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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冼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咚咙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那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着：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往后，他每走几里路，就重复一遍道： “就是这样。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不要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过村，渡过渡，约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虽说冬天风凉、他却出了满头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树脚下，他坐下来歇气，顺便想找个过往行人打听一下，那震光小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村口，他已经八年没来过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树，那是那个社台，那是那个门楼，那是那个竹林；一条麻石小道，弯弯曲曲地伸进村里，小道的另一头，斜斜地横过小水沟，伸进那片广阔肥沃的禾田里。他跟胡柳、胡树、胡松、胡杏他们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这里玩耍，拾榕树豆，斗天冬草，捉黄蜂，顶蜗牛，乐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天气，半冷不热的；那时榕树顶上的相思鸟，也和现在的相思鸟一样地唱着，吱吱啁啁，听得人入迷。周炳正在无边无际地沉思着，忽然从村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农家打扮的大姑娘来。周炳看她身材细长，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灵活秀气，却是认不得人，就说：“大姐，请问你，上震光小学怎么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话，望着他嘻、嘻、嘻地笑个不停，笑得周炳发起毛来，把自己浑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阵子，她才说：“阿炳，你回来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着自己的脑袋说：“哦！可是我倒认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说：“你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叫何娇。离胡柳她家不远呢。”周炳站起身来和她点头认识，又问了她几句胡家的近况，就按照她所说的路径，一直朝震光小学走去。 到了震光小学门口，门房通报进去不久，在一片儿童吵闹声中，走出了一个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他两人一见面，那格调就不比寻常： 一个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是你呀！” 一个目定口呆，高声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来的人说：“你找谁？” 周炳爱理不理地说：“我找这里的校长！” 那出来的人说：“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周炳一面说：“我的时运太低，白天见鬼！”说罢回身想走。 那出来的人伸手拦住他道：“我早听校董会说有个新的‘人之患’，就要来吃咱这里的‘咸鱼头’，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得，既来之，则安之。老相识了，用不着客套。里面坐，里面坐。” 原来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个七夕晚上，因为他调戏区桃，叫周炳给结结实实砸了一铁锤的，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要接受这么一位主人的邀请，到他的房间里去，象宾主一般的殷勤款洽，这在周炳说来，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另外的其他什么原因，他毅然地跟着林开泰走了进去。到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教会小学校长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里面的乌烟瘴气的陈设，二不忙拿出陈文英的介绍信件，三不问学校有些什么情况，只是一个劲儿盘查林开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礼了。你是一个鞋铺少东家，连一双顶起码的布鞋，也是决计做不出来的。你倒凭了什么本领，来当这小学的校长？岂不白白误了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对于这样一种谈话的腔调，林开泰倒是安之若素的。当下只见他不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答话道：“弟台，这就是你的少见多怪了。如今社会上做事，只凭腰杆，不问头脑。体会做鞋，会卖药，会看牛，打铁更是看家本领，如今不也就当了个教席？至于我，我是推辞再四，总是推不掉，这才来勉强承乏的。你大表哥陈文雄说我：‘你怕什么？天大的事儿，有我担戴，这校长一席，别的不问，只问信仰，你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你只管放手干去！’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陈文英的介绍信，递给林开泰，一面说：“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他姐弟俩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营私舞弊，中饱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干什么，也随我的便，你也不要来管我。总之，谁也不要碍着谁。你应承么？”林开泰颠三倒四地看了介绍信，连忙点头不迭道：“当然应承，当然应承。——何止应承？简直是好极了，好极了。既然摊开族谱，成了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只要往后弟台看到我有什么陨越之处，多多包涵就是了。”说罢，又叫人唤了另外两位老师进来，一一介绍寒暄，算是见过了同事。往后，周炳就在震光小学住下来，只当又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原来这震光小学，是倚仗着广州三家巷陈家势力撑持的一个教派所创办的，本来有一个校长，两个教员，——加上周炳，成了三个教员。学生也不少。在名册上有百儿、八十人，实际上每天也有那么三、四十人来上课。创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不要说学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长——那些绅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长、教员，也是不知道的。有人毁谤说，只怕连那些校董会的董事老爷们，也未必清楚。看这学校设备简陋，教学呜呼，高级小学毕业，还抵不上别的初级小学程度。它不象是打算培养人材的地方。看这学校虽然也读圣经，唱赞诗，做礼拜，讲道理，但是也不那么认真、严肃，也不那么装腔、刻板，学生和家长来也好，不来也好；听也好，不听也好；反正散发了那些精美的画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欢天，一哄而散。它又不象是打算传教布道的处所。要说它是想沽名钓誉，借学敛财，培植势力，结党营私，那也未必尽然。况且陈文雄董事长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这样干。所以说来说去，大家对这间学校，还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绅襟父老只想着从这小学毕业，可以升教会中学；从教会中学毕业，可以升教会大学；从教会大学毕业，可以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出神。在暮霭苍茫之中，他还看得出来，胡家房屋虽然还竖立在冲水旁边，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还是一个样，可是颜色变得又黑、又苍老了，屋顶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脚的青砖给硝碱侵蚀得露出槽沟来了，朝北的那堵墙也已经有了裂缝，向外倾斜，并且用一根很粗的檩子斜支着顶住了。他急着要见那些人，也就无心细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较小的前冲，他才折向南，过了那座用六块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抛得很厉害的小桥，又倒回来折向东，顺着村中大路，一直向晒谷场走去。从晒谷场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转进一条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门口。这门口近看起来，更显得低矮破烂、剥蚀倾颓。屋檐的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盖着；两扇大门剩下了一扇，半边开着，半边掩着；门口垫的石块已经完全不成形状，变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里面神厅溜到外面的草地上来。本来周炳看见这贫穷破落的情况，心中十分难过，口中嗟叹不已，倒是这一抹灯光，引起他满怀的热望，他一面想着：“这里的人大概都健壮吧！”一面就满脸笑容地走了进去。 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响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笑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飞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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