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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作家、《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在谈创作经验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革命前在《俄罗斯财富》杂志上，有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发表了一篇描写关于顿河哥萨克生活的作品：男哥萨克出外工作去了，他的妻子，一个年轻貌美的哥萨克女人爱上了别人，后来怀了孕，而且用最可怕的方法打了胎。这在当时原来是很常有的事。作品发表后有的读者很愤慨，写信质问《俄罗斯财富》：“我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从杂志上她会晓得世界上还有打胎一说呢。”绥拉菲摩维支说：“不，生活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生活的最污秽的一面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于作者，应当首先要求他真实，要求他不怕生活，要求他生活里有什么就写什么，但写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得读者一笑，或是给我们一刹那的满足，而是为了使读者触摸到生活，触摸到生活中的一切脓疮和溃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在社会道德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环境之下，谁能说现实生活中没有象叶秀这样的“黑玫魂”？没有姓肖、姓许这样一些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引诱、污辱女性的令人发指的所谓“干部”？一朵玫瑰花，由“红”变“黑”，有它内在的因素，也有风雪袭击、病害虫蛀蚀等原因。叶秀何以变成为“金鸡”的“黑玫瑰”？姓肖姓许的“干部”为何要利用招工或别的什么“理由”来诱好少女？作者是不能负这个责任的。我以为，作者正是为了使读者触摸到生活中的“脓疮”和“溃疡”来展开《黑玫瑰》的故事情节的。 这篇作品在写法上使人感到不足的是，对流氓行径及诱好等情节描写得过于“逼真”，而对人物灵魂的解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又不够“逼真”，容易造成“给人一刹那的满足”的感觉。 （原载《贵州日报》1980年4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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