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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一直以来都很出色的，初出道时就让人惊讶，感到有点不可测。朋友当中，好像他更沉着，更稳健，更有脑。他的藏书从来垒得高高的。他的谈吐就像从那些藏书中走出来似的，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眼界。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写作，挺羡慕他的。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也有不少分歧处，他或偏重理性，我或偏向感性，我写诗，他写小说，有时也摸不到一块。这么多年，我们虽不敢说什么肝胆相照，但相濡以沫是十足的了。他的思路，我的思路，彼此都清楚，一触即可抿嘴而笑。所以，我们大抵都可拿对方开涮，或臭美一番。朋友间的这种态度，不弄虚作假，是很有裨益的吧。一时的难堪或面红耳热引起的反省和警惕是值得的。商河或是面皮薄些，我是老厚老厚的啦，不会伤到哪儿去的。他的诗集《万叶飘零》、散文集《颤栗的枝条》出版，我认为那是他的杂活，虽然也有不少好的玩意儿，就不胡说些什么，因为好与不好都伤他不大，他的身份是小说家呢。这 次他的小说集《忧郁之年》出版，意义就稍有不同。 我把这本小说集从头翻到尾，慢慢的我就看到一些什么了。从1991年到1995年的小说(此集只选入这几年间的小说)，商河大致还处于一种青春期的抒情状态，他的叙述以抒情为基调，这方面他可能比另些人做得好些，藏得隐蔽些，格调高雅些，但笔触仍属此类型。这也合乎常理，他还年青着呢。而且一批同代的青年作家正进行才华和智慧的集中演练，成了那时候的流行色，是很自然的。商河具有良好的语言天赋，广泛的阅读又丰厚了他的这一色彩，他的优越感是很强的，他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了这一特色，使他的作品更加鲜明了。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或更多地沉溺于此。他甚得意的中篇《花丛中的朱熹》，短篇《沉默与呼喊》可谓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更不说其它如《去冬的回忆》、《绿荷灯笼》、《鲜桃》、《友光和桂花的故事》、《鹿回头》等等。抒情状态或许更能让一个作家的才情得到最佳的表现，更奢侈地挥霍他的语言天赋，同时掩盖他的生活面的窄狭以及生存意识的匮乏。我们在阅读中总觉得这类作品审美性有余而穿透力、洞察力、震撼力不足，留下遗憾和叹息。当然，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相关。商河解释说他是观念先行的。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艺术靠什么支撑的?是观念还是事件?抑或是两者有机的结合?将观念化作事实?当然，作家要有个性，要有他的独到之处，问题是怎样把他的个性落到实处，而不是所看到的普遍的华而未实的一面。另外，由于抒情的方便，商河喜欢把他的小说当作"风景画"来描绘，笔墨浓厚和绚丽。无疑，理想属于青年，抒情属于青年，商河借助此抒情一一展开了他的"理想图画"，他的童年经历，青年时代之梦，以及他的"历史事件"，都从他这个"抒情主体"展开，他的有意识的时间和空间的"模糊性"，背景的"不确定性"，或说"拉开距离"，是为了更容易进入"画面"，从而避开现实和对现实作出本能的拒绝。这体现出商河的唯美倾向和对艺术的纯粹追求。问题是这种抒情状态仅着重于语言和词藻，本质的抒情恰恰放弃这些，着眼于人物和事件，不要求语言的"纯粹"，而要求事件的"纯粹"。 由抒情状态所营造的"诗意"，也是商河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商河的小说里面，耀目的都是一些颇似"诗"的句子，这种"诗句"使他的语言显得简洁干净，洗练悦目，极具雅趣和欣赏性。诗化句子以及文体的"诗意"同样是抒情状态的良好表现，在增强审美感的同时，忽略和削弱了小说细节的具体和生动，细节恰恰是小说潜在的那份的诗意，这样，抒情状态在寻求"诗意"的时候容易失掉真正的诗意了。《流沙》从内到外颇似一首"诗"，把小说写成这种"诗"，不知商河有什么想法。其实，年轻时期所认识的"诗意"，更多的是一种诗化的表述，人生的曲折经历和体验，认识加深，我们才逐渐发现真正的诗意乃是一种境界，是诗的境界，是生存所体悟到的高度，那种具有切肤之感的"真切性"，而不是抒情状态下的"隔靴搔痒"。诗境要求更简朴直接、更扎实平静的叙述，不动声息地寄寓于人物、故事和事件里面。所以，从抒情状态转入叙事状态，是同代作家面临的更高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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