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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茫茫》有没有真实性、典型性？陈剑虹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他拿出的一个主要理论尺度，是“真实并不就是一切，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中的事实”的学说。不错，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真实。但是，当艺术真实这个提法往往被有些人用来作为说假话或者炮制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借口时，我以为要求文艺创作起码必须写出生活真实来，却显得更为重要，更有实际意义。要知道，离开生活真实这个基础，艺术真实就成了室中楼阁，就不会有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这样一来，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和真实性不可分割的典型性、倾向性也就更无从说起了。遗憾的是，有些文艺作品假话连篇，公式化、概念化严重，引起读者摇头，缺乏生活真实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风雪茫茫》的作者是从生活真实出发的，她具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对文学创作采取了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不少人都还没有忘记：在某一些农村里（岂止渭河上游），“为了生活”跑到渭河下游甚至天山脚下“另寻主”的妇女虽非大量，但也决非个别，而是人数不少的。可是，这样的社会现象过去在文学创作中却讳莫如深，现在牛正寰同志能在作品中较早地反映了出来，这种睁开眼睛看生活，关心人民疾苦，冲破某种题材禁区的“可贵的探索、创新”精神，难道不应该肯定么？老实说，比起那种用“瞒和骗”的“方法”，“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①的人来，不是更值得人们赞扬么？ ①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并且，依据生活真实创作的《风雪茫茫》，在艺术描写上也是真实的、典型的。作品不仅有着许多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精确的细节描写，而且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某种苦难生活作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种艺术概括，表现在作品对环境的时代气氛的点染和人物的行动、命运的根源的探索上。 短篇小说以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从而显示生活的本质见长，它要求把丰富的思想内容精炼地凝聚在比较短小的篇幅里，一般地说，它难以象长篇小说或者历史教科书那样从正面去直接地、详尽地描写时代环境。《风雪茫茫》自然也受到这样的限制。但是，《风雪茫茫》的环境描写尽管还不大充分，而作品毕竟还通过人物对话和叙述人语言，用侧写、暗示的方法点染出了环境的某些时代气氛。用不着过多地征引作品，只看那“挨饿挨了一年多了、挖野菜，野菜光了，剥树皮，树皮光了。没办法，能动弹的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就回不去了”的几句，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就足以使读者联想到那由于天灾人祸而使人们勒紧裤带、忍饥挨饿的暂时困难时期的一切。所谓文学作品的典型环境，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背景，而是指围绕人物、促使人物行动的具体的人物关系和情景，因此《风雪茫茫》既然能在不大充分的环境描写中着重突出时代气氛的某些特点，这样的环境描写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和命运由此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一对“不是恶人，不是诈骗犯”的农民夫妇，在那“实在没路了啊”的特定时间、特定环境里，女的抱着“能救活全家大小，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的沉重心情决定“另寻主”，男的也只能“忍心把自己的老婆当妹子换粮食”，这是多么悲惨的情景啊！人们尽管可以在事后从道德、法律等各种角度在这一对夫妇身上桃出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恐怕难以否定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行动、命运具有一种必然的真实性，饥饿——濒于死亡——求生，这就是使人物采取反常行动和处于悲剧命运的生活的内在逻辑性，自然，求生的道路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很多的，生活中也不乏如陈剑虹同志所说的虽然挨饿但却“有所行动，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的英雄人物，但是，一个阶级并非只有一个典型，即使在农民中，也存在着具有不同的性格、行动和命运的各种典型人物。象锁娃妈夫妻那样连一口清汤也分不上，无权无势、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要想不坐以待毙，恐怕也只能走上逃荒要饭“混口”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老婆当妹子换粮食”的道路，再要求他们有什么别的行动，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就证明锁娃妈夫妻这一类普通农民也还有一定的典型性，她们也可以要求在文学创作中对自己有所反映。描写了这一类普通农民，也不见得算是“自觉地不自觉地陷入了自然主义”。 况且，评论作品也和创作一样应该从生活出发，而不应该从概念出发。我们最好不要忘记：农村中“有所行动，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的英雄人物要能够行动起来，还有待于我们党采取“抢救人命”的英明措施，派出大批工作队，给农村送去大批粮食、衣被之后。在这之前，那些英雄人物如果不愿做多吃多占之类的事儿，恐怕也有被饿死的危险，他们实在也很难行动起来的。如果只能写“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的农民的题材，那就无异是给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题材在时间上和范围上划定了禁区，这和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精神是不大一致的。 （原载《飞天》198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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