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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那年三月，何娇的妈妈何龙氏旧病发作，医治无效，吐血死了。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是个没主意的人，见老伴儿咽了气，就一面嚎啕大哭，一面问女儿道：“阿娇，如今已经出了事了，家里面一个刮痧的铜钱也没有，你看怎么办才好？”何娇已经泣不成声，掩着脸不说话。何勤问了又问，她才抬起尖削秀气的脸来，勉强开言道：“随便怎么都成。爹，你赶快拿个主意吧！”何勤打赤脚走出门口，去找他们的管账的商量。二叔公何不周见他送羊入虎口，就笑起来道：“你又来了！你死了老婆，虽是可怜，可现下刚插完秧，哪有闲钱给你使？”何勤一再哀求，二叔公就说：“这样吧。郭标有五十块钱，存在我这里。你立刻拿花轿把你女儿抬过门，跟他成了亲。回头我叫他把那五十块钱借给你。利息也不会太贵的，顶多不过每两银子月息三分。”何勤两眼红肿地望着他的管账的，说：“利息贵贱，倒不去说它了。只是孩子过门，迟一年半载不行么？”二叔公说：“你整个都是废的！这世界，今天不知明天。谁跟你谈一年半载的事儿？”何勤声音低得蚊子似地喃喃自语道：“她有孝在身哪！”二叔公笑道：“你真算得上一个食古不化！人家古时，卖身葬母好少的？那才真是大孝呢！”何勤辩他不过，只得应承了，拿了五十块钱毫洋回家，给老伴儿办理后事。人力上头，早有陶华邀约了胡树、胡松、马明、区卓四个人，山上、山下，奔走料理。第二天出殡，大家把何龙氏棺木抬了上山，落土安葬。何勤、何娇父女俩，又是一番伤心，哭得声音都嘎哑了。回家之后，何勤把何不周逼他答应婚事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单独给何娇讲了一遍，并且鼓励她道：“不是你爹糊涂，不是你爹不明白你的心事，你爹实在没路可走！那孩子声名不好，我也是明知的。你好好地过去，好好地跟他过日子吧！皇天有眼，说不定咱们还有出头之日的！”何娇的眼泪早已哭完了，听见这么说，也没有再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整整一天，水、米都没有沾过。她十遍、百遍地自思自想道： “事情已经这样，到底对他说好，不对他说好？” 最后她下了决断：爹已经答应了别人，又使了别的人银子，过门的日子都有了，说不说吧，反正不顶用了！第三天一早，这位年方二十，又善良，又刚强，又孝顺的姑娘扛了把锄头，说要看田水去，就出了门，一直朝东沙江基围走去了。陶华从大帽冈上走下村子，想帮帮何勤，恰好何勤一个人在家，就坐下闲聊。那可怜的老汉忍不住又把何不周逼婚的事情对陶华讲了出来。陶华气得眼睛都炸了，问：“何娇怎么说？”老汉说，“她一句话没讲。”陶华又问：“她如今哪里去了？”老汉说，“她独自一个人看田水去了。”陶华突然变脸道：“你真是老糊涂了，爹！她是个什么性子的人？你放她独自一个人出去，这阵子岂不完了！”说完就跳起来，出了门，朝田里飞跑追去。何勤是个长工，给何福荫堂扛活儿，自己本来没有地。当初何龙氏在生的时候，见日子不够过，就佃了离村很远的一亩几分边角地，带着何娇胡乱种了点东西，贴补贴补。陶华一看这块地，没有何娇；再一看哪块地，也没有何娇；又向何娇的女伴儿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一一打问，都说没有看见。那时陶华急了，一口气跑上东沙江基围，嘴里大声喊叫何娇的名字。没有人影儿，也没有应声儿。他跑到西边，又跑到东边，象一匹烈马似地大堤坝上来回奔走。忽然之间，他发现东边远处，那十分僻静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发狂似地跑过去，同时大声呼叫。但是那黑点没有听见。那黑点在堤岸上，徘徊着，以后就突然跳进了暗绿色的江水里面。那的确是一个人了。那个人一会儿浮起，一会儿沉下，慢慢地漂向江心。陶华赶到那出事地点，看见基围上撂着一把锄头，——不用细看，那是何娇的物件。他跳下水里，奋勇游上前去，把那可怜的姑娘救了起来。上了岸，陶华横抱着她，朝村里走去。陶华一面走，一面擤着鼻子里的水，一面说： “你干么要这样子呢？才五十块钱嘛！——我借也借得到，抢也抢得来，造也造得成，死也死得出呀！” 何娇没听见他说什么。何娇昏迷不醒地，浑身发软地睡在陶华的怀里，既不说话，也不动弹。许多人围着他们看，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都说二叔公何不周不是人。第一赤卫队的好汉们就要打何不周和郭标两人出气，好容易才叫陶华压住了。三天之后，陶华凑齐了五十块毫洋，外加一块半钱利息，交给何勤，拿去还了账，才算了事。在事情平息之后，有一天傍晚，马有拉着陶华，悄悄对他说： “大哥，我要走了。我明天早上就走！这样的世界，我忍受不下去了。我现在就要动手干。赢了，马上夺取政权。输了，拉倒！也落得个痛快。你们在这里呆着，等我带领红军回来，杀了管帐何不周、乡长何奀、狗腿子郭标这些王八蛋，给你们出气！” 马有要离开赤卫队去投红军，陶华是早就知道的；马有的这一些话，陶华也是早就听过的；不知道为什么，陶华总是不大相信。他想，红军是个个都想投的，可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迫击炮丘照和茅通两个人，尽管是火药性子，也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这心急是不是一种托词，是不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陶华实在怀疑。他闷声不响地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慢慢地说： “要投红军，就全队一起去。一个人单独行动，就是离心离德！” 马有也反唇相稽道：“一起去，那敢情好。可是你们又舍不得！” 陶华听出他这句话里有馅子，只拿眼睛瞪了他一下，没跟他纠缠。后来，陶华还是耐着性子，用好话苦苦地规谏他，希望他回心转意。从傍晚到二更天，一直说到口苦唇焦，把多少英雄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叛徒败类的肮脏卑鄙的下场，都两相比对，一一说尽了，马有还是不动。最后，陶华把心都掏了出来，交给马有道： “马有兄弟，咱俩是一块儿玩泥沙长大的，我有话瞒了你，就不是人。我觉着你要去投红军，是假话。真要投红军，不会这么不讲道理。——这就很危险啦！这一步，你不能踩空了呀！” 马有冷笑道：“好哇！你既是这么看我，我只能穿了红军军装回来见你了！” 大工棚里面的人，见他俩长久不回来，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看他们。后来差不多全赤卫队的人都跑了出来，索性围成一个圆圈，就地坐下，将马有这件事儿展开讨论。大家都不同意马有单独行动，都众口一词地劝他留下，他只是坚持己见；这样，一谈又谈到四更天，他仍然坚持已见，大家不得已才散了。第二天一早，马有当真算了工钱要走。众弟兄这个送胶鞋，那个送竹帽，也有送袜子，送毛巾，送烟，送钱的。陶华背起马有的铺盖，送他上路。一路上，陶华问这、问那，生怕他缺这样，又怕他缺那样，临分手的时候，又掏出约莫五块钱的一把毫洋，硬要塞进他的衣兜里。那种热肠细心，就是亲兄弟，也没有这样的。马有深深受了感动，那脚步不觉慢了下来。后来他暗地里把牙一咬，把脚一顿，把心一横，和陶华分了手。走了十几丈远，陶华又把他叫回头，跟他说道： “你瞧我，差点儿把件要紧事给忘了！你去参加红军一场，难不成不去看看我弟弟么？——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呀！他叫陶实，你记住：实在的实，老实的实。他是周恩来、朱德他们打曲江过身的时候，在‘犁铺头’参军的，如今已经四年了。听说他们时常在南雄、始兴、曲江一带活动，也没个确实信儿。你碰见红军的人，一打听曲江‘大坝墟’姓陶的，兴许有人知道呢！” 马有走了半里路之后，陶华又追上他，再叮咛嘱咐道： “唉呀，好兄弟！你舍得大家么？我怎么也舍不得你走！这样吧，你去试一试。投上了，你就好好呆着，等着我们；要是投不上，你一定回来，我们等着你。你千万别难为情，别想着‘好马不吃回头草’，别以为大家会拿斜眼睛厉你，——不会的，绝不会的！你一定回来！千万别忘了手足之情，倒去胡思乱想！” 这样，不管陶华怎样舍不得，他们终究真地分了手，各奔前程。第二天一早，马有坐夜车到了韶关。说也凑巧，前年冬天，他来韶关找冯斗，碰上戒严，结果人没找着，住了一两天就走了；这回来韶关，不知怎的，又是碰上戒严。他自怨自艾道：“上回戒‘盐’，这回又吃酱油，真不走运！”他正在街上蹓跶着，又不知怎的，叫一队巡逻兵糊里糊涂地拉进了军营，把他毒打了一顿，说他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店铺担保，不准在韶关停留。那些老总也还客气，只把他的现金和新的手巾、牙刷等没收了，旧的衣物都发还给他，把他赶了出来，要他立刻离开韶关。幸亏他也不傻，还藏了一张五块钱的香港钞票在一件破蓝布衫的衣摆贴边里，才不至于捱饿。他胡乱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就离开韶关，从大瘐岭的方向走。沿途但见五里一个排，十里一个连，到处开烟、开赌，十分热闹，好象这里立刻就要打仗似的。马有自己问自己道：“凭你这个样子，你能找到红军么”想到这一层，他的气就泄了，他的心就凉了，他的腿就软了。后来，他一个回马枪，一口气跑回韶关车站，乘火车回了广州。到广州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二更天。他出了黄沙车站，顺着沙基大街走到西濠口，又从太平路、丰宁路转进惠爱路，准备到小北门去找一个番禺同乡借宿。走到宪兵司令部大门口，他踟蹰了一下，连正眼也不敢望一望那阎王殿，只用耳朵听了一听，见没有什么声音，就放胆走了过去。 其实那里面并不是没有声音，只不过隔着好多堵墙壁，那声音，他没法儿听见。比方说，在那儿，在离他不到十丈远的地方，那里面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又丑陋、又凶恶的男人，正在拍着桌子，跟一个站立着的六十几岁的老汉说话。拍桌子的那个人，就是广州的好人和坏人都认识的侦缉课长贯英。站着的那个老汉。就是家住芳村那个收买破烂的冯大爹冯敬义。他虽是个受审的人，却态度从容，心平气和。那贯英虽是个审人的人，却急躁暴戾，六神无主。原来那贯英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间谋杀了三家巷的共产党员周金之后，这几年来，又谋杀了数也数不清的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别的杀人比他少的，头脑比他昏的，哪怕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瘟猪，都升了官了，他却依然是个课长。为了这种怀才不遇的局面。他年年月月都在长嗟短叹，懊恼万分。如今又碰上这么一宗案子，他必须去审问一个收买佬，——这用不着审，一望就知道毫无出息。一个收买佬如果也是共产党员，那么，全广州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了。——真正岂有此理！但是他不能不耐着性子，问了那些循例要问的话。问完之后，他已经十分疲倦，就把头靠在椅背上，眯起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说： “冯敬义，不要再来糟蹋我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有人亲眼看见你跟共产党来往。你现在只要说：你跟哪个共产党来往，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是外江佬、是本地人，你给他做过一些什么事，这就行了。其他不关你的事儿！” 冯大爹简单明了地回答道：“我最老实的。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共产党！” 贯英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这句话的。他一向办案子，都喜欢把事情分做三大类：一类是杀人，一类是搞钱，一类是搞女人。这老流氓看来够不上第一类，跟第三类也是风马牛。“倒是他既然给共产党做事，共产党一定会给他酬劳，”贯课长想道，“说不定还有卢布呢。只是不知道他花光了没有！”主意既定，他就试探冯大爹道：“好，那些你都不说，只管说些别的也行。他们到底给过你多少钱？”冯大爹笑了，玩世不恭地说：“这一辈子，还没人给过我一个小钱。钱哪里是人家给的呢？得自己找！我是找一天、吃一天的。不信你搜去：全家带全身，你搜不出一个‘三分六’！真珠也没这么真！”贯英一听冒了火，。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钱，我就把你枪毙了！要命，你就把共产党给你的那些赃款，全部交出来！”冯大爹抱歉道：“我要命。人家说，命跟姜一样，越老越值钱。可是我交不出线来，——那玩意儿，我的命里没带来！”贯英一按铃，叫了两个手下进来，又一摆手，两个手下把冯大爹带了出去。他们用毒刑把冯大爹拷打了两个时辰，但是一无所得。这案子的初审，就算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的审讯，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后，冯大爹的伤口逐渐愈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贯英将他毒刑拷打，本来是有两层用意：一层是自己心情不畅，拿他出出气；一层是想讹诈他一下，看能不能弄出几个钱来。往后看见他这么强硬，好象刀斧在前，全然不惧的样子，倒反而对他疑心起来，觉着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却很象共产党。这回看见他一拐一瘸地走进来，贯英却想起了另外的主意，指一指那张木椅，叫他坐下，换了软和的口气道：“好了，好了，前回的事儿别提了。我们换个题目谈谈吧。”冯大爹坐下，拿眼睛望着他，不开腔。贯英说：“你真是守财奴，孤寒种！你宁愿死一丁人，也不愿出一两银！”冯大爹纠正他道：“钱是打不出来的，长官！要是打得出来，你不妨天天打！”贯英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倒是想再给点钱给你。”冯大爹也使唤鄙屑的神情厉了对方两眼道：“说得到，做得到！瞧你也不会白给我！”贯英见他有点意动，就搓弄着两手，象吃东西之前似地说：“不，不。等于白送，等于白送。我打算送你十块钱，你知道，十块钱——七两二钱雪花银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见冯大爹一动不动，就继续说：“不，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块……”冯大爹还是不动，他又往上加道：“嫌少？三十……还不行？四十……你真贪心：五十……五十……你真厉害：六十……”后来见还没动静，他再加道：“算我倒霉！七十……八十！算我服了……九十！这是顶了角了！……好吧，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是豁出来了：齐头数，一百！”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观察出：冯大爹的雪花眉毛，轻微地跳动了一下。于是他钉住道： “好吧。就这么办。一言为定！” 说完，他当真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拉出一个草席袋来，有一只死猫一般大小，装得胀鼓鼓的，是整整一百块毫洋，折合七十二两银子，放在犯人面前。 冯大爹用手把银子轻轻一推，笑笑地问道：“你的条款？”贯英大方地说：“我只有一条。没有‘二十一条’那么多。 你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行了！” 冯大爹猛烈地摇起那雪花脑袋来，好象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症候。摇了半天，他才缓缓说道：“你要是喜欢偷仔、地痞、流氓、收买佬的名字，莫说一个，就一百个也行。你要么？你要么？” 贯英不跟他纠缠，好言劝说道：“不要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出来，我保险守秘密。没有人能说你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你拿了一百块钱，做个小生意，娶个翻头婆，说不定还能生下一男半女的。何必赌气呢？” 说完，也不等冯大爹答话，就把他押回监仓。实际上，贯英虽然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一给就给了十天。第三次审讯是在一个晚上举行的。这时候，贯英对冯大爹已经不感兴趣。对于已经不感兴趣的犯人，他们通常有两种待遇：要么就杀了他，要么就放了他。照贯英想：如果姓冯的真是一个收买佬，经过这么两次审讯，是该屈服了的。而照警察方面的调查证明，姓冯的恰恰是一个真凭实据、妇孺皆知的收买佬。甚至在前清光绪年间，即在课长他本人出生之前，姓冯的已经是一个收买佬。这样一来，贯英打算放了冯大爹出去，继续钉梢，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主意已定，他按了按铃，叫人把冯大爹带了进来。贯英满不在乎地开言道： “姓冯的，你真是倔强！你不怕死么？” 冯大爹摇头叹息道：“我活了六十四了，当初也没想到。 干我们这一行，多少总有点犯法的，也说不上怕死了！” 贯英又问道：“干你们那一行，有什么秘诀么？” 冯大爹诙谐起来道：“秘诀？有！就是贱买贵卖！本来值十块钱的东西，我只出三毛钱；本来值三毛钱的东西，我能讨价三十块。有时候，天理良心也顾不住。不象你们当官的，还要顾点良心，留点后路。” 贯英点点头，又问：“贱买贵卖——你们靠一套什么本领？” 冯大爹更放肆了，简直是在笑谑了，说：“实不相瞒对你讲，长官，我们全靠混乱真假，颠倒是非。这里又没有外人，我都跟你说了吧。我顶拿手的是玩玉器。次货我可以搞成上货，新货我可以搞成古董，缺了、断了的我可以搞成没有退迹，最厉害的是假东西我可以搞成真东西！有时拿到当铺，也当得出钱来。” 贯英细心观察，见冯大爹毫无破绽，就摆一摆手，叫人把他押了回去。随后，他把冯大爹全案的卷宗拿了出来，翻看着，拿起毛笔，蘸饱墨汁，就想在上面写上“释放”两个字。但是后来回心一想，就放下了笔，自言自语道：“我这几年不升官，是不是破案太少的缘故？如今一个嫌疑犯，又把他放了。上面会怎么说？对！宁可冤枉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于是他望着冯大爹的照片，指着冯大爹的脑袋说道： “对不起，姓冯的。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不过借你这玩意儿用一用！” 说完，他又把手下叫进来，命令道：“把那姓冯的吊起来！”手下领了命，又悄悄地问道：“那家伙年纪不会太大了么？ 受得了么？” 贯英把不停眨着的眼睛一瞪，说：“管他！他一天不说，一天就吊；一月不说，一月就吊！受不了，拉倒！” 安排停当，他就换上便服，饮酒取乐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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