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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也正如一般的学童一样，常常喜欢托病逃学。最普通而容易假装的大概总不外乎头痛、腹痛这些病。一生了病，除了可以得到一天堂皇的逃学外，还可以得到许多额外的小食。云片糕，半梅，摩尔登糖，这些东西都曾经是我小时候病榻上的恩物。不过，这种托病逃学也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得吃药。母亲常常会从床下的药箱里取出一块神曲或午时茶，或到厨房里去切了几片干姜，煎着浓浓的汤来强迫我灌下去，倘若我所装的是腹痛病的话，她有时还得着女仆到药铺里去买些皮硝来，给我压在肚子上。在这方面，我倒有些畏惮的。所以有好多次，我虽然曾经因为想逃学，想多得一些小食而托病，可是却又因为害怕着那些苦汁和冷湿的消食药而取消了我自己的动机。 在童呆时候是生病时少，托病时多；在弱冠时候，是以为生病尚且可耻，遑论托病，到了现在，屏除丝竹入中年，又不幸而撄了淹缠的胃病；一年三百六十日，倒是生病的日子多而健康的日子少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中，我确初次地经验到了生病的几点值得礼赞的地方。 现在不像小时候那样了——也许这是因为我的病就在胃的缘故罢？——我现在生病的时候倒不大想吃，我以为卧病在床，第一的愉快是可以妄想。自从踏进社会，为生活之故而小心翼翼地捧住着职业以后，人是变得那么地机械，那么地单调，连一点妄想的闲空也没有了。然而我的妄想癖是从小就深中着的。惟有在发病的日子，上自父母，下至妻子，外及同事都承认我可以抛弃一天的工作，而躺在床上纳福，于是这一天就是我的法定的妄想期了。我倚着垫高的枕，抽着烟——我不懂医生为什么不禁止我抽烟呢，我想，烟对于我的病一定会有坏处的，然而倘若他真的禁止起我抽烟来，我恐怕未必会像依从他别的劝告那样地遵守罢。你如果知道一个耽于妄想的人对于烟的关系如何密切，就能够明白了。所以，我现在抽着较好的烟，譬如那“theyaremild”的“吉士牌”之类的东西，至少也是一种消极的治疗法。我看着烟云在空中袅袅地升腾着。我很慨叹于我不能像张天翼先生那样地把烟喷成一个个的圆圈儿，让它们在空中滚着。于是我的没端倪的思想就会跟着那些烟云漫衍着，消隐着，又显现着。我有许多文章都是从这种病榻上的妄想中产生出来的，譬如我的小说《魔道》，就几乎是这种妄想的最好的成绩。 生病又能够使我感到人类的很精微的同情心。本来，在小时候托病的日子，母亲的那种忧愁和匆忙的情形，就应该使我深感了，可是我那时目的在逃学与多吃，而且我的迟钝的神经似乎也不会感受到这些。现在，我却分明地觉得一切的人对于我的同情心，是会得跟着我的病而深起来的。母亲的自言自语的祈祷，父亲的在客堂里绕室巡行，妻坐在床头料量汤药，沉静得有一种异常庄肃的颜色，孩子们一走进房门，看见了他们的母亲的摇手示意，便做出一种可笑的鬼鬼祟祟的姿势，蹑足地退了出去。同事和朋友们来探望时也似乎比平常更显得亲热，好像每个人都是肯自告奋勇来医好我的样子，倘若他们有这个本领。 这种精微的同情心的享受，使我在健康的日常生活中，每常感觉到人生的孤寂的时候，便渴望着再发一次病来重新获得它们。有一位厌世的朋友曾经嘲笑过我，他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我想，即使是假的，总比没有好些。 此外，对于我这样贫寒的生活，生病有时也是在发生经济恐慌的时候的一种最好的避难法。当我额角上流着冷汗，胸胁涨痛得嘴唇都惨白了的时候，即使钱囊里已没有了最后一个银币，或瓦缸里已没有了最后一粒米，妻也不会像平时那样地来诉说的，她会得自己去想办法；或者，当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已而来对我说，我也可以很容易地凭着一个便条而向朋友中去告贷，这是从来不会失望的。不过，这种情形，在良心上似乎总好像有点对人家不起，所以，不是在真的病倒了的时候，我不愿意采取这种方法。 然而为了耽于妄想及享受同情这两个欲望，我至今也还如小时候企图逃学一样，喜欢“借病”。“借病”这个名词是我自己创造的，那意思是本来有点病，然而还不至于必须卧床不出，但我却夸张地偃卧着了。因为毕竟是个成年人了，本来无病而托病，终究有点不好意思，虽然心里未始不想再来一下。 贾宝玉是个多愁多病身，据我想象起来，“多愁”似乎不会有什么趣味，虽然诗词中常常有愁的赞美，然而一个人如果真是镇日价摆着一副忧愁眉眼，也反而觉得滑稽了。至于“多病”，从我这样的经验去体会起来，我是赞成的。不过贾宝玉对于他的“多病”作何感想，那可不得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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