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小镇有三四千人口，只有一条主街，总计不过三里路长。看来，谁要是和谁有过瓜葛，后来虽然中断了，要想从此不再相见，不在心中勾起往事，实在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和一个姓万的人家——由一个寡母和四个女儿组成的家庭，只因八九年前有过一段短暂的瓜葛，后来相遇时虽然彼此都有意躲闪，但双方的心其实都难以平静下来。 谁也想不到，把我和万家母女扭到一起的媒介，竟是万里之外、栖居他邦的一位陌生人——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妈。 对于这位不相识的姑妈，我从懂事时起，就几乎天天暗中诅咒她：盼她在太平洋上翻了船，喂鲨鱼！要不就在基隆、香港或纽约的街头出车祸，碎了尸！ 此恨有因：四十年前，她美滋滋做着国民党少将夫人兼某城市集邮友人会名誉会长时，我还没有从无机盐、有机物转化成蛋白体——生命，更没有出世。当然，对她后来随夫潜逃台湾，我就也来不及表态。不过我敢百分之百地担保自己没有给她出谋划策，就连做婴儿时的哭声也绝不是什么对她的“哀鸣”。然而，六四年我在美术学院毕业，四五位名画家兼本院教授都预计我会留校做教师，或到美协、画院去从事专业创作，但我却被抛到这小镇的一所中学做了美术教师。 我来之前，美术教师原是由一位只会画体操示意图的体育教师兼任的。他特别擅长“一笔画”，例如一笔画出个公鸡，一笔画出个“尼克松”等等。我接课后，让学生画铅笔素描，画木方，画皮球。为了学生的乱堂的问题，某副校长还找我谈过话，要我向那位体育老师请教。我大约也说了些不太合时宜的话。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失业多年的大学毕业生，解放后才有了正式工作，在外市的一所中学里当生物教师。他的兴奋像小孩子，他的世故水平也像小孩子。当时由于中苏关系颇似“铁哥们儿”，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几乎都被米丘林的“冬别里梨”和李森科的“小麦密植”、威廉士的“土壤改良”所占据，而我的父亲却偏偏在谈起摩尔根的“遗传内因论”时来神儿，大赞其孟德尔在遗传学研究中的“豌豆试验”，结果，自学校建了农业基地后，他就成了常驻代表，负责土地深翻和底肥配比。大约是由于心情不好的缘故吧，他常常摆弄一厚册邮票。其实，他对一大厚册邮票无非是随便翻翻，只把眼睛较长久地停留在几张人头像上：达尔文、摩尔根、孟德尔、巴甫洛夫，对米丘林，自然也要投上崇敬的几眼的。 我幼小的时候，只把邮票当玩具。例如，什么异形——桃形、菱形、叶形——邮票啦，什么异质——金属的、尼龙的、赛璐珞的——邮票啦，我都做了书签，或悬在脖子上当长命锁；就连邮册上用小字标着“二百美钞”的中国第一套邮票——清代的“飞龙”邮票的一张，我也曾恶作剧地贴在自己的脑门上四处跑。什么大不列颠的女王头像，什么塞拉利昂的椰林邮票，我都没给予过应有的尊重。而且，假如我父亲那时就透露出这是我姑妈遗下的，我说不定还要往上吐几口唾沫，甚至把它投进炉火中的。爱屋及乌，恨她也就难免株及邮票。 但当我成了美院学生的时候，邮册却成了我的宝贝。不到一方寸的小小纸页上，多么清晰的缩印了举世闻名的美术珍品啊！《最后晚餐》、《莫娜·丽萨》、《给土尔其人的信》、《太阳和土地》…… 人有了职业，就有了职业神经。在美院学生的眼中，整个世界——无论大自然或人间——几乎都是由美好的图画构成的。没有图画，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乏味的。在我们看来，毁掉敦煌的一张壁画，烧掉法国罗浮宫墙上的一张油画，推倒俄国冬宫中的一具石雕，在心中引起的懊丧是不低于听到某省水灾或某省旱情严重的。不错，这有点迂腐，可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迂腐和赤诚，精明和轻佻往往很难分清。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一厚册邮票时，老实说，就是他突然告诉我这东西是强盗、响马、土匪丢下的，我也不会放手了。只要我瞟一眼列宾笔下的《给土尔其人的信》，瞟一眼那从透视学、色彩学、光谱学中闪烁出的艺术家才气，就再也不会松手了。 但是，就是这本集邮册，因为有人从我父亲那里追溯出了它早先的主人——我的姑妈，也就成了我在“文革”中酿成所谓“罪行”的酵母。 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借着“现行问题”一发酵，我本人生活的图画，就不可能是优美的了。集邮册成了我“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铁证”。旬日之间，我逐级被加冕为“专政对象”。而这样的无妄之灾加诸我的头上，不觉也有好几年了。 镇上的清洁工忙于“革命”，没人再扫街，而街又是必须有人扫的。新的“清洁工”便要从各单位的“牛栏”中去物色。荣幸得很，我算一个。 早晨，扫过街，还要到镇革委会大院去点卯，听取这一天的安排——主要是听一听今日有无批斗会之类。 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万氏一家的户主——万老太太。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