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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三天来都很安静，我们开始听广播了。但是能够听清楚的，只有敌人汉奸的反动宣传。而且事情真有那么凑巧，第一回我们听见的广播恰恰便是北平方面对于贺龙将军的无耻可笑的攻击。 “自从共产党贺龙侵入河北以后，即凭其湘西人之蛮横，驰骋冀中，视抗战为彼一己包办之事。……” 接着便是一大堆想入非非的罪名，以及种种只有反动派才能制造的事例。 秘书抄好一份，正在踌躇是否应该交到司令部去，那个遭受攻击的本人走进来了。他的神色显得懒洋洋的，一进门便顺势在炕沿上坐下，右腿同时搁了上去，伸得笔直。他拿背靠着墙壁，眨眨眼睛，长长叹一口气。 “贺炳炎他们这几天在大清河才打得厉害呢。”他接着说，“都是整天打，一连打了三次了。” “那里面的老干部很多吧？” “是呀，我就担心老干部。一个营长在前天带花了。” 说着，他站起来，走向方桌边寻找火柴抽烟，并且就在桌子面前的圈椅上坐了下去。我们的青年秘书恰恰坐在他的对面。自从贺龙将军进来以后，他便一直暗笑着，现在，他终于把那张广播记录，擦着桌面送到他面前去了。 我们都不自觉地期待着贺龙将军的反应。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几行，便又立刻把它推开了，自信地笑道： “对敌人我是蛮横呢！难道还要同他讲礼吗？！这就要蛮横才好！” 他理直气壮地笑了。 他静静地抽起烟来。好像那些攻击、谣言，自己半生已经来遭受惯了，用不着把它们放在心上一样。但是，隔了一会，他又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民国十二年当混成旅长时他和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故事。那时候他正在长江上游的涪陵驻防。一天，一只日本轮船打从那里经过，他叫他的部下把它扣留起来进行检查。 在没收了船上私运的一批军火以后，他便放走了那只商船；但却扣留下两个日本浪人，并且押在部队里拖了两年。当其释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同他见见面才肯走。他的僚属都认为应该加以拒绝，不以为然。 “有什么见不得呢？你去把他们请来吧！” 于是他立刻接见他的外宾了。还有那个驻扎重庆的领事，正是为释放那两个日本浪人来的。 “才一见面，那两个日本人就开口了，”他一直讲述下去，“问我，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我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助长内乱！那个领事听到，把脖子都气红了—— 好红呀……” 他摇曳着停歇下来，脸上露出一种孩子气的愉快；但又立刻变严肃了，击了一下桌子，正色道： “同志！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很深呢！同那两个日本浪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的军法处长，叫张介一。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军火商人，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呀！对那个军法处长呢，不要说电报，连信都没有一封！”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对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狠狠抨击了一通。 “这太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愤愤地说。“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恨日本人厉害，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法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丫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川。我说，我只希望你办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一个秘书的熟人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谈话。当那位来客呆了一会出去以后，他似乎已经处在一种十分静穆的状态中了。 一条腿搭在椅子的靠手上，上半身子斜倾着，无挂无虑地抽着他的烟斗。 因为我们大家都沉默着，并且对他闪着期待的眼光，他忽又充满兴会地笑了，申言道： “你莫说，日本人很讲礼呢。走的时候我才送了一点盘川，他们那个感激样子呀，又是笑，又是鞠躬。那个领事还再三约我到东京去。我说，你们的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他后一句话说得粗声粗气的，并且哈哈大笑起来。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随后他又平静地笑说道，“林筱梅，就是林伯渠的弟弟，还有蔡松坡，才好大一点病呀？不过是牙齿痛！他给你一点药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日本人你都沾得么？所以就连那个领事送的罐头哟，洋酒哟，我才不吃！” 他笑得更酣畅了。接着又说，民国十六年，共产党中央原是要他到苏联学习的，但是第一，快要起身的时候中苏断绝邦交了；其次，绕德国去路太转；而最后一个原因便是他不愿意经过日本，认为日本的统治阶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这个说起来还是有利，”他结论道，“经历了十年的内战！” 于是他用手掌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微笑着，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其间，一个同志谈到江西的战况，南昌的守卫和鄱阳湖。他倾听着，忽然静静地站起来了。沉吟道： “一九二七年我还在鄱阳湖开过会，”他沉吟道，“有叶挺，叶剑英。才隔他妈两天，我们就在南昌搅起来了。” 三十七已经是夜深的时候，他把电筒挂在肩头上，走来告诉我，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动身回延安了。随即取下一枝日本军官用的自来水笔送我，说是三五九旅从滑石片战斗中得来的，多少可以有点纪念意义。 谈了几句，我们便沉默下来。停停，他才懒懒地叹息道： “这一次老沙不值，连白洋淀的螃蟹都没有吃到，就走了！” 他发愁似地望着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满有名呢，”他懒懒地加着说明。“我就爱吃螃蟹，今天早上，看见老百姓墙壁上挂起来一个剩下来的蟹壳，——好大呀！……” 我们重又落在沉默里面。为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种异样的不安，我问起他对于冀中今后局势的意见，他决然地回答道： “将来的局面一定打得开！敌人好几个人呀，就成天守在他妈几间烂房子里！……” 缓了一口气后，他又显得激动地向着我们解释。 “这并不是小看敌人呢！”他着力地说。“兵力不足是他永远没有法子补救的。这回围攻我们的敌人你怕是新调来的么？ 都是从各个据点，像保定呀，天津呀，沧州呀这些地方凑的！ 结果怎么样？往东开找我们的主力；往西开找我们的主力，——最后找到的却是敌人自己的死尸，——伤兵！” 他猝然撑着桌沿站起来了，红胀着脸，军帽往后一掀，露出他那阔而圆润的额头，使人感到一种倔强豪迈的气概。但他随又坐了下去，并且柔和地笑了。 “现在算什么啊！”他满不在乎地接着说，“同志！军长搁下来的时候，才剩四个人我都要干下去呢！在鹤峰那个艰苦呀，四个人就在山上钻；这里被包围，那里被包围。后来把人搅毛了，我说索性拖下山去吧！你打，我溜；你想休息，我可打起来了！……” 这时两个睡眼蒙眬的同伴，他们是他进来过后才从炕上坐起来的，都已振作起来，而且受了传染似的愉快地笑了。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接着贺龙将军便又告诉我们，下山以后，他们经常得到农民群众掩护，而且往往就住在敌人附近。一天上午，门口来了个卖黄瓜的，在和一个团丁争论价钱。因为正是热天，口很渴，他对那种平常的瓜果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他的同伴都竭力阻止他，说是若果露出破绽，他们又将失掉一个好掩护了。 他拒绝了他们，闯出去了。而且出乎意外，那个团丁是他从前的一个老兵，于是他大胆地告诉他道： “赶快回去对你们团总讲，就说我回来了。” 他敢于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第一，那团总是他大姐贺英的干儿子；其次，他的资历和名望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所以就在当天下午，一个具着“敌党”身份的他，被人接到团防局去了。许多他的旧部则都陆续跑去看他。由于长时期的军人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都已成了地方上的绅士。他把他们丰饶的馈赠一律分散给所有的团丁。 一天，团总进城去了，他召集起那些可怜的特殊职业者来讲话，问他们道：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大家都回答说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待你们该好吧？” 他的反问得到的是一阵唉声叹气的诉苦。于是他开始对他们鼓动了。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宣称道，“为你们谋利益的，去找你们的团总算账吧！他就是一个大架子，叫他拿钱拿土地给你们！” “他不给呢？”一个人胆怯地问。 “没出息！你们手上不是枪吗？他不给，把他吊起来呀！” 讲到这里，他静静地笑了。随即又补充道： “你看，才三五天功夫，就全都是我的人了！” 接着他又讲了同一时期的另一故事。一个青年，忽然妙想天开，到处借了他的名义招摇撞骗，欺压农民。于是发觉之后，他立刻把那恶棍逮捕来了，并且招集起当地所有的老百姓来共同审问，准备给他一番必要的制裁。 “起先他还要抵赖呢，”他继续叙述道，“后来看见赃证都在，只好承认了。我说，好吧，你借我们做幌子去骗人，我们也跟你借一样东西，——马上就叫人拖出去枪决了。” 等我笑完过后，他又兴会葱茏地加上一个结束： “同志！”他说，自信地点着头，“艰苦是艰苦，也好玩呢。 我们只有四杆手枪，又没匣子，就像电筒这样背起。大家都穿草鞋，蓝布短褂，一顶破草帽子。经常总是我和陆东生两个人换班睡。你看，我们就这样把苏区搞出来了。” 看看手表，他又热烈地给了我一番鼓励，要我再到华北，并且愿意给我种种帮助。 “最好把家里的事弄清楚，”他已经站起来了，“这一来就可以多搞它几年了。才三十五六的人，年龄也并不大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永远甚么也不管的！……” 他扬声地笑着，而他的神情、态度，更加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他正是一个除开革命事业，甚么也不在乎的人。他随即走了出去；但才走到门边，他又忽然回转身来，凝望着我。 “你一定来，老沙！我们将来还要通到关外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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