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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展示这两个标准是如何地大相径庭。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及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时，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服装式样丝毫无法吸引中国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倒过来也一样。我们肯定感到奇怪的是，把头部前面一半头发剃光，让这个显然应受保护的地方暴露在外，这样一种反常习惯，这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顺从。但是，由于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接受这个习惯的，也由于如前所述，这是忠诚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自己已经感到这样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连再戴上明朝的头巾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光着脑袋时，也同样不考虑是否舒服，他们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热的那几个月，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也有人打伞遮太阳，但为数太少。中国的男人的确是稍有情况就戴起帽子来，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妇女只有头巾可戴。在西方人冷眼旁观之下，这种头巾纯属装饰，毫无遮阳之用。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能够达到舒适要求的几件东西中有一样便是扇子，也就是说，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时候，扇扇子就是舒适。夏天，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苦力几乎一丝不挂，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却边拖边起劲地扇扇子。即使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破扇子。 中国文明令人不解的现象之一，便是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而且肯定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很高的创造性，但他们却从没学会把羊毛纺线打成衣服。这个帝国西部地区的羊毛纺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算是不在这个笼统论断之列的一些例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羊群数量众多，山区尤其如此，但羊毛纺织却不普遍。 人们相信，古代还没有引进棉花的时候，衣眼是用别的植物纤维织成的，比如灯心草。无论过去是使用什么纤维，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全国都是用棉花了。这个帝国冬季里寒冷的地区，人们所穿的棉衣几乎把人裹得像两个人那么厚，这样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眼装有什么不舒服。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日子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似挂着许多布袋子，听任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但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他得到一件外国衬衣，人家叫他每天穿着，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碰就湿。天气一冷，双脚就多少有点冰。的确，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考虑到价钱，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了。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不视之为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中国服装最恼人的特点，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其中有一条便是没有口袋。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如果这个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那他对于他的种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须臾不可分离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东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任何一种，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丢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 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在我们看来令人不快，那么，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评论了，因为他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①，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夜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随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②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开始就被固定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习惯的地方，说一个人孤陋寡闻，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 ①译注：语出《论语·乡党篇》，一说孔子认为：睡觉一定要有小被子，长度合本人身长的一又二分之一。 ②译注：指沙袋育儿，又称沙袋养育儿，曾经流行的育儿方法。婴儿出生后就用沙土布袋当尿布，一天到晚躺在沙袋里，只给吃喝，不准任何人抱或逗，因为据认为“越抱越要抱，越逗就越要逗”。用这种方法养大的孩子是典型的“早期失教儿”。 住房同服装一样，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中国人也是无所谓的。为了确立这个论题，应该不考虑穷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如愿以偿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然而，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如果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热气。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却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一般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如果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种烧烤的煎熬。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似乎也根本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几乎没有人使用蚊帐了。白岭虫和蚊子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枕头的式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使用中国人的枕头而不感到难受。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为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于利用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不感兴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当的，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如今这些羽毛在派什么用场。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式样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谋划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厌恶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量，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与几乎什么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灯相比，煤油灯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宽大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做成的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反感的无疑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打地基时太节省。其不可避免并且永远存在的结果便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眼，并且也特别有损健康。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在中国是一句极大的空话，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一头撞在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四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不适当的替代品。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炕一点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实在让人不舒服，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舒服。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对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一无所知，即使意识到这一点，看来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别贵。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国的出门人，住进一个中国的小客栈，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欣赏着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马上倒头睡着。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三番地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其解释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叫、一起叫，还是根本不叫。没有一个酉方人会对这种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推知这一点，因为有一个朝廷命宫的夫人曾经在亲王府养了将近一百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杂种狗骚扰，中国人却不太愿意去灭狗，佛教对此负有责任。不过，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不像别的东方人那么明显。劳罗斯先生①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癫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这幅插图也可以视作不少中国城市的速写。大群大群的杂种狗毫无顾忌地吠叫，中国人似乎觉得无甚大碍，他们更是丝毫都没有想到经常出没的疯狗的巨大实际危险。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狗毛，这种做法肯定源自我们的一句谚语：狗毛治狗伤。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灭狗，看来仍然没有列上议事日程。 -------- ①译注：劳罗斯（J．Ross Browne，1821一1875），美国外交官。1868—1869年任驻华公使。因反对蒲安臣为清廷所定的政策，被美国政府召回。 以上引证的例子，大部分与中国人漠视舒适有关。再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漠视方便，也很容易，且几个例子也就足够了。中国人颇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自豪。事实上，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文学国度。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没有第五样东西（那就是水），这四样东西也肯定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当，就会弄伤笔毛，缩短其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中国十八个省份最好的旅店里，却都像低等旅店一样，旅客若感到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高声叫喊，徒劳地指望会有人听见。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在日常供应方面，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了苏丹①的腹地，供应得不到保障。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才打灯笼，我们的送奶工和卖鲜酵母的小贩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为受乡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领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为什么东方最聪明的人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①译注：苏丹，非洲东北部国家，境内多沙漠、盆地和草原。 在谈及省吃俭用时，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这与我们的方便概念是不一致的。 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多了！ 这个天朝帝国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最快最持久的，便是完全缺乏“卫生设备”。即使在北京，不论何时，只要试图治理下水道，其结果总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在回答这样一个经常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时，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而无法回答：这个帝国哪座城市最脏？一位来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起脏乱臭，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乎意料地清洁——对中国城市而言。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声称他的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确信了福州最脏，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福州最脏。然而，如果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回顾在北京时的想法，并诚恳地撤回那时的观点，他这样做也毫不足怪！ 每当想到中国文明的种种不方便，西方人心中最重视的是以下三点：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当然也有私营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帝国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小。在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气一变糟糕，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要说他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擅离职守，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①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而中国人对冷水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一直对猫反感。无论外在表现还是内心驱使，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 ①译注：此处指的是天津教案。1870年（同治九年），因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等激起民愤。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1830—1870）往见中国官员时公然开枪恫吓，击伤中国官员的随从。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并焚毁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杀死十五个外国人。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军舰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被迫妥协，原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爱国人民被惩办，有二十人被杀，二十五人充军。事后，清政府还赔款重修教堂。作者在此的叙述，完全出自他作为一名美国传教士的立场和口吻。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讲清楚的，而需要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中国货币混乱，不乏咄咄怪事，足以让任何一代西方人发疯。或许更可能的是，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更为持久的烦恼。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帝国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都要发生不可避免的争吵。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这个地方官员的衙门中的下属贪官污吏带来机会，对本地钱庄加重压榨，多多少少地为难了一切商业活动。现钱一时周转不灵，物价顿时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也没起什么作用——坏钱回收了进来，物价却并不回落。这样，就有了一条无一刻暂停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逐出了好的货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是惊人的“龌龊钱”，常常会把手弄脏。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都是既笨且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运输就成了一件事情了。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如果他用钱庄的汇票，也减少不了多少困难，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上，将会发生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无能的情况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买卖；而据我们日常所见，他们对这些恼人的钱币业已习以为常，带着也不嫌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绕过驴脖子，把它挂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为何不折断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恰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方式，尤其熟悉我们的注意为恰好触及的那些方面，却时常断言说中国人尚未开化。这个肤浅而错误的判断，是出于对文明和舒适的毫无条理的混乱思想。在考虑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毫无二致）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去提及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纯属多余。然而，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彻底革命，却更为奇妙。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随时代而变化。与此对照，在中国，时代未曾变化，人们也没有变化。因此，如今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完全相同。当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然而，我们期待也罢，渴求也罢，这些标准将不会是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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