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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风雪茫茫》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李怀埙同志在八○年第六期《甘肃文艺》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赞誉它是“真切的悲剧”；《文艺报》第九期发表的刘剑青同志的文章说它以“现实主义的严谨手法”“开掘了人物灵魂之美”，是“写出没有反面人物出现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的“可贵的探索、创造”。这些评论是否符合作品的实际呢？我以为值得商榷。 首先，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不典型、不真实。一九六○年以后三年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能不能进入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的描写范围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这一点不应当成为禁忌。但如何表现这一段历史，诸如路线方面的错误，工作指挥上的失误，以及罕见的自然灾害，则应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既要对现实作典型的概括，坚持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又要注意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对革命现实的发展充满信心。《风雪茫茫》恰恰在这一点上是有比较严重的缺陷的。小说只淡淡地写了几笔：“几十天不见粮食”，“大炼钢铁以来，私人家里的锅砸光了，全村几百口人都在食堂吃饭。去冬以来，只有喝清汤了，近来，清汤也没有了”。“挖野菜，野菜光了，剥树皮，树皮也光了”。而且，这几笔描写还是借助人物之口与作者之口特别他说出来的。因为缺少具体的典型的环境描写，也就无从显示发生这场悲剧性事件的原因以及作品的现实意义。 小说描写了四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而且还清了苏联的欠债，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人民，是大无畏的英雄人民”（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们》）。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写出这一最能体现时代本质的环境。在小说中看不出困难是怎么渡过的，看不出党和人民的力量。而看到的只是妻离子散、逃荒要饭，一幅凄凄惨惨的社会生活图景，似乎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演出的只是一幕幕悲剧，这就不自觉地陷入批判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去了。很明显，小说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持着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它没有描写任何反面人物来证明。它的批判锋芒，恰恰是这个时代的这一段现实。这也能够说是一个“可贵的探索、创新”么？这样的作品怎能起到坚定人民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斗志的作用！它只能使人垂头丧气，失掉信心，去擦那永远流不完的眼泪。 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要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偶然性并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我们的文艺决不能让人们的命运消极地屈服于偶然性现象的摆布，象《风雪茫茫》的描写这样，不能使人物仅仅成为一个只靠逃荒要饭的“混口”者，而应当让他们有所行动，有推进历史前进的行动。同时，即使在一部悲剧作品里，重要的不是去渲染苦难和失败，而在于找出发生苦难和失败的原因，即悲剧性的必然性，从而达到避免和消灭悲剧的目的。 其次，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在它描写的所谓悲剧性事件里，没有写出真正的悲剧因素，作为文学的文艺作品，自然应当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然而，《风雪茫茫》的故事情节内容，却是很少悲剧色彩的。“她”在离开第一个家时对大夫哽咽地说：“能救活全家大小，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等以后日子好了，（你）再说一个。”这就是主人公在困难面前选择的第一个行动，随着形势的好转（也不知是怎么好转的），在她与第二个大夫金牛共同甘苦了四年并且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却回“娘家”与前夫团聚去了。本来造成的是一个家庭的不幸，这个行动叉使第二个家陷于不幸之中。这不是作者为了加重所谓悲剧气氛而以意为之吗？如果不写这样的结局，是不是还会有另外的选择呢？ “她”来到金牛家，“只是话少，笑得更少”，但对公公孝敬，对丈夫体贴，对孩子根柱——她身上掉下来的第二块肉，也爱之至深，然而当她一旦回到前夫跟前时，内心虽有矛盾，却对金牛一家再也没有一点眷恋了，相反心情倒是十分愉快的。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 “金牛见媳妇来了两月，穿戴还跟在家时一样，可身量明显地胖了，两月没见，她越发显得年轻了，过去缺少血色的脸变得红润起来，看上去更有丰采，那眉目、眼神、突起的胸脯、被围裙勒紧的腰身，周身上下分明透出过去没有过的神色，只是见了他，不知怎的脸上依然缺少表情……”。 这就是金牛眼中的“妻子”的形象。不难看出她对第一个大夫是如何的挚爱，对金牛却是视同路人，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金牛毕竟和她有四年多的共同夫妻生活，再说金牛也并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呀！这里，这个悲剧的人为痕迹就更大了。恩格斯曾指出：悲剧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人们既看不出《风雪茫茫》的主人公所代表的历史必然要求是什么，也看不出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是什么。悲那？喜耶？读者是很难判断的。 小说的第三个给人的印象是主人公的心灵并不美。一部作品所塑造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心灵美不美，这要看他们的行为，不能凭主观臆断，更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作为小说的主要正面人物的“她”，确是无辜的，也是具有劳动人民的善良和勤劳等品质的。但最不足的是她却屈从于命运，她的最后行动终于回“娘家”，并不是与后夫之间有什么根本的性格冲突。虽然作者还要写她内心充满着矛盾，然而她“只随身拎着她来时的那方头巾打成的包袱，装着自己几件旧衣服”就匆匆上路了，干出了一件欺骗行为。至此，这个人物给人留下了一种可厌的形象。锁娃爸呢？乍一看也确象“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是金牛一家解救了他和她，他也以舅老爷的身份四番五次地来到金牛岁，使她在两个男人之间过着双重的感情生活。每来一次，金牛都要给他“装上四、五十元，再让他背上百十斤麦回去”，但结果呢？作品这样唤起的不是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倒是连读者一起蒙受了欺骗。人们不禁要问：这符合做人的道德么？这与革命悲剧给人的崇高美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值得称道的倒是金牛这个人物。他朴实、憨厚、灵魂象金子一样发光。女人要回所谓“娘家”，他不愿她离开，千叮万嘱要女人春节就回来，谁知春节过了，女人还音讯杳然。他作出种种不测的猜想，很后悔当初没有陪女人一起去。后来当他来到锁娃家，他发现妻子骗了他，他的感情被蹂躏了，于是胸中升腾起怒火，但当他听到锁娃一家的哭泣声，他的心软化了，一霎问下了决心，从这场爱情纠葛中毅然退出了。在“一阵冷，一阵热，一阵清醒，一阵昏迷”中，在漫天皆白的雪夜里，怀着难舍难分的复杂感情，“拖着沉重的脚步，漫无目的地在茫茫风雪中行走……” 在批判了“四人帮”的“瞒和骗”的文艺之后，我们更加体会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是，真实并不就是一切，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把艺术的真实性和文艺的革命倾向性统一起来，这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所要求的。尽管《风雪茫茫》的细节描写的确是精细的，它描写的生活画面，有些地方甚至是栩栩如生的，但这幅画面的色调却是灰色的、黯淡的。由于片面追求生活表面现象的精确写照而忽视了艺术的典型概括，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然主义。这一点也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当然也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更要重视作品的倾向性。如果真实性是作品的生命，那末倾向性就是作品的灵魂，二者缺一不可。一定要注意同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划清界限。 牛正寰同志是一位从乒坛健儿开始走向文坛的青年女作者；《风雪茫茫》虽然在典型地概括生活和正确地表现主题方面存在着缺陷，可是读了这篇开门作之后，使人不无喜悦地看到这位女作者的惊人的描绘能力和初次显露出来的深沉细腻的艺术风格。我衷心希望作者能在继续深入人民斗争生活的过程中，汲取更富于表现我们伟大时代精神内容的题材，写出更多更好的新作来。 （原载《飞天》198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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