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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后，风声渐渐停息；细碎的雪花，却仍然无情无绪地飘了下来，越下越紧。 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阶前庭院，已经铺满了茫茫的一片白。短墙之外，眼睛所能看得见的山坡和田野上，也都是茫茫的一片白——更广大、更深远、也就更神秘的一片白。 我喜欢外面的冰天雪地，但那是明天早上的事。眼前我更喜欢房间里暖洋洋的一炉火。我们晚上睡得很早、为了省油，房里很少点灯。煤炉里一窜一窜的火焰，伸着红色、蓝色和黄色的长舌，显得分外明媚可喜。老花猫卷着尾巴偎在我脚底下打盹儿，我也半睡半醒地靠在母亲身边。火光把庞大的人影映在墙上，一抖一抖地，仿佛是梦中的巨灵，环绕着我跳舞。 母亲坐在暗影中织毛线，织的是我一件旧毛衣上两只新换的袖子；她向来织得极熟练，可是今晚口中不时喃喃地数着针数，打了一会儿又拆去一大段。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可是我恍惚感觉到有了不平常的事情。 那一年，我们家住在渭河北岸的平冈上，对面望得见黑黝黝的秦岭，顶着积雪皑皑的帽子；这是芦沟桥战事发生一年多来，我们从北平逃出以后，第一个安顿下来的家。在这儿，大家渐渐忘记了逃难途中颠沛流离的苦况，又渐渐习惯于那种千篇一律的平凡的生活轨道中。 譬如说，现在听到山脚下列车喘着气，高鸣着汽笛，来了又去了的声音，应该是八点五十五分；——听大人们说，自从打仗以后，陇海铁路的绿钢皮车就没有一天不误点——若照往日的习惯，我早该上床睡觉了。 “小元儿，去睡吧。”母亲刚好织完了一行，把针抽出来，伸了一个懒腰。 “我要妈跟我一块儿睡。” “不行，妈还要等人呢。”母亲两只手互相揉搓着，又轻轻拂去身上粘着的细毛绒。 “等谁？这么晚了。”说着，我索性伏在母亲怀里。 “乖儿子，别腻烦。”母亲嘴里虽这么说，手却不停地抚摩着我的脸，“妈要等一位远道的客人。” “谁，是不是爸爸今天回来？”我高兴得坐了起来；父亲到西安去开会，走了好几天了。 “就记得你爸爸。”母亲笑着说，“是一位生客，见过你，好几年前，那时候你刚刚能走路。” 我很小的时候身体一直很坏，满五岁不能自己下地走路，所以在我家里，总把我会走路当做一桩大事情。 “妈，你说说看，到底是谁？” “梁伯母，记不记得？” 我摇摇头，想不起来。 “小糊涂虫，不是在北平我们家里住过一两个月，教你认字，给你画画：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母亲搂着我的肩膀，自言自语地说，“唉，这几年的变化实在也太大了。” 我费力地想，好像要在一本翻乱了的照片本子里找一张没有贴上去的照片——也许粗心地夹在里面，也许根本就弄丢了，要一个十岁的孩子记起五年前的人，未免太难了。 “她什么样？妈，你提个醒儿。” “什么样？”母亲自己也在回想，“她第一天到我们家里来，穿一件黑缎子斗篷，你说她像戏台上的人。” 我还是想不起来。 “哦，对了，你该记得她那条围脖儿——一条整狐狸皮，镶了两只亮晶晶的玻璃眼珠子，真像个活狐狸似的，你一看见就吓得哭，她还笑你不像个男孩子。” 这样，我好像有点儿头绪了，对了，那只狐狸，拖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张着嘴，还有上下两排尖尖的白牙，冷森森的，不错，我是为了它吓哭过。 “那时候，你奶奶还在世。她老人家总是对我说，我看你们这班少奶奶里头，论品貌，论口才，就得算这位梁太太拔尖儿了。就连我这老古派儿，也要多看她几眼。” 我恍惚想起一点儿来了，一个娇娇小小的女人，穿着黑斗篷，黑缎子高跟鞋，鞋脸儿上有一块闪闪发光水钻编成的图案，那高跟已经高到了危险的程度，在那时候的北平，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确实是看着挺新鲜的。对了，她的狐狸围脖儿，把我吓哭了还抿着小嘴唇儿笑：“一回生两回熟，乖，拿去，给你仔细看看，下回就不怕了。”她把那狐狸捧到我手里，我简直连眼都不敢睁。我总觉得它是会活的。 “不是还有个梁伯伯？”我说。我记得梁伯伯在我吓哭了时，就责备过她：“孩子脾气，改不了的！”我记得他年纪似乎比父亲大，而梁伯母可那么年轻，当我问起这一点时，母亲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丈夫比妻子大，天底下多的是，这有什么问的。” “我记得那个梁伯伯老是穿着长袍，袖着手，手心里搓着一对象牙球，又光又圆，总是转呀转的。”现在想起来，也许就为了那对顺手筋的象牙球，我总觉得梁伯伯人比较可亲近些；他好像特别喜欢跟我这小孩子胡扯，虽然他头都秃了。 “梁伯伯今天也来吗？” 母亲摇摇头，眼睛望着炉火发呆，好半天，才叮嘱我： “这回梁伯母来咱们家，你可不要提梁伯伯呀！” “怎么啦？” “小孩子，不懂的事少问。”母亲的语声很沉重，“听见了没有？” 我没言语，心里想，八成儿那个梁伯伯是死了——像我叔叔一样。我叔叔是带兵官，在山东作战阵亡，母亲不许我在父亲面前提起他来。有一回我要吃脆枣，父亲说吃多了要害胃病；我就说：“你们不给我买，我叫叔叔给我买。”第二天，母亲告诉我，我那么一句话，害得父亲一晚上睡不着—— 大人们的事，可真多，可真怪。 我在母亲身边打了个盹儿，醒来已经躺在床上了。梁伯母没有来，母亲还没有睡，大概已经很晚了吧！她们真是好朋友，我想。 我喊了一声“妈”，母亲才从堂屋走进卧室来；她替我拉拉被，手冰冰凉，一句话也没说。 “你怎么还没睡？” “我想再等一班车。她说今天一定到的。”母亲说着，把她自己的被撩开一角，和衣倒下去，“今儿这天气，可真够瞧的。明天下山的道上一定全是冰。” “梁伯母一定会冻坏了，”我说“以前她不是爱唏溜唏溜抽着冷气说：你们北平，什么全好，就是这股冷劲儿，让人吃不消。” 母亲脸朝外，没理我，只“唔”一声。她心里一定又在想事情。 当我迷迷糊糊又要睡着了的时候，院子外面远远地忽然有了人声，先是车夫老金“吁，哦——哦”吆喝牲口的声音，骡车轮子辗着冰雪吱吱的声音。一会儿，车停了，工友孙得海在敲门，喊道：“太太，接回来喽！”母亲等不及老孙妈起身，就自己跑出去开大门；我也不顾寒冷，爬起身来，伏在窗户上往外望。孙得海提着马灯站在门口；客人从车上—— 这骡车是我们这工厂里的公用交通工具，因为此地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汽车路——慢慢地跨下了，只是一大团黑影子，一张小小的脸。雪地里的几个人，那座张着蓝色帆布的骡车，还有那踏着前蹄不停喷着白气的骡子，全都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睡意，不像是真的。 梁伯母一下了车，就投到母亲怀里。大概是哭了。母亲搀着她，到了堂屋里。我又钻进被窝，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很紧张，很窘。 我猜想梁伯伯一定是完了，可是奇怪，他又不是像叔叔一样的带兵官，难道也会给日本人打死。我想不通。 想到穿长袍子的梁伯伯那副悠游自在的神情，不由就想到他的那对象牙球，淡黄的光泽，致密的纹理，要是在灯光底下看，就像梁伯伯的前额一样放出光彩来。梁伯伯要是死了，不知道他那对宝贝球儿落在什么人手里。虽然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有这种想法不大对头，内心不免有些惭愧，可是还是由不得有点儿念念不忘。 梁伯母在堂屋里哭哭啼啼了一阵，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清楚；后来，忽然听到她提到了我： “小元儿呢，该有七八岁了吧？” “开春十岁。”母亲说，“听说你要来，先还吵着等你，后来看看天太晚了，熬不住就睡了。” “他上学了吧？” “已经四年级了，就在这厂里的子弟小学，学校还不错，老师平津来的大学生居多数。” “我进去看看他。”说着，她们走了进来。 先是一支僧帽牌洋蜡的光——那是当地罕见的名贵东西，光线照在我脸上，我感觉得出有点儿不同。我闭着眼假装睡熟了，一只陌生的手——比母亲更冷更瘦的手，摸着我的额，一直摸到了我的下巴，痒忽忽的。我强忍着没有笑，只觉得那只手是带着慈爱和善意的，弄得我不好意思装假。 “他不算胖，”梁伯母无端又叹了一口气，“一霎眼工夫小元都这么大了，瞧这两条腿，这么长了。”她捺了捺我伸在被窝里的腿。我正想要不要坐起来，忽然又听到她哭的声音。 “唉，真是想不到……” 什么想不到？难道我长大了是不应该的事？我最不喜欢大人这种倚老卖老的口气，一生气，我就把头索性再往被里钻，不看她们。 第二天一早，老孙妈喊我起来上学，慌慌忙忙啃了个烤馒头，喝了一碗热粥，就赶到学校里去。上课的时候，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当时也没看清梁伯母到底是什么样儿；还有，她到底为什么那么哭哭啼啼的。 中午回家吃饭，才算见到了梁伯母；我向来怕见生人，可是梁伯母对我一点儿也不生分，抱我在怀里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她穿着黑色的棉袍子，挺单薄的；一件短大衣，也是黑色的；我注意她脚上，没有高跟鞋，也没有水钻，只穿一双圆口布鞋，可能还是她自己做的。这种打扮，就算住在我们这个乡洼子地方，除了本地人，在“大地方来的人”中间，也要算是朴素的了。堂屋里侧，原来有个小套间，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是老孙妈睡的，现在腾出来给梁伯母住，老孙妈和邻家的佣人一起住去了。 眼前的梁伯母，除了一个“瘦”字，似乎没有什么可形容的。她大约还是很怕冷，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方人，南方人十个有九个都是禁不得冻的。她的脸白得发青，两个眼圈儿却红红的，红得让人看起来不安。她一点也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梁伯母蜕变来的。时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她简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全成了一个萎缩成一团的小老太婆了。这种变化，真好像一颗红艳艳的大柿子，变成一个上了霜的柿饼，让人一时之间有点儿想不通。 她的光华没有了，那种侃侃而谈的丰采也没有了。她大概话已经谈完，所以成天总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母亲和她说话，常常答非所问。她那种万事不关心的神态，让人不知不觉地要可怜她——就像对那只已经不能抓老鼠的老猫咪一样——它老得对于老鼠的跳梁，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这是战时——而且正是开始日益艰苦的时候。父亲原来在一家工厂里做事，随厂搬到西北来，规划复厂，一切等于从头做起。厂里没有钱，家里也就常常听见母亲说：“钱又没有了。”孙妈和孙得海母子俩，本是我家的老佣人。可是因为父亲收入少，就把孙得海介绍到翻砂间去做模型——他以前当过几年学徒，会一点木工手艺。放了工，就到我家来帮帮忙。我们这主仆五人，已经打成一片，完全是一家人了。 老孙妈对我家称得上“忠心耿耿”，也许是上了年纪，对于我们家道中落，比我父母都更着急。我常听到她唠叨：“你爸跟你妈都是滥好人，还是从前那样少爷少奶奶脾气，什么事也不往后想想，年月这么艰难，还照往常一样，大手大脚怎么行？看赶明儿个自己有为难，别人能不能有这样一半的热心！” 所以，每当家里来了客，她总嫌人家“不早不晚，赶着吃饭的时候就来了”。然后就坐在厨房里小板凳上，气虎虎地拉风箱。头一回来的客人还好，要是常常来，其中有些是爸爸的下属和学生，礼拜天没处去，到我家来凑个小牌局，少不了吃顿晚饭，外加一餐宵夜，老孙妈可不答应了，“什么年头了，一炖一只老母鸡，一烧四五斤肉，一斤灰面多少钱，他们知道不知道？”有时候，故意把饭煮得不够，把焦糊糊的饭锅巴盛到客人碗里。等客人走了，母亲少不得又要好好地开导她一顿。 梁伯母到我家来，似乎是打算长住下来的。住了三天，老孙妈第一个不耐烦。“谁是没家没业的？怎么能老是腻在别人家里不走？”母亲只装作没听见。 我趁着母亲在堂屋里，听不见，就悄悄地跟老孙妈说： “你说谁，是不是梁伯母？” “哼，不是她是谁！就算好朋友呗，可也没有这个理儿，兵荒马乱的年头，到人家家里一住就不打算走了，这算哪一宗呢？” “她自己没有家？” “是呀，她连个家都没有，你妈就知道做好人，你看住到哪年哪月去吧！” “她的家呢？” “她跑出来，她不要了！” “梁伯伯到哪儿去了？” “还提那个姓梁的，当了汉奸啦！” “汉奸？”这两个字把我吓了一跳，尽管我年纪小，这两个字可听的太多了；无论是家里的大人也好，学校里的老师也好，提起“汉奸”来总是咬牙切齿的。记得我们从郑州到洛阳去的时候，在洛阳车站看到个颜色灰败穿着灰布衣服的中年人，被五花大绑围在人丛中，大家在骂他，打他，撕他，连女人们也向他脸上吐唾沫。原来那天洛阳有敌机空袭，在拉紧急警报的时候，有人看到那个人在放信号枪。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汉奸，该枪毙！” 可是，梁伯伯怎么会是汉奸？我觉得很奇怪。他是不是也在敌机空袭时放了信号枪？我问老孙妈，我想她大概也是不知道，不料她说： “因为他有这个呀！”说着，她就把右手大拇指和小手指头翘起来，中间三个手指头握着，然后尖着嘴巴吹出“夫、夫、夫”的声音。 “这个是什么？”我不懂。 “这就是抽大烟呀！” “抽大烟的都要当汉奸？” “咱们这边不许抽呀！谁抽就枪毙谁，所以呀，抽大烟的人都跟着日本鬼子当汉奸去了。原来他有点儿产业，大码头上到处有房产，还有不老少的生意。就因为他有那一样，不能像你爸爸这么吃苦，不敢出来，所以就留在北平，归齐是当了汉奸。” “你怎么知道的，孙妈？” “她自己跟你妈说，我亲耳听到的。” “那她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她是汉奸的太太，难道——” 我实在不忍说出抓她的话来。现在我觉得梁伯母更可怜了；梁伯伯做了汉奸，早晚恐怕脱不了也要像我看到的那个穿着灰衣裳的人一样，被大家围着打、骂、吐唾沫，结果还得枪毙。 我把这话问过母亲，她却疾言厉色地训了我一顿，吩咐我不许胡说八道，还把老孙妈骂了几句。 但，这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疑团。 童心分不清是非善恶，只是受感情的导引。我知道汉奸是坏人，可是我没办法设想梁伯母跟汉奸有关，尤其是母亲一直对她那么好——母亲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一定还有别的道理。 可是，我心里有一种矛盾，我内心徘徊于母亲和老孙妈两个极端之间。梁伯母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从心里快乐的人，甚至于跟我这小孩子在一起，也很少谈笑。 父亲因为搬迁设备、采购材料，尤其是为了要招纳复厂所需的员工，在西安久久不能回来；几次寄信回来，都要母亲转告梁伯母，请她宽心在我们家里住下来，只要我们在这里，希望她就当作自己的家，不要见外。将来想要就业，也可以设法。 梁伯母自己也提过要找个工作，但像她这样没有什么专长，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是不大容易安插的；所以说说也就算了。 腊月里难得有那么一个好天气——不知怎么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老是记得——正午，母亲、梁伯母和我三个人坐在堂屋迎门的地方晒太阳，两个大人默然对坐，好半天才讲一句话：上句不接下句。 梁伯母无精打采地赞扬天气好——这是她第三遍说这句话了。可是这回她加了一句：“我那小箱子一直都没打开过，让我来打开过过风，见见太阳吧！” 于是我就帮她去搬。那是一个大小在拜盒与箱子之间的红色小皮箱，色泽已经斑驳败坏，一副久历风尘的样子，但由于拂拭得那么干净，看得出主人对它的珍爱来。 箱子沉甸甸的，好像里面装的是石头和铁块；打开来看，原来都是些纸——断烂的书页，未裱的小幅字画，日记和信札。还有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已经变黄了的旧照片，背面上有在照片本子上贴过又撕下来的黑卡纸的痕迹。箱盖一打开，一股浓重的霉味冲进鼻孔，梁伯母看到里面有书鱼爬出来，就像捏臭虫一样地捏起来在地上捺死。 在那些纸片之间，还有些别的东西，用棉纸布片或棉花包着。梁伯母拿起其中一个布包对母亲说：“看见这东西我心里就难过。”那是一支西医注射用的针，好像我打什么预防针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就是他戒那个东西时用的针；本来打针，吃药，都已经戒得差不多了；结果是他自己把握不住，偏偏又打仗……” “这也是劫数。要不是闹日本人，梁大哥也不会再弄上那东西。他也不是没有志气的人，既然下过决心，我想他迟早还是会戒掉的。”母亲安慰她说：“尤其因为你在这边，他心里没有不记挂的。说不定很快就能戒好，来接你呢——反正现在从那边过来也不难。” 可是，梁伯母只是摇头。 又翻了一会儿，她拿出另外一个绸子包来，打开来一看，我不由得像看到老朋友一样欢呼出来——那是一对圆圆的象牙球。“唉，”梁伯母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自言自语地说：“这还是东交民巷一个印度古董商送给他的，说是有这么一对球，夫妻可以永远团圆和美，真是……”她笑了笑，也许是笑那个印度人，也许是笑她自己，笑得那么难看，就像是哭。 “你别尽看这些东西，休息一会吧！”母亲说。 梁伯母真的又哭起来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一个人，要是想……做点好事，真难……偏是……坏事就那么容易，真容易……一学上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唉，就离不开，改不过来。他也是聪敏了一辈子，计算了一辈子……” 她啼泣了一会儿，忽然擦干了眼泪，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地对我说：“小元儿，这对球儿给你拿去玩吧！” “那怎么可以？”母亲首先拦阻。 我心里也是一愕，这是我意料不到的事，也许因为我太爱那对球而且想得它太久了，隔了这么久，连再看它一眼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竟听说它要归我所有，真是兴奋得不得了。 我站起身来就跑——不留心把脚底下的老猫踩了一脚，踩得它摇着尾巴乱叫——我顾不得它，我逃避一样地跑到厨房门口，大声喊道：“我不要！”为了加强我自己的决心，为了抵拒我自己要占有那对球的强烈欲望，我说：“我不要梁伯伯的东西；他不是好人，他抽大烟，他是汉奸！” 也许我的语声太大了，我自己并不觉得，但那两句话对于梁伯母却起了像一声轰雷一样的作用。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得清清楚楚，她的脸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人都呆了，慢慢地坐了下去，握在她手中的一只象牙球不经意地滚落在地上，另外一只还握在她手里，牢牢地。母亲手足无措地看看我，又看看梁伯母。 而梁伯母呢，她好像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笑，也许她确实笑过一会儿，但是很短暂。因为，我看得更清楚的是她脸上的泪水。 母亲狠狠地盯着我，她没有骂，大约她觉得这是太严重的事，已非几句斥责就可以纠正的了。但我也看到一个带着鼓励的笑脸，那是正在拉风箱烧饭的老孙妈。 过了好半天，那必是大人们觉得很窘而我也怪不舒服的好半天，梁伯母慢吞吞地说：“我想，一半天我要走了。” 母亲满目惊疑地望着她。 “有一个朋友，在双石铺那边一个中学里当教务主任，来信说那边有个职员缺。我想那个工作也还清闲，而且离着你们也不算太远……” 这本来没什么，但两件事合在一起，却显得太巧。母亲似乎反而不好意思为我解释什么，而我也并没有挨什么骂。 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来，老金正驾着骡车下山，原来是母亲送梁伯母下山，老金停下车来把我抱了上去。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有点儿抱愧，一直不敢看梁伯母的脸。 在车上，母亲常常找了话来说，她提到她为梁伯母写的介绍信，到了宝鸡以后可以找什么人，搭便车去双石铺，在双石铺又有哪些熟人，“全是北平的老朋友”等等。梁伯母只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我感觉得到——她的眼睛老是看着我。 好容易到了车站，好容易列车来了，好容易把她送上车找到了座位。隔着玻璃窗，梁伯母向母亲和我挥手，站长在摇铃了，列车缓缓地动了，梁伯母忽然把玻璃拉下去，探出头来大声说：“大嫂，要是有了他到后方的消息，可千万先告诉我一声。” 看她哭着，我也莫明其妙地哭了。我摸不清是为了梁伯母抱屈，还是为我自己抱屈。 总之，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我们坐骡车回家的时候，车上好像空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母亲只是说：“快点回去吃饭，下午又要迟到了。”我直想问问她梁伯母是不是在生我的气，还有那对象牙球，可又有点儿怕提起来惹她发火。 列车远远地鸣着汽笛，山鸣谷应，回头看时，早已去得远远的了——在平原的那一边。母亲这时吐了一口气说：“一个人，可真走不得错路呀！这么好的一位太太，唉，也跟着受连累了。” 回到家时，老孙妈送来父亲寄来的一封信，说是马上要回来过年了。还说今年有梁伯母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过得热闹一点。当母亲在我一再催促之下，把信念给我听了以后，我一面觉得这么熟悉的自己的家庭，竟有一种往常所没有体味到的特别的温暖，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惘然。 梁伯母，她在什么地方过年呢？还有那一对象牙球，还有那和象牙球一样反光的梁伯伯的额头…… 过了好多年，我还是记住这件事。 抗战胜利以后，梁伯伯一度被捉起来，可是并没有如我所挂虑的被枪毙。放出来以后，听说他另外结了婚，娶的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有人跟他提起他以前的太太来，他笑笑，再要问时，他就说：“那个人，脑筋太死板。” 梁伯母起初是和我家没断过联系。胜利之后，她也回到了江南的老家——可是丈夫分开了，别人总以为她多少也有点儿错处。没有人记得她是为了坚持一个原则而牺牲过自己的幸福的了。再后来，索性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 这似乎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也许只因为我自己在里面，所以我还记得它。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人生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都是纷乱而没有意义的。但，每年冬天，阴天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天的事情，积雪，太阳，冷风，列车怒吼着自近而远，梁伯母的忧愁的脸，还有那一对没有表情的象牙球。 （选自《象牙球》，光启出版社1960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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