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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或批评家被纷繁复杂的现象裹进十里迷雾之中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导引他们走出迷雾的灯火。恩格斯曾称自己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批评歌德和斐·拉萨尔，而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他们的作品，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 围绕短篇小说《风雪茫茫》进行热烈争论的观点分歧，证明恩格斯强调美学标准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同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审美观息息相通。批评家如果不把作品提到美学范畴里来进行考察，放弃对作品的美学价值的要求，离开对作品所体现的作家的审美观的认真探讨，就容易导致把握批评标准的偏颇。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都表明，对作家或批评家来说，美，是不能忘记的。 小说《风雪茫茫》反映了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悲惨命运，这同一些粉饰那段痛苦生活的作品相比，显示了诚实的品格。金牛和父及二妈的形象，闪耀着普通农民那种纯朴、忠厚、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可贵精神的光彩。诚然，小说没有描绘党如何领导人民战胜困难的动人画面，而是着重表现灾区农民的痛苦历程。于是，有的同志认为，如此描写似乎没有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同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未能划清界限①。这样看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人类社会生活任何时候都有光明面和黑暗面，反映着不同侧面的生活本质。文学作品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常常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有机统一起来。无疑，也有的作品只侧重于歌颂或暴露。同不能指责歌颂光明的作品没有反映黑暗面的本质一样，也不应指责暴露黑暗的作品没有反映光明面的本质。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并非需要辩明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本质，而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悲剧作品的美学价值。 ①见陈剑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悲剧》，《飞天》1981年第1期。 恩格斯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提，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评价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不能脱离它所容纳的具体历史内容。《风雪茫茫》中描绘的许多画面，是否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能依据任何人的解释而只能用当时历史生活实际进行检查。六十年代初在这块国土上生活过的人，只要能记事的，大概不会否认那幅饥饿图是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应当说，人们挣扎于饥饿之中的痛苦，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非罕见，恐怕今后也不会绝迹。这篇小说所以越过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找到了许多赞赏者，大约原因在此吧。人们读过这篇小说后不会不深恶痛绝导致悲剧的社会病毒而向往、追求光明美好的人间生活。有同志争辩小说确实反映了某时某地的生活“本质”、“主流”②，这不是肯定了小说的价值，恰恰贬低甚至否定了它的美学价值。设想，如果《祝福》只反映了绍兴镇的生活“本质”和“主流”，那么它的美学价值又从何谈起呢？ ②见李文衡《一幅茫茫风雪图的社会本质》，《飞天》1981年第1期。 应当肯定《风雪茫茫》描绘农民生活悲剧图画和金牛形象的美学价值。然而，也正是从美学价值的要求出发，不能说小说中塑造的锁娃爹和锁娃妈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有的同志肯定这篇小说将一个女人、两个丈夫这样“三个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之美”写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弦”，就“开掘人物灵魂之美”而言“有不可磨灭的光泽”③。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还有同志赞美锁娃妈“敦厚、纯朴”，锁娃爹“憨厚、诚直”④。其实，只要对这两个人物认真剖析一下，不难拨开这层迷雾。的确，人们听到锁娃爹一口一个“我妹子”的亲热呼叫声，看到锁娃妈对金牛爷儿仁体贴入微的贤慧容貌，是感到他们的“内心之美”太“动人心弦”了，可是，当他们的题着“结婚纪念”四字的结婚照片从书本中抖落在金牛面前时，人们不能不同金牛一道生起被欺骗的强烈羞辱感，觉得人格遭到伤害，心灵受到污染，仿佛喝了口脏水。于是，他们原来在人们心中树起的“美德”之碑立即坍塌，露出他们那“琐碎的个人欲望”、“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恩格斯语）的丑恶心灵。他们为了活命，可以丧尽廉耻之心，用灵魂和肉体去蒙骗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实农民，在庄严的人生舞台上表演着作践人的丑剧。如果说锁娃妈也有农民勤劳、俭朴的某些本色，但这本色被骗人动机和虚伪行为的灰尘所蒙罩而失去了光泽。她对金牛好，并不是出于同情、恩爱，而是当作爬上生命之塔的阶梯。不然，她达到欺骗目的后回到前夫家，何以对金牛及她“抓屎抓尿”养大的小儿子毫无眷恋之情，而才两个月时间竟然身子“胖了”、脸也“红润”起来呢？更龌龊的是，锁娃爹假装“哥哥”将自己年轻的妻子送到远乡同另一男人结婚生子，自己还腆着脸年年千里迢迢跑去拿来四五十元钱、背回百十斤麦，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需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锁娃爹、妈的行为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起码道德，赞颂他们的“灵魂之美”是不合情理的。 ③见刘剑青《走创新之路》，《文艺报》1980年第9期。 ④见李怀坝《真切的悲剧》，《甘肃文艺》1990年第6期。 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主要不决定于作品中描写了什么，关键是作家以什么样的审美观处理和表现社会生活。十分清楚，《风雪茫茫》的作者不是对锁娃爹、妈的丑行进行艺术的批评，而是抱同情、肯定态度，甚至作了相当程度的美化。这就容易蒙惑人们辨明美丑的眼睛。天灾人祸对他们的饥饿负有历史责任，但不能对他们伤天害理承担道义责任。宣扬“为了活命”干什么都合理的人生哲学是有害的。作者注意了作品的悲剧性，而忽视或者忘记了它的审美功能。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不在是否能引人流泪，而在于人们抹掉泪水之后回味、咀嚼和思考些什么，从中得到哪些精神补养、心田滋润。不论歌颂或暴露，文艺总应唤起人的尊严，这是文艺美学价值的基本要求。 《风雪茫茫》中的细节描写比较细腻，不少情节动人心弦。这是它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作者是颇有才能的，但应说，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不耐分析。作者潜心于悲剧细节的真实感人，而在大情节上留下不少漏洞和矛盾，缺乏艺术的完整性。这主要表现在作品并未真正表现出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轨迹。如果小说中写出何以不是锁娃爹而必须是锁娃妈外出谋生（他是“送”她的）、何以锁娃妈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而必须重婚才有出路，写出两家悲剧而又不损害人的道德和尊严，那么这篇小说的美学价值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从作者的艺术功力看能够作到，艺术的完整性在艺术美中占据重要地位。艺术构思能否达到完整性的要求，同作家的审美观密切联系着。 作家是按照美的规律创作的。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特征是体现于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情中的艺术美，没有它文艺就失去了自己的品格而无生存的地位。文学批评脱离了美学的原则，就不可能对作品进行科学的评论。本来，《风雪茫茫》中悲剧图画的美学价值应当肯定，有人却予以否定；被美化了的锁娃爹、妈的形象，应否定其美学价值，而又有人加以赞赏。还有的同志将白桦创作的《妈妈啊，妈妈》中石琴的美好心灵用来为锁娃妈的丑行辩护，反贬金牛为“头晕目眩的脆弱战士”，并说他的家庭悲剧是“生活本身前进的结果”。⑤这已经弄到黑白不分，美丑颠倒的地步。 ⑤见李文衡《一幅茫茫风雪图的社会本质》，《飞天》1981年第1期。 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牢牢记住艺术的美吧，那么，春风吹拂的祖国大地上的文艺百花必将开放得更加艳丽夺目。 （原载《飞天》198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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