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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因为在读到《新青年》杂志的前一年，我方在中学校里读书，那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响。我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一直追上去读《豫章集》，《东坡集》，和《剑南集》，这是我的宋诗时期。那时我原做过许多大胆的七律，有一首云： 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情几洄澓，苍皇人事有波澜；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 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研究旧诗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于是我欢喜得了不得，做诗人的野心，实萌于此。以后又从宋诗而转读唐诗了。这一转变的机缘是很有趣味的。那时我在中学四年级，要读《纳氏文法》第四册。我家里本来藏着黄布面的《纳氏文法》第四册有二十余本之多，那是我父亲在“光复”的时候从“学堂”里“揩油”来的，一向没有用处，这时市面上所有的《纳氏文法》多已经变了蓝色纸面的了。同学们看见我有黄布面的，就追问起我那本书的来历。于是我就做了一笔生意，把其余的几本黄布面《纳氏文法》都卖给了同学。但是我觉得似乎不好意思以“揩油”来的东西卖钱，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来，请他们各人到扫叶山房去买一部诗集来交换。这次交换得来的诗集却都是唐诗，《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一时聚集在我书斋里，这不得不使以前费了工夫圈点的宋诗让位了。在这些唐人诗中，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纸封面，黄绫包角的《李长吉集》使我爱不忍释。它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甚至还引起了我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我酷爱精装书本的癖性实在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摹仿了许多李长吉的险句怪句。《安乐宫舞场诗》就可以作为我那时的代表作。 高甍接栋破天起，日暮张灯白江水。叩弦裂管一时繁，绮箔憧憧閟娇美。吹兰嚼蕊浮空脂，粉縠遮光荡眸子。叉腰垂手迥轻鸾，毾氉乱落金钗铒。搓烟点雾月华紫，不辞踏碎拖珠履。百丈游丝罥春树，抱月飘云为郎死。掌中偷掏相思字，星眼斜飞做淫媚。纵雨腾花意不支，颊上红霞扑人醉。筝铜浅涩箜篌喑，明烛千枝落残穗。楚罗之帏喷冷香，阿郎枕断吴娥臂。锦衾不羡汉仙人，贴脸缝唇合情泪。不知门外玉骠嘶，长教朱轮点苔翠。 可是这时期并不长久，胡适的《尝试集》在我学期大考的时候出版了。我以一个暑假期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但是我从他的“诗的解放”这主张里，觉得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兴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 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 那时候，我曾用了各个不同的笔名寄诗到邵力子先生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去发表。虽然是浅薄到了不得的东西，但在我个人是很值得纪念的。 这时候，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许多短篇被寄出去了，过了十天，十五天，二十天，除了《觉悟》上给刊载了一二篇之外，大半都退回来了。还有一小半呢，它们的运命是不可知了。我不自觉自己的幼稚，我只要发表。此路不通，则另谋彼路，于是我投稿《礼拜六》，《星期》这些杂志了。所以，到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经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我那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中学毕业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选》，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选》。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选》，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这两篇的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我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是，在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诗人，差不多在每一个载着诗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然承认我们现代的新诗在形式上应该跟着这条路去求发展，而在精神上，却想竭力避免他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种感伤。我企图着，我想对于新诗有较好的进步，正如对于小说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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