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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红高粱》之后，莫言推出了他的又一部中篇力作——《红蝗》（《收获》1987年第3期）。 《红高粱》的发表，曾使莫言名噪文坛，但尔后相继发表的“红高粱”系列诸篇，却给人每况愈下之感。于是，击节赞叹者有之，惋惜担忧者也有之。有人说：“红高粱”系列是一部“奇书”，有人说“莫言，莫可言”。这都是见诸报端的评论，但在街谈巷议之中，笔者也听到过“莫言，莫过于然”的说法。及至读到《红蝗》，我们有理由认为，莫言并非江郎才尽，确乎是“莫可言”。 当《红高粱》问世时，令人不无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得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异于他有那样丰富、奇诡的想象力；惊异于他的文字是那样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惊异于他把那宏阔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笔酣墨饱，淋漓尽致，震颤人心；惊异于他有那样新颖独特的主观艺术感觉。上述一些特色，在小说《红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强烈。譬如，时空界限更为模糊。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过去时”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惰；“现在时”写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作者分别叙述，交叉进行。但这两条线索，都已属于历史，与现实无涉。《红蝗》的历史跨度长达五十年，即写五十年前（1935年）和五十年后的两次蝗虫灾害，熔历史与现实于一炉，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在叙述方式上，则更加灵活自如，作者不再将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严格地划为两条平行线，而是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交叉渗透叙述法，尽量使历史和现实勾连、相结，浑然一体。再如，其描写更带主观色彩和荒诞色彩。《红蝗》写了生活于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两个时代之中的两组人物。前者如九老爷、四老爷、四老妈、锔锅匠李大人，后者如“我”、黑衣女人、遛鸟老人、教授和姑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人物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彼此间没有任何关系和纠葛，即使在同一组人物中，特别是“现在时”这组人物中，其关系也是如此，象黑衣女人、教授和姑娘等人物，甚至是游离于作品的大背景“灭蝗”之外的。另外，关于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最终的结局，以往的作品总是想让读者感到无可置疑，总是想让读者相信造成某一结局的客观必然性和唯一合理性。但莫言写黑裙女人的死因时，在描述四老爷和红衣小媳妇的偷情过程时，完全是出自“我”的主观推断。这种推断有其可信性或合理性，但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至于写到四老妈和锔锅匠的死，其主观性和梦幻感就更为明显了。“我”是一个现代青年，四老妈和锔锅匠死于五十年前，作品却让“我”充当见证人和目击者，这就只能说关于他们的死是出于“我”的想象和幻觉。这种描写显然带有荒诞性。 由此观之，《红蝗》从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恍惚不定的杂乱感。好象作品未经精心构思，只是作家的随意挥洒和非理性的表现。细思之，并非如此。在这里，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这两组人物虽无直接的外在的联系，却有些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组成一个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艺术整体。我以为，以表面的不合逻辑揭示出内在的合逻辑，以无序显示有序，正是这部中篇在结构上的匠心独运之处。作家那种敢于超越常规的独创性，也于此可见。 莫言在艺术上别具一格，他的作品能在被别人写滥了的题材中发掘出新意，故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纵观近年来对他的评论，多是从艺术的角度着眼，在这方面又特别称赞他的艺术感觉。这就造成一样印象，好象莫言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那与众不同的艺术感觉。这样看法自有道理。但仅仅看到这一点，就难免失之片面，尚不能揭开莫言之谜。全面地认识莫言，不仅应该分析他的艺术表现，也应该分析从作品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蕴。谁都承认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一定的思想需要由一定的具体形式才能得以体现。那么，在新颖的形式之中就必然寓含着新颖的思想。记得莫言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如下情况：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是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但莫言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读过《百年孤独》。我愿意相信莫言的话，因为完全有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否则，就不会形成流派。读莫言的作品，固然使我们感到他在艺术表现上力求独辟蹊径的不懈追求，然则之所以如此追求，目的并不仅止于此，而是为他所要传达的情感和思想见解寻求与之相适应的传达方式。所以他并不把某种方法奉为一尊，而是根据需要，为我所用。这就导致了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同时又将夸张、虚幻、意识流、荒诞等现代派手法杂揉其问，以至于使你很难说他属于什么“派”。例如在《红蝗》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写实，又有主观表现；既有逼真的描绘，又将幻觉和推想穿插其间。另外，在结构上他之所以极力打破时空界限，把一些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和事件捏合在一块，并不是为了花样翻新，而是为了确切地传达他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 事实上，我们肯定和赞赏这部作品，除了艺术上有创新之外，还在于作家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作品中由“我”体现）和意识，在追寻历史足迹的过程中，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在于作家不是孤立地“寻根”，而是极力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它揭示出历史进步的艰难历程。 那么，什么是历史呢？作品在描写到五十年前那场冰雹的袭击之后，通过“我”之口这样说：“我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寻找家园的历史。”换言之，也就是求生存的历史。“家园”之所以需要“寻找”，就因为它不是唾手可得。寻找——失落——寻找，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正是经历着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家园”的失落，一是来自客观上的天灾人祸，一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弱点和缺陷。莫言是喜欢和善于描写灾难的。《红高粱》描写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红蝗》则写在蝗虫、冰雹的袭击下，使“家园”转瞬即失的惨景。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在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一方面经受锻炼，增长着才干，一方面，又往往把自身的缺陷不由自主地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时，我们也最能清楚地看到人的“最英雄最王八旦”的双重性，而人的“王八旦”的一面，又往往与灾难构成一种合力，成为人们寻找家园的巨大障碍：“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馑伴随瘟疫；饥馑和瘟疫使人类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而在一个“人非人”、“人吃人”的社会里，哪里会有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可言。所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过程，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 但是，人类自我战胜的过程，即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之所以艰难，一是因为人的动物属性（兽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战胜兽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化的过程，而决非一次性的革命所能奏效的。二是因为在历史的积淀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而后者就是人类自我战胜的负累。在《红蝗》中，莫言多次写到那片沼泽地里的红色淤泥，就是历史积淀的象征：“红色的淤泥里埋藏着高密东北乡庞大凌乱、大便无臭美丽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是红色蝗虫、网络大便、动物尸体和人类性分泌的混合物。”这种“独特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昔日食草家族的成员们难以摆脱它，就连渴望现代文明的“我”，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诱惑：“我一再走火入邪魔，是因为那片红色沼泽，沼泽里奔腾着狐狸与野兔，刺猬与白鼠，成群结队的螃蟹在腐败的草叶里喷吐着团团簇簇的泡沫，远看宛若遍地花开”。 人类自身的缺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质”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莫言笔下的“吃草家族”的历史上，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没有法规的时代。由于没有法规的约束和限制，人的兽性的一面便以公开的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便有近亲通婚、人与驴交配的丑事发生。近亲通婚的结果，使手脚上生蹼的孩子不断出生，导致了食草家族的衰败。一些有识之士，为家族兴盛计，制定了严禁同族通婚的法规。族中一对手脚生蹼的青年男女，无视这个法规，他们依然相爱，并公然宣布结婚，结果遭到了火焚的惩罚。而这对情人，置身于熊熊的大火之中，脱光衣服，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化为灰尘。愚昧而又钟情，这就是他们的悲剧。至于那位奇丑的男人与一头母驴交配，完全是兽性的发泄，所以被鞭笞至死。孤立地看，火焚也好，鞭刑也好，都是很残酷很不人道的，但为了扼止兽性，又不得不采用这种不人道的手段。以强制手段限制赤裸裸的兽性，正是这一阶段的特点。由此我们看到，莫言并非蔑视老祖宗制定的一切“法规”，他所蔑视的，只是那种以兽性为基础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法规”。 第二阶段是五十年前四老爷和九老爷生活的时代。在四老爷生活的时代，近亲通婚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人驴交配的丑事业已杜绝，这显然是一种进步，食草家族的文明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人类的缺陷依然存在。人的兽性的一面，不再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变得较为隐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即由“性欲”向“情欲”转化，具体表现形式便是男女间的“偷情”。然而这里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偷情”。一种是四老妈和锔锅匠之间那种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偷情”。在那个社会里，已婚的女人只有被男人休弃的命运而没有重新选择的权利。她与锔锅匠心心相印，却不能公开地结合，只能去“偷情”。作家通过四老妈被休离家场面的描写，使我们从她那从容镇定的神情，从她当面揭穿四老爷和九老爷的虚伪行径并撕碎休书、打四老爷的耳光，从她把那双作为她被休证据的大鞋堂堂正正地挂在脖子上的举动，看到了她那种敢恨敢爱，置生死于不顾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她和锔锅匠的悲剧结局，是对以兽性为基础的“法规”的血泪控诉。一种是四老爷和红衣小媳妇式的偷情，没有互爱，只有情欲。四老爷对红衣小媳妇并非一见钟情，只不过是她那件“红衣服”更具新鲜感，由此引起了四老爷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状态发生作用，使他在这个异性面前欲火攻心，坐立不宁。所以，他们的“偷情”是由见异思迁的性冲动引起的。红衣小媳妇对他也无真情，只不过为了满足性欲望，为此，四老爷不得不经常服用“春药”。尽管如此，红衣小媳妇暗中又勾上了九老爷。为此，兄弟俩争风吃醋，刀枪相见，致使红衣小媳妇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在这里，你能看到真正的爱吗？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他们在情欲的支配下，干出了一件件伤天害理的事：为“偷情”方便，四老爷借行医之便，用药毒死了红衣媳妇的公公；继而设圈套抓奸，用“狼筅”打瞎锔锅匠一只眼，接着一封体书，将四老妈置于死地；最后在争风吃醋中打死红衣媳妇。请看，因“偷情”而害死三条人命，兽性乎，人性乎，难道还需赘言吗？ 第三阶段便到了“我”的时代。“我”这个食草家族的后代，生活在远离家乡的现代化都市里。他向往着现代文明，他对那些时髦男女的轻佻行为颇为反感，对于那个在课堂上大讲“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暗中却和一位年轻姑娘偷欢的教授的虚伪更为厌恶。就在这时，他被一位黑裙女人无端地打了一记耳光。由于忌恨和恼火，他便追赶这位女人，但当他窥视到黑裙下的红裤衩和白皙而又颀长的大腿时，恼火便被涎羡取而代之，当他第二次被这女人打过一记耳光之后，非但“不恨这个神秘的女人”，反而想去“犯罪”了。其情感转折之快之大，都是出人预料的。何以会如此呢？我们从这里仿佛看到了四老爷当年见到红衣媳妇的神态，从恨到不恨到想犯罪的心理变化，正是他的人性死去兽性复活的过程。但他与当年的四老爷毕竟有所不同，这就是他能立即清醒过来：“我惊讶地发现我身上也有堕落的因素，苦读十年孔丘著作锻炼成的‘金钟罩’竟是如此脆弱，这个女人，用她柔软的手掌温柔地打了我两巴掌，就把我的‘金钟罩’打得粉碎”。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啊！这种矛盾心理，说明他比他的先辈有了较大的进步，也说明在他的潜意识中还埋藏着红色淤泥里的积淀物。因而，从“我”身上，既体现出历史的进步，也体现出人性战胜兽性的艰难。同时，我们要指出，黑裙女人生活在当代，红衣媳妇生活在五十年前；前者死于偶然的车祸，后者死于“情人”的枪口。然而她们的悲剧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她们在烧起情欲之火后，又被她们的情夫始乱终弃，因而造成悲剧。我们从教授身上难道看不到象四老爷那种虚伪的东西吗？生活于当今的“我”、教授、黑衣女人和生活于五十年前的四老爷、四老妈、红衣媳妇，难道他们没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把五十年前后的两组人物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联系中，莫言让我们感到：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既然如此，而所谓的彻底反传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人类的文明之花，要在滋养过它的土地上开放！只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然而这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 （原载《文论报》1987年9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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