的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性欲或性行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 ①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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