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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午渐渐的发黄了。不知为什么。刚才，我昏昏沌沌地睡了一个午觉，眼下起来趴在桌子上，盯着半开着窗户的外面的景象，那么黄像一种柔软而又具有韧性的物质从外面渗透进来了，进入视觉和脑子里；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干，不能读读书，打个电话，只得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愈来愈黄了，其中夹着很小的、肉眼不能觉察的雨，使地面斑斑驳驳地湿了起来。我想起去年的某一个夜晚。一切事物都像卷在旋涡里，而杨丽则像旋涡边缘的一颗艳丽的泡沫。我的一切都可以概括为一声呐喊：杨丽，救救我！而她总是笑我。大约她会觉得我只是无病呻吟罢了。然而，那时假若不是杨丽在我身边，那么我会随便喊一个旁人来救我的。蝴蝶，救救我。 我盯着窗台边的一盆茉莉花呆呆地看着。当然我知道它并不如我那般地寂寞乏味。然而雨终于还是由小变大地下起来；另一个窗户外的一棵紫荆树的叶子上面湿漉漉的，略一抬头，果然见到地面全都湿透了。车子辘辘地驶过，与地面上的水发生着激烈的争吵。一个姑娘打着红布伞向路那头走着。当然不是杨丽。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姑娘。我只能看见她的脊背。 而杨丽对世界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个字：丑。也许她当时只是针对一个化装太浓艳的女孩说的，而我却扩大到整个世界；但它的声韵的优美是让世界也感到羞惭的。 那么，一下子我便仿佛赤身露体地站在她面前，像一只精瘦的猴子那么丑！她笑了。眸子十分明亮。她清楚我这类丑陋的男人内心的渴求。但她仍让我伏着她处女的乳房喘着气。我在昏乱之中真想大声喊，杨丽，救救我！救救我！ 那晚我真的不敢抚摸她。我的手抖得那么厉害，仿佛快要死去一样。那么，我们的肉体暂时分开一下，让我们散散步去吧！我们离开酒店，穿过肮脏熙攘的墟市，向野外走着。路两旁点着煤油灯卖苹果、梨子和香蕉的摊档渐渐远了，她仍静默着不说话。假如现在说话会是很清晰的，连话语中的水份也可以辨析出来的。两边是一块接一块灰蒙蒙的田野，道旁种着农人的果树，远处山谷的采石场隐约响着机械和爆破的噪音。我们来到山上一座寺庙下边的亭子里，坐着。开始我们坐得远远的，渐渐是她主动向我移近，然后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样，我便嗅闻到一种茉莉花或丁香的清纯的香味，从她的头发、衣领、颈脖里慢慢飘上来；然而，我却开始出汗了，手心，前额，抹了一层冒一层，这寂静的初夜时分竟没有一丝风，周围的林木纹丝不动。那么，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呢？ 我的头脑几乎昏了。直到我后来躺回自己卧室的床上，仍不知刚才发生过什么事。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没有什么谈话的寂静空间里隐含着激烈的杀戮和残忍，现在回想起来，竟使我加倍的激动和思念；那夜的后半夜里我无法睡了，只得又起床坐在桌子前的靠窗位置。那时屋内外是靛蓝色的，与郊野的颜色大体相似；夹在我手指间的香烟比在酒店里抖索得更加激烈，肉体似乎濒临虚脱了。这大约是一个男人临死时的感受罢。 那么，在我身外发生很多事，我都不能参与了。杨丽也在其中。她在其中发生的事我可以想象得到但却不能干预和与她分享。她的笑，她模仿美神扭动她的腰肢，她将给人抚摸的双乳，以及她评价世界或一个女孩时说，丑，那种含混而悠扬的声调。是的，其实面对一个青春少女，我作为一个这样的丑陋男人渴望的并不是肉体的占有，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能让世界也探进头来分享。窗外是靛蓝色的，与刚才郊野的颜色大体相同。此外，我便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而且坐在椅子上也很难挪动一下身子。我并不是由于悲痛或失落；我对与我初次会面的杨丽丝毫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我不想挪动一下身子表示我仍末死去，仍对夜晚的颜色有最低限度的辨察力。叶子在微风中缓缓地摩挲着。甚至我能想象这时另一个男人正缓缓地、残酷地终结一名世上珍贵的处女。 我会大声叫道，喂，杨丽，你还是吗？我给她打电话。我一次次到她工作的酒店找她。很清楚，我是无理取闹或消磨时间。然后，她的头发、衣领和颈脖上的茉莉花或丁香的味道依然如故，偶尔会面时依然在暗处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很少说话，长时间沉默。我几乎不能认为一个称为杨丽的女子是真实存在的了。我用手抚摸着她潮湿的头发和温软的手。但我仍必须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填满杨丽这个苍白的画面。用抽象的概念和疼痛的想象塞进暗夜中这具散发着温热芳香的女子身体里面。 隔着一件朴素的、灰蓝色的宽领毛线衣，外面是初春时节，旁边一个无聊的男人观望着她，一个少女或一个抽象概念。一个鲜活的生命或饰花的死神。 我终于记不起在这个城市里我是怎么与杨丽失去联系的。其实时间不算长，如果我们的交往稍微深一些的话，不会那么快就像纸片一样散掉的。她仿佛只是说过，借我五十块钱吧，或者说，一个姓周的男人已经介绍给她一个收入良好的公司。然后是一个有点清冷的仲春早上，在市公共汽车站吵杂肮脏的候车室门前，她穿着灰色的机恤，里边是一件圆领的黑色线衣，帆布裤摺着边脚，脚穿一双厚底球鞋，不知什么牌子。另外她的肩背着一只瘪着的背包。她的脸仿佛失眠一样苍白,眼睛有点肿，嘴里喷出来的呵气有一种消化不良的酸味。她有那么多的老乡，谁也不理我，在一边边嗑瓜子边唧唧喳喳地用方言谈论着什么，几个人轮流用青灰的眼睛瞟瞟我。最后大约她于心不忍了，便走过来对我说，你上班去吧。就这样，十分简单的，然而又十分可笑和不解的，我与杨丽的几次浅浅的交遇便完结了。 今年初的一个夜里，我按朋友提供的地址寻找一个姓周的男人的外宅。所谓外宅，多处在市郊的一些新商品住宅楼，一般进城买户口的人图便宜住着，另一些便是周先生这一类人的外宅，用作养情妇或临时玩乐的场所。我骑着车，一只手轮流往嘴里送烟，袋子里揣着锐利的硬物。我那样子是不能暴露给那些机敏的人或警察的，当然我也没有用衣领或眼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职业杀手的荒唐模样。我随随便便地骑着车，甚至吹了吹口哨，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仇恨，过了桥，轮子和脚并用地走过那些刚竣工或未竣工的楼宇间空地，一汪汪的泥浆和碎砖块，一个个陷阱，一堆堆发着恶味的垃圾，在轮底下奔逐的一只只老鼠。然而这些地狱般的景况反倒使我内心宽阔舒坦起来。我上了五楼，手伸过铁栅敲响了一扇还未上漆油的木门。过了很久，屋子里边才传来一阵绒拖鞋沉闷碎散的拖沓声。然后我感觉有一只眼睛贴在木门中央的窥视孔里把我看了几分钟，我似乎还听得见这人猫一般的沉郁的呼吸声。“咔”的一声，门开了，露出了一个妇人臃肿的脸，短发，蓬蓬松松的，就像在镜前用怨愤的手狠狠蹂躏过一番，当然，包括她的眼睛，脬肿的脸，那是没日没夜沉睡的后果。我说，我找杨……她笑了，说出了我的名字。 这所装修豪华的屋子最主要的物件就是床。床是这屋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我无论坐在哪里仿佛都是坐在床上，我换了好几个坐处，但那些紫色、红色、黄色的绣花褥子仍使臀部感到刺痛。我像一般那些心怀叵测的男人那样坐立不安，喝着咖啡或茶，大口地吸烟，而她却垂头坐在一只圆小布凳上，手摆弄着床上那些五颜六色的褥子的边角。没有说话，长时间沉默着，最后，我只好说，杨丽，开始吧！ 她站起来脱去了身上的睡袍，赤身躺在巨大的床上，松软，是我手抚摸上去的感觉；没有一个男人折磨她，或者说那个男人十分怜惜她的身体，突然我的手却碰到了袋子中那锐利的硬物。于是我的手伸进袋子把它拿了出来，而她瞧也不瞧我一眼，半闭着眼睛，脸转向墙壁，腿微张开，那样子仿佛就是等着我趴上去似的。 我说，杨丽，你还是吗？我说。 我想她肯定会说，我早已经不是了；我早已经是人家的人了。那么，我会顺理成章地趴上床去，把那锐利的硬物揣在我的两腿之间。但是，她却把脸转过来，星眼朦胧，奶声奶气地用半夹着方言的南方话说，我还是的。真的，狗子骗你，我还是的！谁也没有动过我。 因此，这话是一种诱惑和吸引，从她的体内产生一种强大的、谎言和真实交杂的吸力，把我手里的尖锐的硬物吸入她的怀里。吸入。无论我接着怎么用力都不能改变方向或把它拔出来。在她的两乳之间，产生一个小小的红点，但很快便没去了铁器的乌黑的尾端；她声都不哼一下，便死去了。接下来我在考虑怎么消灭她了。我把她折叠成一张白纸，然后放在烟灰盅里，用打火机点燃了，几分钟后杨丽便成了一撮粉尘。 接着我似乎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又似乎听到警车悲伤的呜咽。仿佛有一个接着一群人冲进屋子里来，把我挤在角落里像挤一只蚂蚁。我意识到我像第一次会面杨丽时那样快要窒息死了。我仿佛喊道，周先生，饶命！ 这样，我结束了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的末尾，有一条通道，最后是一扇门，一打开门，便是熙攘嘈杂的市公共汽车站，一个人从人群走过来对我说，喂，你上班去吧。 “呀，你真的认识周志求吗？”申远说。 “我不认识什么周志求。”我说。 “哎呀，周志求也追过杨丽呢。我没见过杨丽。是他给我说的。你说巧不巧？”申远说。 “什么巧不巧？”我说。 “怎么不巧？过去周志求也是我朋友呀！”申远说。 “他以前也追过你吧。”我说。 “我那时在酒店干，他天天来约我。我也挺喜欢他的。他开一辆白色的车子，人家都说我是他的女朋友，又说我像一个南方人。”申远说。 “你是像一个南方人，要是你不纹眉的话。”我说。 “哎呀，我那时候傻乎乎的，只听人家说漂亮，后来眼都肿了。”申远说。 “你的眉毛是不是很稀？”我说。 “不，我的眉毛很浓的，你看。”申远说。 “又下雨了，秋天还这样下雨，真是反常。”我说。 “你还知道杨丽在哪吗？”申远说。 “我不知道。走了或者一把火烧掉了。你可以问问那个周志求嘛。”我说。 “我早就不跟周志求来往了。哎呀，他那样子长得就像一个歌星，憨憨的，又有知识，一打电话来，就叫，申远呀。又幽默，后来他看见我跟别人去吃饭，就不理我了。”申远说。 “要是我看见你跟别人去吃饭，我也不理你了。”我笑着说。 “哎呀，我真讨厌那些人，有一个大胖子，又请我吃饭，又给我买裙子、金手链。那些家伙存心想跟我睡觉罢了。”申远说。 “我也不是存心想跟你睡觉吗？”我又笑着说。 “你又没有钱。你什么也没有。但是你帮助我。”申远说。 “唉，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你不知道我也是一个坏蛋哩。坏透了。”我说。 “你怎么说自己是个坏蛋呢？”她笑嘻嘻地说。 “怎么不是？我帮助你存心是想跟你睡觉。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跟女人睡觉了。”我说。 “哎呀，我也挺矛盾的，本想不该来了，在家又呆不住，他们老想撵我出来找钱，我坐了八天车都坐昏了，谁给我找房子安顿几天我就会跟他睡觉的。”申远说。 “你以前还没有跟别人睡过觉的。”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人家睡过觉。我搂着很多男人这样睡过，心里觉得好像有了一个依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跟人睡觉。”申远说。 “跟人睡觉就是……”我说。 “哎呀，别说了，太难听了。”申远说。 “那么你从来没有跟男人这样干过？”我说。 “没有的。”申远说。 “在酒店也挺能攒钱的。但现在我安排你到厂里收入就低了。”我说。 “现在又没有事做，整天睡觉睡得人昏乎乎的，在厂干干也好嘛；要说酒店那些来玩的家伙都拿着大把钞票唬我们，其实他们都是公费报销的，养情妇啦，吃饭啦，买衣服啦，挺吓人呀！”申远说。 “其实，我跟那些家伙也差不多嘛。”我说。 “哎呀，你是一个书呆子嘛。周志求也是一个搞设计的大学生哩。”申远说。 “唉，现在才几点钟，天色愈来愈黄了。”我说。 “才四点半，雨很大了。”申远说。 “你真打算到厂里去干么？”我说。 “到厂里去。你不看见这一带的店子都查封了么？”申远说。 这时，一只白色的粉蝶在窗外的树枝间扑楞着翅膀，大约湿透了。申远在我身后的席梦思床上翻着身，也没说话。关于归宿。她说过南方和她家乡都不是她的归宿。她不知道她的归宿在哪里。“这样出来漂泊是挺茫然的，也很痛苦。但我不会找死。哎呀，活着真没意思，死掉就更没意思了，因为死掉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后可能会嫁到很远的北方去的，一个很穷的人；我以后会很潦倒的。”她说了几次。其实，申远知道，我就是一个南方人，我代表了罪恶累累的南方，贪婪，欢乐，空虚，计划周密，发展迅猛，潮湿而色彩丰沛；我把自己扔回床上，搂着她的腰，吻她干燥的、光滑而忧伤的前额。我知道我是一个腐朽得即将死去的人。 “申远，申远，你看我快要死掉了。”我说。 “胡说！你才三十多岁，那么健壮。”申远说。 “健壮就更容易死了。”我说。 “哎呀，那倒是的。那年我家乡有一个壮汉，喝完酒一倒地就死掉了。”申远说。 那么，我真想说，申远，你挺漂亮的，像窗外的那丛茉莉花，水淋淋的；还是留在南方吧，这里的发展那么好，好得我也感到莫名其妙；那么好的菜，那么慷慨的有钱人，那么令人激奋的歌唱和嘉年华会之夜，那么容易人家就往你的袜子和胸罩里一张张地塞钱……而且在秋天还有那么多的雨，那么黄的抑闷的天色；茉莉花那么快捷地落在地上变成漆黑的一颗颗小小骷髅。 “申远，我看你还是留在南方吧。”我说。 “对，留在南方，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板，然后咒他早早死掉。”申远笑着说。 楼下的小学忽然响起吵吵嚷嚷的声音。小学还有这样吵吵嚷嚷的声音是让人感到挺奇怪的。尖声尖气的女教师领着孩子们唱歌。另外还有上历史课什么的在乱哄哄地念着名词解释。男教师忽然吼道，“鸦片战争！”申远嘻嘻地笑起来，用手一个劲地推我的脊背。 “哎呀，那时我念中学还是班长，英语课代表哩；我真喜欢念书的，后来我爸爸没钱了，不然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啦。”申远说。 “你找了钱再念书也不迟嘛。”我说。 “现在我不想念书了。我希望我弟弟能念上去。我一直给他寄钱念书的。”申远说。 “再过一会儿可以去吃饭了。”我说。 “我一点儿也不饿。”她蹙了蹙眉说。 “你是不是很疼？”我说。 “哎呀，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又没有要求你做什么，许什么诺。”申远说。她慵懒地躺在床上，脸对着我，雪白的手臂弯着搁在乌黑的头发上；经常的情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缮后的工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打发相峙阶段中的沉默。那是相当可笑的，既不是培养情感也不是金钱交易，而是由互相帮助的感激之情慢慢地滑入，变质，由手开始，到两具躯体的接触，然后语言发挥作用，来解释和冲淡事件的滑稽性质，但作用不大，使当事的双方都压抑不住想大笑一场。最先的，她手捂着嘴，吃吃地笑出声来，身子扭曲着像一条艳丽的母蛇。我点着香烟。但烟也不能消除我狂笑的欲望，我两肩颤动着，我意识到笑在南方是一种善意的、道德的解释，一种宽容，因为南方在我背后也像最初的涨潮一样发出微弱的沙沙笑声。我知道笑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和申远都会在卧室里烟销灰灭的。小学救了我。那时小学里的歌声已经静止下来，而历史课的诵读声却变得齐整、清晰又嘹亮，就像一大堆珍珠落在一个金属盘子里，“鸦片战争！”男教师又吼道。然后孩子们齐整朗诵着： “一八四二年英国以我国禁烟为由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能的清政府一再向侵略者妥协，致使侵略者先后攻陷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兵临南京城下。在英军的武力威迫下，清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和英国签订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渐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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