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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正寰同志的短篇小说《风雪茫茫》在《甘肃文艺》一九八○年二月号发表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一些来稿、来信，反应比较强烈。同年六月，江苏省宿迁县李怀埙在本刊发表的《真切的悲剧——读〈风雪茫茫〉》，对作品作了肯定的评价。十一月，本刊在《来稿来信综述》中摘发了部分读者的两种不同的意见。在此期间，外地刊物先后发表了刘廷顺的《现实主义的真实与理想——兼评短篇小说〈风雪茫茫〉》（《丹东师专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和刘剑青的《走创新之路——兼评一九八○年上半年的几个短篇小说》（《文艺报》一九八○年九月号），也对这篇小说作了不同的评价。 今年以来，本刊就《风雪茫茫》展开讨论。截至五月号，已刊出兰州李文衡、陈剑虹、牟豪戎、祁渠、王志明、元鸿仁、陈家璧、孙宪文、流云，天水立之，榆中李镇清，北京何火任，山西路石，新疆沙平，青海李克安的文章共十四篇。讨论由对作品的不同评价，发展为对典型问题、悲剧问题、道德问题以及社会效果问题等的争鸣。一些读者来信认为，这次讨论体现了党的“双百”方针，有助于对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因版面有限，大量来稿未能刊出，现摘要整理如下，以示讨论告一段落。 许多读者在来稿中首先谈到他们（以及周围群众）读后的感触，认为作品的社会效果是好的。秦安县贾川公社腰崖大队薛荣祺认为，《风雪茫茫》“完全是为工农兵而创作的，它演出了六十年代初期压在灾难底下的群众悲剧，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深受其害的人，生活在美好的今天，不能不‘惊定还拭泪’，痛定思痛！”甘肃省日用杂品公司秀青说自己是“不懂文学的文盲”，但“看了《风雪茫茫》这篇小说，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但恨自己知识浅薄，没能力写一篇赞美这篇小说的好文章”。新疆福县水建三队刘新乔认为作者“敢于面视现实，创新立异，而这也正是《风雪茫茫》与众不同的绝妙之处”。新疆阿克苏地区五团加工队董生芝说，读过小说之后，“泪水横流满面，破碎了的心灵在呼唤，死去了的心灵激起无数波涛，往事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他认为这篇小说是作者“献给那个特定时期内遭受无情摧残的人们”的一件备忘录，“让活下来的人们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再也不要重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搞‘四化’让他（她）们破碎了的心灵复苏，振作精神，跟着党中央朝前走”。兰州新兰仪表厂工学院王炳琪认为，作品“写得真实”，所以“让人流泪”，但“既然有泪，就应当擦去”，而作品的积极意义正在于让人们“在擦泪之际，回想往事，从中记取教训，向美好的生活去奋斗”。一四四五研究所张盈认为，《风雪茫茫》“的确不失为一篇敢于讲真话的好作品，是作者对多年来不准用文艺作品来暴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禁区的一次大胆突破，作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左倾路线的灾祸早已有之，绝非自文革始”，而小说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痛定思痛，以期引起高度的警惕”。天水市皂郊一四九队刘益民说，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恰如投石于泉，顿起波澜”。群众对这次讨论“寄以关注之情，无疑是个可喜的现象。”关于小说的社会效果，他认为，虽然作品让人读后“实感调子低沉，压抑得很”，但它让人思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好端端的农村，为什么会有这样残酷的现实出现？不了解过去，就不懂得现在，更难理解将来。在举国上下齐步进行新长征，努力建设‘四化’的今天，抚摸以往斑斑伤痕，就会收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暴露过去的阴暗面，就会给今后提供一面明净的镜子。勿庸置疑，其实质仍是向前看的，这就是作品的积极意义”。山丹县新河诚实在信中反映：“记得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适逢社员大会，是谁拿着本《甘肃文艺》大呼大叫：‘看呵，牛正寰的《风雪茫茫》写绝唠，把六○年的情况活脱脱画了出来……’你抢我夺，争着先睹为快。队长见乱了‘经堂’——社员会开不下去了，就说：‘吵呵嚷的啥意思！悄悄叫会计给你们念。’于是，我面对百多口人念诵起来。念着念着我就下了泪，会场里响起了滋溜滋溜抽搐鼻子的哭泣声。末了，队长用粗糙的手抹着泪宣布：‘好了，往后啊，再也不愁饿肚子了。开会吧！’”漳县柯寨中学李兴华认为，“这类揭露过去阴暗面的作品，尽管过去被长期窒息，现在也还为许多好心的同志所看不惯，但它是历史的苦藤上必然结出的苦瓜。”其积极作用在于“提醒人们，应当坚决摒弃被林彪、江青之流捧为法宝，变着法儿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跟着党中央，为真正的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卫东街道吴荣福在来稿中认为，作家既要：“敢于揭示左倾错误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同时，还要苦心思索如何更好地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他将《风雪茫茫》和根据这篇小说的部分情节改编的小歌剧《鸳鸯村》（载《小剧本》今年第一期）加以对比，认为小说“格调失诸低沉抑郁，难免使人悲观、颓丧和消极，而小戏却能不拘泥于表面现象，它通过提炼、概括，反映出了生活真实，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展现了希望与与憧憬，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吸取教”。他还认为，“如果说这篇小说是抛给人们以黄连，那么小戏就是送给人们一副精神粘合剂。我想，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审视作品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应是这场争论的大方向和大框框”。 许多来稿对典型问题也给予极大的注意，认为这是争论的焦点。 江苏省宿迂县建筑设计室李怀埙在他题为《关于“典型”》的答辩文章中，表示不同意陈剑虹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绝对化，若把抽象本质当作创作模式，便颠倒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生活中每一现象都只是本质的某一侧面，而生活的反映，也常常以曲折的形式出现，因之，文艺作品中对现象的描写和对本质的揭示也并非就纯粹是直接合而为一的。所以，文艺并不排除非本质的、偶然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虽然是偶然的，非本质的，但却是真实的，个性的，有助于整个形象对生活本质的揭露。拿《风雪茫茫》来讲，尽管一个女人同时嫁两个男人的事只能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但试问，这种个别、偶然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典型环境’下的产物？如此溯本求源，作品所要揭示的生活本质不就昭然若揭了么？”“诚然，‘偶然性并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但试问，如果象《风雪茫茫》这样的‘偶然性’不反映空想的假社会主义的‘必然’，又反映了什么呢？” 平凉丰收机械厂钟鸣认为，有的同志批评《风雪茫茫》没有反映出“时代本质”，“这是对作者的苛求。小说《风雪茫茫》的作者并没有给自己定下要反映出一个历史时代的任务，而是把自己的描写范围严格地限制在四年的特定时间内。如果要说这四年的‘时代本质’，那么，这个‘时代’正是以人民群众蒙受灾难这个本质和特征载入史册的”。 靖远县砂河沿党校詹玉石不同意陈剑虹关于典型的观点，认为“用这种理论不但无法解释文学史上各种各样具体独特的典型形象，同时，在这种时代本质的总概念和历史必然要求的大前提下，又从根本上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中，每一个具体的阶段产生悲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四川省汶川县旋口中学邓国治，甘肃师大中文系金山、万青，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李唐，漳县李兴华，天水立之等，都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浙江省余姚师范徐夕明将《风雪茫茫》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进行比较，认为“正因为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了，所以做丈夫的就不能公开出典妻子了，才只好假冒自己的妹妹给人家换粮食”。他根据金牛爹、邻居二妈与王狼、沈家婆之流的不同，具体说明《风雪茫茫》里的陪衬人物“足以体现社会主义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显示出悲剧发生的特定时代和社会风貌，这可称之为典型环境。因此我不同意说《风雪茫茫》没有反映社会本质。而有的同志却以当年在甘肃境内目击过不少这类悲剧为根据，来肯定它反映了社会本质，我以为也缺乏力量。衡量文艺作品是否反映社会本质，不能光着眼于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数量之多寡，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许表现历史发展的主流及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和典型问题相联系，不少来稿还就悲剧问题发表了意见。 天水立之在文中提到对悲剧概念的不同理解。“恩格斯的确说过，‘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但早已有人指出，这个命题，只是对于悲剧性质一个方面的概括，有其具体场合和针对性，并非概括规定了悲剧概念的全般。”因此她认为，《风雪茫茫》所展示的悲剧“无须出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悲剧》所规定的‘根本的性格冲突’”。 全山、万青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产生悲剧的可能。《风雪茫茫》“说明了制造悲剧的因素并不因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旧制度的被推翻而消失，反科学的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方针同样可以制造新的悲剧。我们必须认识它，正视它，尊重科学，按经济规律办事”。 可不可以写悲剧？平凉——信箱耿民认为陈剑虹的文章表明了两点：“第一，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会有悲剧剧的”；“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即就是有悲剧，也不能按真实去写！这是‘需要’”。他还认为，“多少年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文艺只谈‘需要’，不谈真实”。“‘需要’什么样的悲剧，‘需要’什么样的喜剧，这‘需要’本身就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唯心主义”。 李怀埙还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悲剧》，剑虹同志如此提出了问题，但可惜未清楚明确地阐明到底‘需要什么’？我反复揣摩，似乎有些明白是‘要’那种充分显示‘党和人民力量’的‘悲剧’。这般提倡实在冠冕堂皇，无可厚非；但我想，这个任务恐怕不是《风雪茫茫》所能完成，而只有待另外的作者去写教科书了。” 李兴华认为，近几年出现的“伤痕文学”，“比起‘伤痕’本身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幸亏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并不会写文章，如果他们都把自己的切身感受，酸甜苦辣写出来，那真是不可想象的‘伤痕文学’的海洋了！”同时他认为，“这种文学并不就是一切，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它不会，也不需要永远这样大量占据着文学阵地。它毕竟是伤痕的产物，一旦伤痕痊愈，它将会随之减少乃至消失的”。 一些来稿还就道德问题发表了意见。钟鸣认为，指责金牛媳妇背离“做人的道德”是“荒唐”的，他认为，“资产阶级说，在他们那个社会，最不道德的是无产阶级，因为贫困会迫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去做贼和卖淫，要明白，当历史的发展出了常规的时候，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会产生出许多特殊的现象和事例。对于这些特殊的现象和事例，没有经历过的、或只会用一般的眼光看问题的人，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金山、万青认为，“锁娃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她的身上具有我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吃苦负重的精神美德”。“她毅然作出了牺牲自己保全孩子和大夫生命的决定。这决定出自母爱，出自生活的逼迫。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三十年代的春宝娘的活，同样，也没有理由责怪六○年的锁娃妈”。他们还认为，这女人最后回到前夫那里是可以谅解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要她嫁给恩人而不去跟丈夫结合呢？” 李兴华认为，锁娃妈“应该回原籍才是正理，要不，怎么解释后来政府采取的动员遣迭政策呢？”“她本不是一位理想的完人；不是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信条的女人；不是懂得只有在发生了‘根本的性格冲突’后才可以离开大夫的女人；不是理解自己的行为是否够得上‘革命悲剧给人的崇高美’，想到自己是否有别林斯基认为的那种‘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嫌疑的女人。我们的作家写的是六十年代初中国某地农村的真实，却要用上世纪外国权威们关于‘悲剧美’论述中的片言只语作标尺，这正如某同志所说的是‘地上的艺术与空中的批评’。这不也是一种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 徐夕明认为，“通常我们说悲剧，总是指真挚美好的情感被毁灭给人看。而《风雪茫茫》的根本缺陷，正是对悲剧主角的真挚美好的情感未能向读者充分地揭示出来”。他认为，“深入开掘悲剧人物的心灵之美”，应当是悲剧的基本要求之一。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靖远矿务局红会一矿李元元、河南省南召县101信箱小学刘世昌等不少读者，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当年的所见所闻，在来稿来信中，为这次讨论提供了许多历史背景材料， （原载《飞天》1980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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