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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光荣而伟大的作家冯介先生正在写一篇故事的时候，门忽然开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他的哥哥的儿子。问了几句关于学校生活的话，他就拿了一本才出版的书给他的侄儿看。书名叫做《天鹅》，是他最得意的一部杰作。冯介先生的文章，在十年以前，已哄动全国。读了他的文章，没有一个不感动，惊异，赞叹，认为是中国最近的唯一的作家。代他发行著作的书店，只要在报纸上登一个预告，说冯介先生有一本书在印刷，预约的人便纷至沓来，到出书的那一天，拿了现钱来购买的人往往已买不到了。即如《天鹅》这本书，初版印了五千部，第三天就必须赶紧再版五千。许多杂志的编辑先生时常到他家里来谈天，若是发见了他在写小说，无论只写了一半或才开始，便先恳求他在那一个杂志上发表，并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费，免得后来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别的地方去发表。酷爱他的作品的读者屡次写信给他，恳求见他一面，从他那里出去便如受了神圣的洗礼，换了一个灵魂似的愉快。如其得到冯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便如得到了宝一般，觉得无上的光荣。 “小说应怎样着手写呢？叔叔？”沉没在惊羡里的他的侄儿敬谨而欢乐地接受了《天鹅》，这样的问。 这在冯介先生，已经听得多了。凡一般憧憬于著作的青年或初进的作家，常对他发这样的问话，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启发和指示。他的侄儿也已不止一次的这样问他。 听了这话，冯介先生常感觉一种苦恼，皱着眉头，冷冷的回答说，“随你自己的意思，喜欢怎样，就怎样着手。” 但这话显然是空泛的，不能满足问者的希冀。于是这一天他的侄儿又问了： “先想好了写，还是随写随想呢，叔叔？” “整个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才写。” “我有时愈写愈多，结果不能一贯，非常的散漫，这是什么原因呢？” “啊，作文法书上不是常常说，搜集材料之后，要整理，要删削，要像裁缝拿着剪刀似的，把无用的零碎边角剪去吗？” 于是他的年青的侄儿像有所醒悟似的，喜悦而且感激的走了出去。 但冯介先生烦恼了。他感觉到一种不堪言说的悲哀。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把这个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离开了美丽的安乐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既用毒药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无数的青年，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爱的侄儿，且把这毒药授给了他，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 这时，一幅险恶的悲哀的图画便突然高高地挂在光荣的作家的面前，箭似的刺他的眼，刺他的心，刺他的灵魂…… 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里读书。那时显现在他眼前的正是美丽的将来，绕围着的是愉快的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对于二切都模糊，朦胧。烦恼如浮云一般，即使有时他偶然的遇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迹的散去了。他自己也有一种梦想，正如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梦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为爱好文艺，多读了一点文学书，他有一天忽然兴致来了，提起笔写了一篇短短的故事。朋友们看了都说是很好的作品，可以发表出去，于是他便高兴地寄给了一家报馆。三天后，这篇故事发表了。相熟的人都对他说，他如果努力的写下去是极有希望的。过了不久，上海的某一种报纸而且将他的故事转载了出来。这使他非常的高兴，又信笔作了一篇寄去发表。这样的接连发表了四五篇，他得了许多朋友的惊异，赞赏。从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确有成就的希望，便愈加努力了。 然而美丽的花草有萎谢的时候，光辉的太阳有阴暗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能无外来的打击：为了不愿回家和一个不相爱不相熟的女子结婚，激起了父母极大的愤怒，立刻把他的经济的供给停止了。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地安心读书，不得不跑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教书。工作和烦恼占据着他，他便有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创作。 生活逼迫着他，常使他如游丝似的东飘西荡。一次，他穷得不堪时，忽然想起寄作品给某杂志是有稿费可得的，便写了几千字寄了去。不久，他果然收到了十几元钱。这样的三次五次，觉得也是一种于己于人两无损害的事情，又常常创作了。 有时，他觉得为了稿费而创作是不对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产物。为了稿费而创作，有点近于榨取。但有时他又觉得这话不完全合于事实。有好几篇小说，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样的开始，怎样的描写，用什么格调，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人物，怎样的结束，以及其他等等。动笔写，本是要有一贯的精神，特别的兴致的。现在把这种精神和兴致统辖在稿费的希望之下，也不能说写出来的一定不如因别的动机写出来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这样想，榨出来的作品比别的更好一点也说不定，因为那时有一种特别的环境，特别的压迫，特别的刺激和感触，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使作品更其生动有力。 但这种解释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强辩。编辑先生自从知道他创作是因了稿费，便对他冷淡了。读者，不愿再看他的小说了。稿子寄出去，起初是压着压着迟缓的发表，随后便老实退还了给他。 “这篇稿子太长了，我们登不下，”编辑先生常常这样的对他说，把稿子退还了给他。有时又这样说，“这篇太短了，过于简略。” 在读者的中间常常这样说，“冯介的小说受了S作者的影响，但又不是正统的传代者，所以不值得看。” 一次，一个朋友以玩笑而带讥刺的写信给他说，“你的作品好极了，但翻了一万八千里路的筋斗终于还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 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在报纸上批评说，“冯介的小说是在模仿N君！” 这种种的刺激使他感觉到一种耻辱，于是他搁笔不写了，虽然他觉得编辑先生的可笑，读者的浅薄。 二年后的一天，他在街上走，无意中遇见了一个久不相见的朋友。那个朋友到这里还只两月。他问了问冯介近来的生活之后，便请冯介给他自己主编的将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冯介告诉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表示不肯再执笔。 “读者的批评常是不对的，可以不必管它！至于文章的长短，我都发表，你尽管拿来。稿费从丰！”那个朋友说。 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感激从他的心底里涌了出来，他觉得这个朋友对于读者有特殊的眼光，对于他有热心扶助的诚意。这时他的生活正艰苦得厉害，便决计又开始创作了。 “别个的稿费须等登出来了以后才算给，但你，”那个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说，“我知道你很穷，今天便先给你带了回去。” “多谢你的帮助！”他接了稿费，屡屡这样的说。 但是编辑先生照例是很忙的。他拿了稿子去，以遇不着人，把稿子交给门房，空手回来的次数较多。回来后，他常写这样的信去： “好友，送上的稿子想已收到。我日来窘迫万状，恳你先把我的稿费算给我，以救燃眉。拜托拜托！” 有几次，不知是邮差送错了，还是那里的门房没有交进去，他等了好久终于没有接到回信。连连去了感激而又拜托的信，都没有消息。 “来信读悉，因忙，未能早复，请恕。弟与兄友谊至厚，今兄在患难中需弟帮助，弟安得不尽绵力。稿费容嘱会计课早日送奉可也。”有时编辑先生似乎特别闲空而且高兴，回信来了。 但会计课也是很忙的。接到通知后他们一时还无暇算他的稿费。稿费虽然只有十几元，然而除去标点符号和空白一字一字的数字数，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等待了几天，常使他又不得不亲自跑到会计课去查问。 “昨日已经叫收发课送去了。”会计先生回答说。 收发课同样是忙碌得非常。他们不管他正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的在那里等候，仍须迟缓几天。 这种情形使他感觉得烦恼，羞耻，侮辱。费尽了自己的脑和力及时间，写出来的东西，得到一点酬资，原是分内的事。但他却须对人家表示感激，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恳求，显出自己是一个穷迫可怜的动物。时时只听见人家恩惠的说，“你穷，你可怜，我救你！……”同时又仿佛听见人家威吓似的说，“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中！我要你活下去就活下去，要你死就死！……”即使是会计先生，收发课的人，或一个不重要的送信者，都可以昂然的对他表示这种骄傲，这种侮辱。他觉得卖稿子远不如在马路上的肩贩，客人要买什么货时，须得问问他的价钱，合便卖，不合便不卖，当场拿出现钱来，一面交出货去，各无恩怨的走散。只有稿子寄了去不能说一声要多少稿费，编辑先生收受了，还须对他表示感激。不收受，就把它捻做一团丢入字纸篓，不能说一句话，还须怪自己献丑。侥幸的给了稿费，无论一元钱一千字或五角钱一千字，随他们自己的意思，你都须感激。如果人家说，“你穷，我帮助你，收受你的稿子，给你稿费。”你就须感激，感激，而又感激！像被鞭挞的牛马对于宽恕它的主人一般，像他救了你一条命，恩谊如山一般…… 想着想着，他几乎又不愿再写小说了。然而，生活的压迫也正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如其他的平凡的人一般，他只得先来解决物质上的问题，忍垢含辱的依旧写些小说。 三年过去，他的小说集合起来竟有了厚厚的三本。他便决计去找书店印单行本。严密的重新检阅了几遍，他觉得也还不十分粗糙。在这些小说里面，他看见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快乐和痛苦，泪和血，人格与灵魂。 “无论人家怎样批评，只要我自己满意就是了。”他想着就开始去寻觅出版的书店。 S城的商业虽然繁盛，书店虽然多至数十家，但愿意给他印书的却不容易找到。书店的经理不是说资本缺乏，便是说经费支继。其实无非因为他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怕出版后销路不好罢了。 找了许多书店，稿子经过了许多商人的审查，搁了许多时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才被一家以提倡新文化为目的的书店留住。 “这部书销路好坏尚难预测，我们且印六百本看看再说。”这家书店的经理这样说。于是他才欣喜地满足地走了。 六个月后，这部书出版了。他所听见的批评倒也还好，这一来他很喜欢。 三个月后，忽然想到这部小说集的销路，便写信去同书店的经理。 “销路很坏，不知何日方能售完。……”回信这样说。 这使他非常的愤怒，对于读者，他眼看着一般研究性的或竟所谓淫书，或一些无聊的言情小说之类的书印了三千又三千，印了五千又五千，而对于他这部并不算过坏的文艺作品竟冷落到如此。 “没有眼睛的读者！”他常常气愤地说。 年节将近的一天，他正为着节关经费的问题向一个朋友借钱去回来，顺路走过这一家书店，便信步走了进去。 “啊，先生，你这部书销路非常之坏！”书店的经理先生劈头就是这一句话。 他阑珊地和经理先生谈了一些闲话，正想起身走时，忽然走进来一个提着黑色皮包的人。寒暄了几句，那个人便开开皮包，取出一大叠的揭单。一张一张的提给经理先生说，“这是《恋爱问题研究》的账，五千部，计……这是《性生活》的计，账……《恋爱信札》……《微风》……《萍踪》……《夜的》……” 正在果坐着想些别的事情的他，忽然模糊地听见“夜的”两字，他知道是算到自己的《夜的悲鸣》了，便不知不觉的抬起头来。同时，他看见经理先生伸出一只大的手，把账单很快的抢过去，匆促而不自然的截断印刷店里的收账员的话，说： “不必多说了！统统交给我罢！我明天仔细查对。” 在经理先生大的手指缝里，他明白地看见账单上这样的写着。 “一干五百本……” “哦！”他几乎惊异地叫了出来。 “年底各处的账款多吗？”经理先生一面问，一面很快的开开抽屉，把帐单往里面一塞，便得的又锁上了。 他回来后愤怒地想了又想，越想越气。这明明是书店作了弊，在那里哄骗他。本来印六百部就不近人情：排字好不容易，上版好不容易，印刷费愈印多愈上算，他印六百部价钱贵了许多，赚什么钱，开什么书店？ 他气愤愤地在家里坐了一会儿，又走了出去，想去质问书店。但走到半路上又折回了。他觉得商人是不易惹的。他存心偷印，你怎样也弄不过他。他可以把账单改换，可以另造一本假的账簿给你看，可以买通印刷所。你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钱！著作家，是一个穷光蛋！ 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委屈地把这怒气按捺下去，转一个方向，向他要版税。于是他就很和气地写了一封信去。 “《夜的悲鸣》销路不好，到现在只卖去了一百多本，还都不是现款。年内和各店结清了账目，收到书款后，照本店的定例，明年正月才能付先生的版税。……”回信这样说。 “照本店的定例！”他觉得捧出这种法律似的定例来又是没有办法的了，虽然在事实或理论上讲不通，著作家也要过年节，也要付欠账，也要吃饭！于是他又只好转一个方向，写一封信向经理先生讲人情了： “年关紧迫，我穷得不得了，务请特别帮我一个忙，把已售出去的一百多本书的版税算给我，作为借款，年外揭账时扣下，拜恳拜恳！……” 这样的信写了去，等了四五天终于没有回信。于是他觉得只有亲自去找经理先生。但年关在即，经理先生显然是很忙的。他去了几次，店里的伙计都回说不在家。最后，他便留了一个条子： “前信想已收到……好在数目不大……如蒙帮忙，真比什么还感激！……” 又等了三四天，回信来了。那是别一个人所写的，经理先生只亲笔签了一个名字。然而他说得比谁还慷慨，比谁还穷： “可以帮忙的时候，我没有不尽力帮忙。如在平时，即使先生要再多借一点也可以。但现在过年节的时候，我们各处的账款都收不拢来，各处的欠款又必须去付清。照现在的预算，我们年内还缺少约一万元之谱。先生之款实难如命……” 这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你对他再说得恳切一点，或甚至磕几十个响头，眼见得也是没有效力的了！ 艰苦地挨过了年关，等了又等，催了又催，有一天版税总算到了手。精明的会计先生开了一张单子，连二百十一本的“一”字都不曾忽略，而每册定价五角，值百抽十二，共计版税洋十二元六角六分的“六分”也还不曾抹去。 对着这十二元六角六分，他只会发气。版税抽得这样的少，他连听也不曾听见过！怪不得商人都可以吃得大腹便便，原来他们的滋养品就是用欺诈、掠夺而来的他人的生命！在编辑先生和书店经理先生的重重压迫之下，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蠕虫或比蠕虫还可怜的动物。无论受着如何的打击，他至多只能缩一缩身子。有时这打击重一点，连缩一缩身子也不可能，就完结了。 他灰心而且失望的，又委屈地受了其他经理先生的欺侮，勉勉强强又把第二集第三集的小说都出了版。 一年后，暴风雨过去了。在他命运的路上渐渐开了一些美丽的花：有几种刊物上，常有称赞他的小说的文章，有几个编辑先生渐渐来请他做文章，书店的经理也问他要书稿了。 在狂热的称赞和惊异中，他不知怎的竟在二年后变成了一个人人钦仰的作家。好几篇文章，在他觉得是没有什么精彩的，编辑先生却把它们登在第一篇，用极大的字印了出来。甚至一点无聊的随感、笔记，都成了编辑先生的宝贵的材料，读者的贵重的读物。无论何种刊物上，只要有“冯介”两个字出现，它的销路便变成惊人的大。有许多预备捻做一圈，塞入字纸篓的稿子，经理先生把它从满被着灰尘的旧稿中找了出来，要拿去出版。五六万字的稿子，二个礼拜后就变成了一部美丽的精致的书。版税突升到值百抽二十五。杂志或报纸上发表的稿费，每千字总在五元以上，编辑先生亲自送了来，还说太微薄，对不起。 这在有些人确是一件愉快、不堪言说的光荣的事情。但在他，却愈觉得无味，耻辱，下贱。作品还未曾为人所欢迎的时候，一脚把你踢开，如踢街上颠蹶地徘徊着的癫狗一般。这时，你出了名，便都露着谦恭、钦敬的容貌，甜美如妓女卖淫一般的言笑着，竭力拉你过去。利用纯洁的青年的心的弱点，把你装饰成一个偶像，做刊物或书店的招牌，好从中取利…… “这篇文章须得给五十元稿费！”一次，他对一个编辑先生说。这是他在愤怒中一个复仇的计策。这篇稿子连空白算在里面，恐怕也只有三千字左右。 “哦哦！不多，不多！”编辑先生居然拿着稿子走了，一面还露出欢喜与感激。 当天下午，他竟出人意外的收到了六十元稿费，一页信，表示感激与光荣。 “兹有新着小说稿二部，约计七万字，招书店承印发行。谁出得版税最多的，给谁出版。”有一天又想到了一个复仇的计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投标的广告。 三天内果然来了一百多名经理先生，他们的标价由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五。 痛快了一阵，他又觉得索然无味了。商人终于是商人。欺骗，无耻，卑贱，原是他们的护身法宝。怎样的作弄他们，也是无用的。而这样一来，也徒然表现自己和他们一样的卑贱而已。过去的委屈，羞耻，羞辱，尽可以释然。这在人生的路上，原是随处可以遇着的。 但是，著作的生活到底于自己有什么利益呢，除去了这些过去的痕迹？他沉思起来，感觉到非常的苦恼。 自从开始著作以来，他几乎整个的沉埋在沉思和观察里。思想和眼光如用锉刀不断地锉着一般，一天比一天锐敏起来。人事的平常的变动在他在在都有可注意的地方。在人家真诚的背后，他常常看见了虚伪；在天真的背后，他看见了狡诈；在谦恭的背后，他看见了狠毒；在欢乐的背后，他发现了苦恼；在忧郁的背后，他发现了悲哀。这种种在平常的时候都可以像浮云似的不留痕迹地过去，像无知的小孩不知道世界的大小，人间的欢恼，流水自流水，落花自落花一般，现在他都敏锐地深刻地看见了隐藏在深的内部的秘密。从这里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幼年时的憧憬与梦想都已消散。前途一团的漆黑。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伟大的自我？他终于寻不出来。他虽活着，已等于自杀。像这样的思想，远不如一个愚蒙的村夫，无知无识的做着发财的梦，名誉的梦，信托着泥塑木雕的神像，挣扎着谋现在或未来的幸福。…… 自己不必管了，他想，譬如短命而死，譬如疾病而死，譬如因一种不测的灾祸而死，如为水灾，火灾，兵灾，或平白地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然而，作品于读者有什么益处呢？给了他们一点什么？安慰吗？他们自己尽有安慰的朋友，东西！希望吗？骗人而已！等到失了望，比你没有给他们希望时还痛苦！指示他们人生的路吗？这样渺茫，分歧的前途，谁也不知道哪里是幸福，哪里是不幸，你自己觉得是幸福的，在别人安知就不是不幸？想告诉他们以世界的真相和秘密吗？这该诅咒的世界，还是让他们不了解，模模糊糊的好！想讽刺一些坏的人，希望他们转变过来吗？痴想！他们即使看了，也是一阵微风似的过去了！想对读者诉说一点人间的忧抑，苦恼，悲哀吗？何苦把你自己的毒药送给别人！…… 伟大而光荣的作家冯介先生想到这里，翻开几本自己的著作来看，只看见字里行间充满着自己的点点的泪和血；无边的苦恼与悲哀：罪恶的结晶，戕害青年的毒药…… 点起火柴，他烧掉了桌上尚未完工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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