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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是银色的、金色的，怎么会有绿色的呢？ 我的长篇小说为什么题名《绿月亮》？有的朋友问我。 有人还提出，你既然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文革”时期，为什么不着重写几个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而要饱墨浓笔去描绘三个已摒弃在政治中心之外的社会渣滓--色狼、小偷、杀人犯？ 我的小说不是写“文革”过程，而是写活动于“文革”中的人，生活是复杂纷呈的，一个大时代的动乱是由各种人物构成，虽然有主有次，但作家却是从他的最佳视角来选择人物、故事。 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但我最熟悉的还是那些由高墙围着的监狱。当时，我受“四人帮”爪牙的迫害，没有判刑，却在五个监狱中关押了七年。 一个作家有各种融入生活的方式，有的可以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从容品味人生，有的由于职业的方便能细致了解工人、农民、战士，但是，有几个作家能一身黑色囚服，在监狱中脚镣手铐地一蹲七年呢？ 初进监狱我是既紧张又悲观，也不断思索，世事怎么这样不公？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但从“四人帮”的爪牙对我一再严刑逼供却无法给我判刑，惧怕监狱中有人同情我，多次把我转移关押，使我省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至理，从而能逐渐调整心态，力求泰然处之，时间长了还设法弄来文学书籍阅读，并偷偷写完了长篇小说《断肠革》的初稿。 文学真是充满了魅力，当我重又贴近它时，忘记了自己仍身处苦海，而是睁大眼睛去捕捉生活、用心观察各种犯罪人物，了解他们熟悉他们。 “文革”时，监狱虽然被高墙围着，但并不能隔断与那混乱社会的悄然联系，首先是那些正直的监狱管理人员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代之的多是目无法纪又缺乏管理水平的“造反派”，这很使那些不愿老实服刑的刁顽犯人高兴，正是他们给了有隙可乘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不该红的红了，不该绿的月亮也会变绿，于是越狱的事一再发生…… 当时我这个“政治犯”在监狱里的处境比那些刑事犯还不如。那些被一一捉回来的越狱犯对我也从不避讳，还向我津津乐道越狱后的各种奇闻趣事，使我大长见识。原来这些罪犯的心态极其复杂，如果没有“文革”，这些沉渣也不会迅速浮起吧？也更加强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1979年初我的冤案平反后，回到了创作岗位，那时候，“伤痕文学”正风行，以我的生活积累，本可多写些这类题材，但我却写得少，不愿贸然开启这座生活的库门。我认为，生活经历对写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否透彻地剖析准确地描述，上升为艺术品。我似乎是有一大罐上好原料的酒，酿成尚待时日。那些年，我一边写作读书，一边苦苦思索铺排组织构思，直到1984年才开始动笔，前后费时五年，四易其稿。 我写得颇顺手，那些人物事件我太熟悉了；也改得辛苦，要使一部作品能吸引人，怎敢一挥而就！ 人物和小说的结构都曾长久使我苦恼。小说是写处境特殊个性复杂的人，不能脸谱化。近几年小说的结构也成了某些以大师自居的人的嘲弄对象，有的人就说：“有人说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我总怀疑说这句话的人并没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我却对结构不敢忽视。多年的创作实践，深感小说的结构实际是考验作家对生活的筛选能力，孙犁先生就说过：“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他还说，“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孙犁先生都不轻视长篇小说的结构，足见那些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信笔涂抹的人的浅陋狂妄！ 《绿月亮》先后在多家刊物连载后，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和评论家的肯定。多年屈辱苦难和辛勤劳作写成的书，终于得到了认可，我颇高兴，我是1975年秋出狱的，待我把这部《绿月亮》改定出版，时间却已过去近20年。 岁月何其匆促，人生又何其短暂，也深感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成多么不容易，这其间积聚着多少难言的悲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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