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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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